她
创造世界记录:一年内为三个诺贝尔奖打下关键基础,迄今无人打破;
她研究生一年级做出以上重要工作;
她家出产的女性物理奖、化学奖次数比全世界其他女性加起来还多一个;
她一家5人去领过诺贝尔奖。
写完了超男研究生,得写超女研究生。
她就是居里夫人。
这是我第五次写到居里夫人,一方面是她突出,一方面是关于她的资料,远多于其他女科学家的资料,所以容易写。
居里夫人1897年到1898年念研究生一年级。开始做研究前,她生了长女爱琳,爱琳1935年获诺贝尔奖。居里夫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奠定了自己两次诺贝尔奖的基础,发现了钋和镭的原材料,提出了放射性的概念。
所以说,她研一时,奠定了三个诺贝尔奖:自己两个(其中一个附带丈夫),还生了一个得奖的女儿。
要论工作重要性,爱因斯坦一年的工作可以得三个,但是没有得,所以,世界记录是居里夫人。
1903年,居里夫人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不久,同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全世界女性共获两次物理奖,居里家占一半。
全世界女性获三次化学奖,居里家占三分之二(居里夫人,1911年的化学奖,她女儿1935年)。
《居里夫人》的作者、居里夫人的次女伊婺,到2007年102岁高龄时去世,她的美国丈夫代表获奖组织领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居里夫人常常是中小学老师和社会用来鼓励女性的典故。
我也写过好几次(见附件,其中第4篇,以前忘记了集中到博客中)。不过我希望让人意识到,居里夫人非常没有代表性。她的记录一百多年没有人能接近。所以,只能当故事。要是做榜样,会累坏很多人。
居里一家领诺贝尔奖的次数多,他们的工作重要、质量高,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不能说是科学中最有创造性的那种,特别是和他们同时代的伟大物理学家们的工作相比。
细节见以前的文章(其中博客漏了1996年的《居里夫人:光荣背后的辛酸》,附在本文后):
4)《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106-109页
居里夫人:光荣背后的辛酸
饶毅
作为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因为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她的典范激励了很多人。很多人在儿童时代就听到她的故事,但得到的多是一个简化和不完整的印象。世人对居里夫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其次女在1937年出版的传记《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所影响。这本书美化了居里夫人的生活,把她一生所遇到的曲折都平淡处理了。美国传记女作家苏珊•昆(Susan Quinn)花了七年时间,收集包括居里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没有公开的日记和传记资料。于1996出版了一本新书:《玛丽亚• 居里:一生》(Maria Curie: A Life),为她艰苦、辛酸和奋斗的生命历程描绘了一幅更详细和深入的图像。
生平经历
如果只看简历,很容易使人觉得玛丽亚•居里只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科学家。她于1867年11月在波兰华沙出生,有一兄三姊,父母亲都是教师。她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其后当了几年家庭教师,于1891年到法团巴黎大学索邦分校(Sorbonne)接受大学教育,1894年毕业,获得数学和物理两张证书。1895年,她与任教于巴黎市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1897年秋长女伊伦(Irène)出生。此前。她跟索邦的李普曼(Gabriel Lippman)做磁学研究,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时,为了博士学位论文作准备,她开始在皮埃尔的实验室进行新课题,皮埃尔很快加入了妻子的工作。他们的实验笔记从1897年12月6日开始,到1898年2月17日记录第一次观察到新的放射性元素钋(polonium) 为止。经过几个月的追踪和分析,他们在1898年7月18日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宣读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元素钋、二是放射性」(radioactivity)这个概念。钋的纯化和另一新元素镭的分离等现象的发现,对化学研究有很大刺激;而放射性研究,则是物质本质研究的突破性发现。1903年6月,居里夫人通过论文答辩,获颁物理科学博士。11月初居里夫妇获颁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章(Humphrey Davy Medal);11月中旬更获悉与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最高荣誉,以表彰他们对放射性现象的研究。1905年他们的次女伊芙(Eve)出生。1906年皮埃尔去世。1911年居里夫人获诺贝尔化学奖。表彰她发现钋和镭。1934年居里夫人去世。1935年她的长女伊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科学发现,居里夫人在世时就知道了)。1937年次女出版的《居里夫人》,成为风靡全球的一本传记。
如果只以事业的成就来衡量,人们容易认为居里夫人一生十分幸福。她创了两个记录:同一家庭中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最多,以及个人拿了两个诺贝尔奖。但事业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套入“才能、努力和机遇”的公式,否则个人独特的个性和遭遇就会被淹没了。读苏珊•昆的新书,我们可以看到居里夫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她面对许多常人会遇到的逆境,从中我们也能看见居里夫人的个性。
家庭生活
居里夫人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婚前,婚姻阶段,和皮埃尔去世以后。
玛丽亚幼年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但童年并不太幸福。她母亲自1871年起就患肺结核,长期在外疗养,在她10岁时便去世,她的大姐则因伤寒也在这以前一年去世。她的父亲在她6岁时失去学校教职,只好把家变成寄宿学校招收学生,这对她的家庭生活有一定影响。当时波兰为俄国占领,规定教师只能用俄文上课。波兰老师不理禁令,平日仍用波兰文授课、照教波兰历史;当俄国督学来抽查时,才又改成俄语。像玛丽亚这类优秀学生,常在这种情况下被选派背诵俄文给检查人员听。这样的学校生活,增加了当时学生的精神负担。
中学毕业后,玛丽亚面临女子的抉择:嫁人还是发展自己的事业。她在当家庭教师时曾与其中一家的长子恋爱了几年。后来因男方的父亲嫌她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而告吹,这事对她造成一定打击。
至于皮埃尔,则是她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经人介绍认识的。皮埃尔比她大9岁 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但他们的结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这不光是因为科研合作,更由于他们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常常举家度假。即使在1898年夏天研究工作最吃紧的时候,也有好几个月离开实验室。在家,居里夫人管家务:她从结婚起便把家庭账目记在一个本子上;此外她还为两个女儿的成长做笔记。而最能反映这段婚姻的幸福的,是皮埃尔去世对居里夫人的打击。皮埃尔被马车撞死後,居里夫人有一年天天给他写发不出去的信!
皮埃尔去世后,长女正值学龄期,居里夫人组织了几位不满当时“重文轻理”教育体系的科学家,办了一所流动家庭学校,由家长轮流教授数、理、化等科目,这样坚持了两年。大约1910年左右,居里夫人开始与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相恋。郎之万是居里夫妇的朋友,以前是皮埃尔的学生。他当时已婚并有两个儿子,但婚姻很不愉快,妻子和岳家经常跟他吵闹,甚至动手厮打。玛丽亚与郎之万的爱情发展到她表示愿与郎之万共建新生活。可是,1911年,郎之万夫人截获了两人的信件并将之公开,法国舆论因此大哗,攻击玛丽亚拆散别人的美好家庭;说是女强人欺侮贤妻良母,外国女人破坏法国社会价值(在颂扬居里夫人时,她就不是波兰人而是法国人了)。整个事件闹得很厉害,郎之万甚至为此与人决斗。最后,郎之万回到妻子身边,而玛丽亚也就终身为居里夫人了。
社会的认可
虽然居里夫妇对科学有重要贡献,但法国科学界和社会却并不那么接受他们。
皮埃尔从小性格孤僻,家庭不属“上流社会”,上的学校也不是顶尖的,所得教职只是在物理化学学院而不是邻近的名牌大学索邦。1898和1902年,皮埃尔两次争取索邦教职未成;1902年争取进入法国科学院未果,直到 1905年才遂其愿。
至於居里夫人,则终身未能进入法国科学院。1910年她被提名进入科学院,瞬间成了全法国的争论中心:女性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大报小报、各派人士各有观点;科学院的表决成为大众注视的焦点。最终,她以28票对30票败给另一科学家。从此她未再参选。直至五十多年后,她的一个女学生才成为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
居里夫人早年任教女子师范学校,一直到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后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皮埃尔死后,索邦将他的实验室(他自己是在得奖后才为索邦所接纳的)交给居里夫人,却没有把皮埃尔原有的教席头衔给她。
居里夫人两次获诺贝尔奖的过程也都十分曲折。1903年的奖,她没有被正式提名。当时的提名信是说皮埃尔•居里和贝克勒尔合作无间,所以应该一起获奖。事实上,皮埃尔一直讨厌贝克勒尔,他们从来没有合作过,贝克勒尔本人是单独工作的。一位瑞典数学家把提名信的内容告知皮埃尔。他因此给瑞典科学院写信,要求与居里夫人共同提名,但这并不能算作正式提名信。结果瑞典科学院只有用1902年一位法国医学科学院病理学家已稍为过期的提名顶替,居里夫人才因此成为三位得奖者之—。但是,瑞典科学院只请皮埃尔作学术报告,而没请居里夫人。
居里夫妇在1903年得奖后。社会舆论始终把居里夫人放在从属地位,说她是丈夫的好助手,“他动脑”、“她动手”。其实二人之中,皮埃尔较喜欢动手,而居里夫人在理论性的学科思考上则较突出。在发现放射性元素的过程中,他们合作无间,各有贡献。但是,舆论界执意把居里夫人描绘成配角。有一家报纸在皮埃尔当选院士后,发表了一篇居里夫人“访问记”,称她为丈夫的成功而高兴,而且宣称女子的唯一心愿就是帮助丈夫工作。这个报导第二天就被居里夫人否认,她投信报社表示从未与该报任何人谈过话,也从未对任何人表达过所报导的意思。
居里夫人第二次得奖时正好遇上郎之万事件,法国报刊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但没有任何人能出示直接证据。1911年11月7日,路透社报导该年化学奖授予居里夫人。11月23日,郎之万夫人通过其兄在报上发表居里夫人给郎之万的情书。信件公开后,瑞典科学院著名物理化学家Svante A. Arrhenius竟然写信给居里夫人,要她给瑞典科学院发信表示不愿领奖。居里夫人为此受很大伤害,但她拒绝了强加于她的“辞呈”,并回复阿氏:科学和个人生活没有关系,我将依我的信念行事。1911年12月11日和12日,居里夫人到斯得哥尔摩领第二次诺贝尔奖,并作第一次诺贝尔报告。
从苏珊•昆的这本新书可以看到,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同样会遇到常人的烦恼,而且这些烦恼在公众人物身上往往被放大。近年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加强了分析性,老式的“英雄”、“魔鬼”脸谱被一一修改。其实,一个有血有肉、能被大众理解的人,有着超乎寻常的功业或劣迹,不是更容易引起思考吗?
接触过各种“英雄史”的人,常常发现在现实中找不到书中人物,一种反应是迷惘,另一种反应是失望。也许,历史人物并没有象有些“历史”书所载的那样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