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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上帝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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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上帝之死”？
郑风田 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已出现“上帝之死”已进入“后基督时代”？对中国的宗教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美国的“上帝之死”？
在NEWSWEEK最近一期的封面文章（题目为：“基督美国的末日”，Jon Meacham）中，作者认为宗教在美国正在丧失影响，宗教力量对社会、政治影响力正在减弱。相对于布什时代，现在更少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2009年的比重是62%，2008年的比重是69%）。3/2的美国公众现在认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正在丧失影响力，只有19%的人认为宗教的影响正在上升。现在认为宗教能够解决当今大部分或者全部社会问题的比重为48%，是历史最低水平。在布什和克林顿时代，该比重从未跌至58%。美国似乎已进入一个“上帝之死”时代？文引用了3月份公布的美国Trinity学院做的2008年度调查结果，“美国宗教信仰调查（ARIS）”：美国公民认为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数量几乎是1990年的2倍，从8%上升到15%；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百分比也下降了10%，从1990年的86%到现在的76%；《新闻周刊》的读者调查也显示：布什时代有69%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现在这么认为的只有62%；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在变小；认为宗教可以解决所有或大部分问题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低，只有48%。因此，该文得出结论，虽然基督上帝在美国并没有死，但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其影响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另外，宗教在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中宗教已经是风光不再，许多试图影响社会、政治问题的教会努力都已宣告失败。如，福音基督徒认为，美国的政治生活应该基于并且应该由福音教徒对圣经和神学原理的理解来统治。例如，如果教会认为喝酒有罪，那么法律就应该禁酒；如果教会认为进化论与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冲突，那么学校就应该相应的删减进化论的课程。如果教会认为堕胎非法，那么美国立法机构和法院就应该也认为脱胎非法。但是在德克萨斯，在教授进化论的争论中，权威机构已经决定站在科学而不是神学一边。在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已经取消了同性恋结婚的禁令。
所有这一切让很多神学人士悲痛不已，壮怀激烈地仰天长啸“美国的后基督时代已经到来”。如全球最大的神学院——美国南侵信会神学院的主席R. Albert Mohler就悲恸地写道，“美国文化的基石已经被完全改变。过去一千年中所谓的犹太极度共识已经让位于威胁我们核心文化的后现代、后基督教和后西方文明。” 基督教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没有以前那么有影响了。
宗教的两种命运争论
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的命运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言，一种预言认为宗教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亡，宗教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正如尼采所大声疾呼的“上帝已死”。其代表人物有佛洛伊德，卡尔.马克思等著名的学者。后来有人将宗教灭亡说概括为世俗化理论，与世俗化理论一脉相承的还有现代化理论。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灭亡说并不成立，世俗化理论的许多命题是错误的。目前的一些事实也迫使许多以前世俗化理论的坚定拥护者改旗易帜。如P. Berger。在经历了对现代宗教的一些观察之后， P. Berger （1997）写到“我认为，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社会学家在1960s有关世俗化的论文都是错误的。我们原以为，世俗化和现代化会齐头并进。……这不是一个完全疯狂的理论，也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但是我认为它基本上是错的。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并不是很世俗而是很宗教。”[1]
美国宗教发展的两个经历：坚挺与衰落
宗教发展的坚挺阶段：
很多时候欧洲许多国家（如荷兰等）的经历被认为是对世俗化理论的支持，美国的经历则被认为对世俗化理论的否定。如iannaccone（1998）列举了美国8个事实十分有力地反驳了世俗化理论。这8条事实是：
Ø 教会成员的比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1775-1783年独立战争时的比重是17%，19世纪中期的比重是34%，到了今天（1998）其比重已经达到60%。
Ø 美国人中被雇为牧师的比重在过去的150年中一直维持在1.2%，也没有下降趋势。
Ø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每周参与教堂活动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
Ø 自从1955以来，全部教堂贡献占GNP的比重一直维持1%。
Ø 几十年以来，一直有大约95%的美国认为“上帝是存在的”。
Ø 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并不随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下降，而是恰恰相反。
Ø 极端教派和宗派的成员也并不是心理、性格有问题的人。
Ø 虽然教授的宗教性要弱于普通大众，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被证明是因为信仰与科学的冲突所造成的。从1916年到现在（1998年）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的宗教性与普通大众并没有差异，与普通大众的宗教性有差异的主要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
不但如此，美国的“基督教权力运动”还一度使得宗教影响力扩张高潮迭起。如此看来，美国似乎确实是宗教的“上帝之城”，抵御世俗化的坚强堡垒。在整个欧洲的世俗化都已大浪淘沙、惊涛拍岸之际，仍然能扬宗教之旗于高空，颇有“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的英雄风范。
宗教发展的衰退阶段
但是当美国信徒正在为美国宗教超强的免疫力欢欣雀跃之际，最近一次“美国宗教认同调查”使得美国宗教神话也开始动摇。
根据“美国宗教认同调查”，从1990年以来，自我认为是基督徒的比重已经从86%下降到76%。另一项独立的调查（Pew Forum poll）也印证了宗教认同调查的发现。据Pew Forum poll调查，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所占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已经增长了两倍，已达16%之多。根据选举投票数据，没有信仰的人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88年的5%增长到了2008年的12%，和进行投票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比重相当（无信仰者的75%选择身为基督徒的奥巴马）。同时，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者是不可知论者的数量已经从1990年的100万增加到了2009年的360万（使美国圣公会教徒数量的2倍），增加了近4倍。
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宗教发展概况
虽然后基督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上帝已死”，但是它的出现似乎是印证了世俗化理论的阶段预言，发展下去就是世俗化理论对宗教的终极预言——宗教灭亡，上帝将死。当然目前有关美国后基督时代的断言还存在诸多争论，信教比重的下降是不是只是宗教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波动，或者其引发原因并不是世俗化理论的假设前提，因此即使与世俗化的理论预期相吻合，但并不一定支持世俗化理论。
这里我们不想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只是想欧洲以及美国宗教的衰退或者看似衰退对我国宗教发展有何启示。首先我们还是先列举一下我国宗教发展的情况。与欧洲、美国宗教发展衰退相比，中国宗教的发展则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参见图1。根据world value survey1990-2005年间四波对中国信仰状况的调查结果，中国居民中有宗教信仰的比重迅速上升而无神论者的比重却在迅速下降，截止到2005年宗教信仰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的比重。在1990年无神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而到了2001年二者比重之比则下降为2倍，到了2005年信教者比重已经超过了无神论比重。另据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的调查，1970年中国信教者的比重为35.8%，而到了2000年中国信教者的比重则上升到了49.7%。再者根据，我国官方所公布的基督教数据，也可以看出我国基督教发展势头迅猛。949年我国基督教徒所占的总人口的比重为0.14%，到了1982该比重则为0.30%，1996年则为0.83%，1999年则达到了1.19%。1949-1982基督教徒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为3.46%，而到1982-1996该增长率则达到了12.70%，到了1996-1999年该增长势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增长率达到了14.29%。
图1 1990-2005年中国宗教信仰变化发展情况
注：作者根据world value survey数据计算。
不同国家宗教发展概况对我们的启示
欧洲、美国和中国不同宗教发展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宗教发展的境遇大不一样？所有这一切印证了世俗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了吗？欧美宗教衰退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宗教兴起的原因又是什么？欧洲和美国宗教衰退的先后次序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首先，欧美中三国宗教发展的不同境遇印证了世俗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了吗？按照世俗化理论，宗教信仰源于懵懂，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宗教自然会衰亡。但是就科学发展水平而言，美国的科学发展水平要高于欧洲和中国，因此按照世俗化理论在欧美中等国，宗教衰亡的次序应该是美、欧、中，但是现实的情形却是欧、美、中，故欧美中的经历并非完全支持世俗化理论。另外，按照现代化理论，宗教信仰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衰亡，与世俗化理论一样，欧、美、中，故欧美中的经历也并不是完全与现代化理论预期一致。
其次，如果现代化理论和世俗化理论不能解释欧美中三国宗教发展情况的话，那么三者不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倾向于认为是社会安全不同所造成的。宗教发展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自我安全感，正所谓“穷极呼天”。如果社会或者政府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安全的话，那么宗教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下降。最近美国许多学者（包括mit的教授gruber）的研究表明，宗教的福利支出与政府的福利支出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宗教具有事后保障功能，因此在经济危机中，宗教对人们的吸引力会更大。先后获取哈佛、MIT、芝加哥等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研究经历的Daniel Chen对金融危机时期印度尼西亚宗教信仰研究证明了宗教社会保障功能的存在。一般认为，美国社会福利要小于欧洲，特别是北欧，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则要小于二者。因此按照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解释，宗教衰退最应该发生在欧洲、其次是美国、然后是中国。
社会安全的角度似乎也可以解释中国宗教的兴起。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改革在打破了原先的经济逻辑的时候，也打破了诸多社会逻辑，其中包括改革前的社会安全体系。在打破经济逻辑的时候，我们试图寻求新的逻辑来到新的经济平衡。但是在打破社会逻辑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在回避社会逻辑所陷入的混乱。原先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改革的破坏，但是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农村，如原先农村熟人社会，能够形成很强的社会记忆和社会认同，从生活在其中的人也能得到较多的社会资本，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原先在熟人社会里生活的人作为劳动力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卷入到要素流动过程中，社会记忆逐渐丧失、社会认同也在不断弱化，原先社区的相互救助的功能也开始逐渐丧失。但是改革对这些内容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以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这样最终导致了中国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弱化，“穷极呼天”，这样的环境也将会导致人们宗教性的加强。
所幸的是，最近我国政府对于人们的社会关怀开始加强，社会安全体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农合的开展、义务教育学费的减免、农村养老模式的探索等等都在说明政府对社会安全重视程度的增加。根据欧美宗教发展的经历，对社会安全重视程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穷”的概率就会减少，“呼天”的概率也会进而减少。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阮荣平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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