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演变

内容摘要:冷战初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实行单方面的核保密政策到推动实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转变。而今天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与论文对冷战初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因此，论文对冷战初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剖析了其出台的动因与企图，总结了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并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对今天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麦克马洪法”；“和平原子能”计划；“1954年原子能法”；“多边核力量”计划

近几年来，随着地区核问题和核恐怖主义凸显，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目前世界上的首要核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对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努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考察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变化轨迹，以及此种政策演变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美国防扩散政策的状态。

一、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演变

1945—1960年间，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美国与英国、加拿大核合作基础上的核保密政策到美国实行单方面核保密政策再到美国推行“和平原子能”计划时的既有与其他国家的核合作又对这一合作有所控制的核不扩散政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标志性事件：其一，1946年8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名为《麦克马洪法》的原子能法；其二，1953年12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和平原子能”的演讲。以这两大标志性事件为分水岭，1945—1960年间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麦克马洪法》出台之前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第二阶段，从《麦克马洪法》出台后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题为“和平原子能”的演讲之前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第三阶段，艾森豪威尔发表“和平原子能”演讲之后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1．从二战结束到美国《麦克马洪法》出台之前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在这一阶段内，美国所推行的是在核武器研发上与英国、加拿大合作而对其他国家保密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且一直延续到1946年《麦克马洪法》的出台。早在1943年8月1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进行的美英首脑会议上，美英两国就根据双方在会议上签署的“在原子能研究和发展上合作的协议条款”②，决定在原子弹研发方面进行合作。1944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纽约海德公园又同意两国在发展用于军事和商业目的的原子能方面的全面合作在击败日本后应当继续下去，直到通过双边协议终止为止。③在美国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除了人员与技术的合作外，美国和英国的核合作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核开发政策的协调。1942年9月1日，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署署长万尼瓦尔·布什在其致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的信中，就请安德森派特使到华盛顿来讨论“在这项重要的事业中充分利用两国科学资源的最佳方法”。①美英两国还根据它们在魁北克首脑会议上达成的核合作协议，成立了联合政策委员会②，以加强它们在核合作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其二，美英共同垄断世界上的一些重要铀矿资源。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了美英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合作控制铀和钍矿资源的托管协议和声明。②1945年3月8日，在经过充分讨论后，美英联合政策委员会同意：（1）起草一个美国与巴西政府之间的协议草案，规定在未与美国政府磋商的情况下，巴西不得把含钍矿砂出口到任何别的国家；（2）对荷属东印度钍矿储存进行评估，如果那儿的钍矿资源具有重大开发价值，联合政策委员会就应和荷兰政府进行谈判，以取得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控制。③美国与巴西政府达成的加强对巴西钍矿资源控制的正式协议则于1945年7月6日达成。④此外，美国和英国还加强了对瑞典铀矿资源的控制。这样，美国就通过对世界重要核资源的控制为自己在战后世界上的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从物质上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与英国、加拿大进行核合作的同时，为了防止原子弹情报泄露给德国或是苏联等，它们决定还对原子弹制造技术和所使用的核材料实行严格保密的政策。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和英国决定，“除非经过双方同意，否则两国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与第三方分享与原子弹有关的情报。④除了英国和加拿大这两个盟友外，其他的国家，即使是美国的战时盟国，也不能分享美国的核情报。1945年1月22日，在讨论法国所提出的参与美英原子能研究计划的要求时，美英联合政策委员会认为，当时与法国进行的有关专利权的谈判包含着严重的核秘密泄露的危险，有可能会对美英的现行核合作造成破坏，与法国进行有关它参与美英原子能研究计划的任何深入讨论从安全角度来讲都是不受欢迎的，①从而拒绝了法国的请求。二战结束后，维护美国的尔后垄断地位成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重中之重，而苏联则成为美国核保密政策的重点防范对象，因而美国继续与英国一起努力防止核原子弹情报泄露给苏联。1945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纽约发表“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12条”的演说中，竟然宣称：“原子弹这一破坏力量保持在我们手中是一种神圣的托付。”同年1月初，杜鲁门同加拿大首相马肯济·金和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时，又再一次声明，原子弹的首创权应属于“掌握了原子弹基本知识的三国”。①

2．《麦克马洪法》出台后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原子能”的演讲之前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此间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发生重要变化，即由前一阶段英美核合作基础的核保密政策转变为美国单方面进行核保密的政策。美国这一政策出台的标志就是美国国会于1946年8月1日通过了名为《麦克马洪法》的原子能法。它规定，直到“预防原子能用于摧毁性目的”的国际预防性措施制定出来前，“不得与其他国家进行有关工业用原子能技术的交流”。④《麦克马洪法》还对泄露原子能情报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⑤这个法令的出台意味着美国甚至不再与其在核研究上最亲密的战时伙伴英国继续进行核合作，美国实际上是抛弃了在魁北克首脑会议上英美达成的有关核合作的《魁北克协议》。而美国的这种单方面核保密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核垄断政策，即通过把国内核活动置于美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和拒绝对外核技术输出来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

美国在推行单方面核保密政策同时，还力图推动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对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实行国际控制。1945年3月15日，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就和罗斯福总统谈到有必要在美国内部就原子能在战后的两种前途——（a）美国和英国通过核保密来对原子能进行控制；（b）在科学交流和接触方式自由的基础上实行国际控制——之间做出决断。⑥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原子弹秘密的暴露。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也加快了原子能技术开发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快了推动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步伐。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10月3日递交给美国国会的关于原子能的咨文中就提出了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问题。咨文中说：“与在国内事务中一样，原子能的释放在国际关系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具有非凡革命意义的力量，以至于不能再在旧概念的框框里思考问题。我们不能再依赖于缓慢的时间推移去发展国家间的控制计划，国民要求我们要在尽早的时间里控制这种旨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力量。文明的希望在于做出国际安排。”①

1946年6月14日，美国代表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美国关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巴鲁克计划》。《巴鲁克计划》的基本内容是设想成立一个“国际原子能发展权威机构”，它除了控制核材料外，还控制所有的核活动，而且有权视察和批准建立其他所有的核设施。④在1946年6月19日举行的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安德烈·基罗米柯提交了苏联的原子能控制计划，它呼吁达成一个“禁止在使用原子能的基础上生产和使用武器”的国际协定。为此目的，协定的参与方应该承担下面的义务：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核武器；2、禁止生产和储存核武器；3、在协定生效后的三个月内，销毁所有储存的原子能武器，而不管它们已经制造完成还是未制造完成。⑤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核心分歧就是美国要先建立国际原子能发展权威机构，再谈核武器销毁，而苏联坚持先销毁核武器再谈建立国际原子能发展权威机构。

从美国提出《巴鲁克计划》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苏联围绕《巴鲁克计划》在联合国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以下几点：“否决权”问题；国际原子能权威机构对所有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所有权问题；确保核控制协定的签约国遵守核控制承诺预防手段的限度问题；在国际原子能发展权威机构和民族国家在核研究各自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在原子能国际控制的阶段和时间选择上的分歧。由于和苏联的立场差距过大，美国关于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苏联与美国在联合国围绕美国提出的《巴鲁克计划》所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它们在原子能和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控制和反控制之争。美国关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政策尽管表面上看上去与美国的核保密政策有所矛盾，但实际上它们的本质都在于维护美国在核垄断地位。核保密政策是为了防止美国核技术外泄，而实行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则是为了应付其他国家也开始不断开发原子能的新形势，是限制别的国家核技术发展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美国和其盟国在联合国的多数席位把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原子能发展的命脉掌握在美国手里，以限制它们的核开发活动，从而维护美国的核垄断。

在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则采取了单方面的核保密政策。苏联则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1949年苏联的核实验宣告了美国核垄断的结束。④

3．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原子能”的演讲到1960年12月美国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时的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到了1953年，在核不扩散方面，美国单方面的核保密政策已经明显出现了失败的迹象。苏联和英国已经先后于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核武器实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另外，法国和荷兰的民用核项目也有了很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又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前一阶段实行单方面的核保密政策转变为既与其他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又对这些合作有所控制的政策。1953年12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和平原子能”的演讲，提出与其他国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上进行合作。①美国提出的“和平原子能”计划把核合作与核技术保密及拒绝转让结合起来，实际上，这是是一种介于“麦克马洪法”与“巴鲁克计划”之间的核不扩散政策。

为了执行“和平原子能”计划，美国在其国内外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国内，1953年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1/1号文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同意与北约盟国进行核合作。②随后，美国会于1955年通过了“1954年原子能法”，对1946年的“麦克马洪法”做了修改，允许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核研究和能源项目上进行合作，取消了美国政府对核技术的垄断。②这个《原子能法》修正案允许美国对其北约盟国转让美国核防御计划的情报、初步的核武器知识和培训北约盟国人员操作美国的核武器等。④在美国国外，1955年3月2日，北大西洋理事会批准了一个美国与北约包括原子情报转让在内的合作协议。1955年4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在他提交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核准了这份协议，它随后也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⑤1955年6月15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美国与英国、加拿大进行民用核技术合作的双边协议，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也在同一天签署了这一协议。⑥在1956-1962年间，美国通过和平原子能计划为26个国家（其中包括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研究性反应堆、培训和裂变材料。①

鉴于核武器扩散的巨大危险性，美国与盟国的核合作又是有所限制的合作，即这一合作以不能进行核扩散为原则。美国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和平原子能合作与核不扩散的联系是以对核援助国的影响和对核受援国的动机的设想为前提的。为了换取核援助国所提供的核技术和核材料，核受援国确保将它们用于和平用途并接受核援助国用来监督它们遵守其将核援助国所提供的核技术和核材料用于和平用途的承诺的核安全保证条款。实际上，这样的核交易为合作双方都规定了限度。如果不要求核受援国做出核不扩散保证的话，核援助国的核合作行为也会受到限制。非常重要的是，在核合作涉及核浓缩技术时，美国将继续执行核保密政策。这一政策有助于使核燃料循环的国际分野固定化，这就从两个方面给和平原子能体系提供了安全保证，—方面，延迟了核浓缩技术的传播，另一方面，加强了美国相对于使用轻水反应堆国家的优势地位，因为美国是低浓缩铀的唯一供应者。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核合作和它对核技术保密以及拒绝转让相互结合，一个生动体现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60年12月提出的欧洲“多边核力量”（MLF）计划。多边核力量计划包括成立一个装备有“北极星”导弹的水面舰队，而导弹的核弹头则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导弹的使用和部署则要由那些想参加多边核力量并承担建设费用的北约成员国密切和持续的磋商来决定。⑤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与盟国进行核合作的另一局限在于，这一合作不能动摇美国对核武器的最终控制权，美国从来都没有把核弹头的控制权移交给别的国家。在北约内部，美国也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程序确保美国部署在别国土地上的数千件核武器的最终使用权要由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美国还拒绝了北约盟国出于对美国安全保证的担心而提出的与美国分享核武器的控制权的请求。

虽然美国决定与盟国进行核合作，但由于它们各有企图，而且还存在着原子能发展方面的限制和反限制之争，所以它们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核合作进展缓慢，双方为此而开展的双方谈判也进展缓慢。对此，当英国首相丘吉尔出席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时，就提出了美英交流原子能信息的问题。他认为，从英国的立场上来看，美英进行的这种核合作的情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⑧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于1955年3月3日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他解释了美国与英国进行的核合作谈判进展缓慢的原因，“英国的人事部门安全体制存在不足，在英国原子能部门工作的许多人员是经过比我们的安全审查标准要低得多的标准就获得了安全证明书，而他们会接触我们将要转让给英国的核技术”。①先进核技术泄露和苏联的工业间谍活动的担心成了美国与英国核合作态度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保持美国在核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是美国考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当然，美国与其盟国的核合作不可能不蕴涵着核扩散的风险。美国的这一政策在无核国家的核武器开发的政治和安全动机都超过市场逻辑的地方，美国的“和平原子能计划”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法国就决定不冒险把自己的核军事技术发展建立在依赖外国核燃料的基础上，而是发展了自己的国家浓缩铀工厂。②与此同时，由于在核交易中所采取的核安全保证措施并不能涵盖20世纪50年代全球所有的核交易。美国和平原子能计划也就不可避免地为核扩散埋下了种子。

二、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动因与企图

在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不同发展阶段，美国所执行的核不扩散政策的动因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在《麦克马洪法》出台之前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发展的第一阶段，美国罗斯福政府之所以与英国、加拿大进行核开发合作并对其他国家核保密，美国首要的动机在于利用英国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加快美国原子弹的研制速度，以便抢在德国前面制造出原子弹。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认为，“除非美国人和英国人团结一致，否则，德国人或俄国人可能会在研制用来进行国际讹诈的武器的竞赛方面赢得胜利。”①美国认为，如果它能在二战结束之前及时制造出原子弹，自己就可以垄断原子弹以利用它对德国和日本实行核威慑并寻求用它来缩短战争进程。其次，美国与英国进行核合作也符合英国当时的愿望。在二战中，英国自身的经济和技术由于战争的消耗已经变得十分薄弱，根本不具备独立开发核武器的基本条件。因此，英国也乐于与美国进行核合作，以便使自己能够同美国分享原子弹的技术情报。同时，英国也非常清楚原子弹在战时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意义，英国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开发核武器以便能在二战结束时能够利用它来继续维护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对付来自于苏联的威胁。再次，原子弹在美国二战结束前后的全球战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全球战略就在于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谋求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这样，对美国来说，原子弹就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在战时使用的武器了，它还是美国与其可能的竞争对手争夺战后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美国和英国、加拿大合作快速研发出原子弹，美国就可以在二战后用原子弹作为后盾来威慑其可能的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对手苏联等国，从而保持美国在战后世界上的霸主地位。1945年4月25日，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曼哈顿工程（原子弹研究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提交给杜鲁门总统两份备忘录，其中的一份就指出了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⑦1945年9月11日，史汀生在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原子弹的出现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激发了巨大的军事和甚至更大的政治利益。在一个对权力非常敏感的世界里，这种武器的引入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个地方的政治考量。原子弹的使用被世界认为是美国创造和生产能力的结果，我认为这个因素是我们的提议能被苏联所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杠杆”。⑧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和苏联也由二战时的盟国逐渐转变为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对手。美国由于率先在世界上研制出了核武器，它的核垄断地位也使它获得一种讹诈和威慑其竞争对手苏联的重要手段。原子弹开始被美国看作其对苏联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重要后盾。

在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发展的第二阶段，美国之所以积极推行单方面的核保密政策，并力图实现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动因：

1、限制其他国家核开发步伐，力图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鉴于核武器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为了维持和确立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苏联也加快了核武研发的步伐。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1945年9月11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可以肯定，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原子弹的强烈愿望。除非我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对原子武器进行国际控制，否则我们不得不维持美英同盟以与拥有这种武器的苏联对抗。而这样一种形势肯定会刺激苏联狂热发展核武器”。⑤1945年9月25日，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也指出，“如果我们在发展原子能方面继续维持这种排斥性政策，在怀疑和抱有敌意的气氛中，苏联将会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发以挽回自己在国际舞台中的名望”。①代理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9月26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最权威的核武器专家向史汀生部长建议说，他们对苏联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在4—20年内生产出核武器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际政策的指导方针……”②另外，英国虽然在二战中遭到了极大削弱，但它仍然力图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所以英国开始独立研制核武器。因此，在推行核保密政策同时，利用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实行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限制别国的核武开发也是美国维护其核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2、确立美国在原子能领域和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对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国际社会对于具有核能力的国家为了军事用途而生产原子弹，没有现实的视察和控制制度。而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对原子能进行有效管制的话，又会导致核军备竞赛，所以国际社会仍需要为建立这样的监管制度而继续努力；（2）美国在实行原子武器的国际控制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只要美国是实际拥有原子弹的唯一国家和在原子能领域最先进的国家，它就很有优势来发挥这种领导作用。而美国的这种优势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的。因此，在其他的国家开发出核武器之前，必须在美国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来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④1945年8月9日，杜鲁门在一篇主要就波茨坦会议所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放松对原子弹的管制是一件过于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这种新武器的托管人……”②，十分清楚表露了美国的这一企图。在这里，美国把维护自己在原子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看成了实现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3、力图把核军备竞赛消灭在萌芽状态。1945年8月9日，杜鲁门在一次主要就波茨坦会议所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原子弹太危险，故而在一个没有法律控制的世界里，放松对它的管制是一件过于危险的事情。”②9月25日，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他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寻找进行科技知识交流的方法和条件并寻求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以避免导致相互毁灭的核竞赛”。他还认为，“我们所掌握的核技术并不是我们独自享有的秘密，别的国家一旦掌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遭受对手使用核武器对我们所进行的攻击；如果爆发核战争，将不会有胜利的一方，可能也不会有文明幸存下来，在这样一场军备竞赛中取得上风还不如不进行竞赛”。③代理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9月26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最权威的核武器制造专家还向史汀生部长建议说，如果核军备竞赛持续下去，就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而这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如果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他们的结论就使得对控制原子弹做出国际安排非常迫切”。④由此可见，美国寻求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核武器的出现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保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

4、防止核武器和核技术的扩散。在当时，美国认为，由于国际社会对于核武器的使用缺乏预防手段，也没有国家能实现对核武器的垄断，所以实行核合作和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是消除其破坏性作用的有效手段。例如，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里就指出：（1）核武器用作战争手段和战争实践使人类掌握了迄今人类所未知的摧毁性手段，而对此却没有充足的军事防御措施，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垄断它的使用；（2）国际社会对于侵略成性的国家研制生产核武器也没有有效的预防体系；（3）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的科学知识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我们希望人类不时获得的具有同样性质的更多的原子能知识也能得到同样处理；（4）一旦能够防止原子能的破坏作用的有效而又切实可行的核预防措施制定出来，我们就准备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分享与原子能的实际工业应用有关的详尽信息。为了获得最有效的手段以完全消除原子能的破坏性应用和促进它为了工业目的和造福人类的目的而得以广泛使用，我们建议尽快在联合国下面设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③

在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第三个阶段，美国之所以提出“和平原子能”计划，推动自己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其盟国的核合作，首先是为了和苏联等其他国家争夺核市场。1946年的《麦克马洪法》阻碍了美国进入正在迅速成长的国际核市场，而苏联和英国则已开始扩大自己在核市场上的影响。因此，出于担心苏联和英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核援助的主要提供者的考虑，美国对它的核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用“和平原子能计划”取代了以《麦克马洪法》为标志的核保密政策。在计划提出后，美国利用它对核燃料供应的控制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培育并迅速支配了世界核市场。在从1956-1959年间的仅仅三年时间里，美国就与40个国家签订了核合作协议。②其次，保持美国原子能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认为，“世界对美国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上的领导地位的认同有可能因为苏联或英国在近期的活动所改变。为了保持美国在原子能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加快原子能和平利用项目的发展和在国际领域尽早开始实质性的行动，就显得很重要。”③再次，与苏联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政府认为，“苏联不仅把原子能最大限度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而且把它作为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政治和心理措施。如果美国不能从政治和心理上利用它在原子能方面的潜在优势的话，苏联就会在与美国进行的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赢得优势。”④出于担心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核援助的主要提供者，美国对它的核不扩散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②，用和平原子能计划代替了单方面核保密政策。第四，推动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的核合作，有利于加强西方集团的团结和凝聚力，以增强与苏联抗衡的实力。1946年的“原子能法”导致了美国与盟国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紧张，英国就指责美国背弃了与它达成的分享“曼哈顿工程”成果的战时协议，而对于这个工程，它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而且，为了支持核不扩散的原则，美国还由于拒绝帮助法国发展其核力量而面临来自法国的指责。⑤因此，为了弥补与其盟国的关系，也推动美国改变其核保密政策。最后，把它用作防止核扩散的手段，即通过与无核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已换取它们同意不把核裂变材料用作军事目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和平原子能”演讲中就建议，“与原子能利用有关的国家……现在就应该开始并继续把它们储备的铀和核裂变材料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控制。”①在美国国会为了推动美国与北约盟国进行核合作而讨论修正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所进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作证时解释说，“我认为这个法案不会促使第四个核国家的产生。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个法案的话，就会刺激它们自己进行核开发”。③

除了上面提到的“和平原子能”计划外，到了1945-1960年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第三个阶段的末期，美国又出台了另外一个核军备控制计划，即欧洲“多边核力量”（MLF）计划。这一计划的出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军事上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使得美国更加依赖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占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而美国在西欧等地设立前沿核基地和部署美国的核武器又有可能激发西欧国家发展自己核武器的欲望。再加上这时由于美国由于贯彻执行“和平原子能”计划加大了与其西欧盟国核合作的力度，这些举措都使核扩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国家走发展核武器道路的情况，美国不得不寻求有效的措施以抑制西欧等盟国发展核武器的欲望，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了欧洲“多边核力量”（MLF）计划。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达到以下两方面的目的：：1、避免出现更多的国家走发展核武器道路的情况。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没有支持英国和法国。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它们用独立发展核威慑能力来回应美国不可靠的安全保证的必要性③。而当时新上任的德国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也积极寻求发展核军备②。这些因素都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60年12月提出欧洲“多边核力量”计划，意图在于通过创立一支保卫西欧的多边核力量来融合英国的核力量，同时，还能消除其他北约成员国对德国获得核武器的担心。④2、消除美国的西欧盟国对苏联核威胁的巨大担忧。苏联在1957年8月试射了第1枚洲际弹道导弹，不到2个月后又把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轨道。这些事件削弱了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的信心，激起了美国对它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的恐慌。这些事件也促使美国出台欧洲“多边核力量”计划。美国通过这一计划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北约盟国在面对苏联优势的常规力量时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同时又抑制了他们发展核力量的欲望，加强了加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和它与苏联集团对抗的力量，同时又保证把北约核武器使用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巩固了美国在西方集团中的领导地位。

三、小结

1、冷战初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具有内在矛盾性，如扩大美国在世界核能市场份额与核扩散之间的矛盾；美国核保密政策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矛盾；美国保持自己恫吓垄断地位的需要和盟国要求分享美国核技术的矛盾等。

2、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出台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与其他国家战略力量对比变化、美国面临的扩散威胁不同、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的地缘政治需要和美国国内政治力量论争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都是第二位的，是美国和苏联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都要从属于美国对外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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