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留着我的北大入学通知书,因为它标志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我在博文“往事岂能如烟 - 77年高考记念”中,多少提到一点当年的事情。现在有个电影,讲77年高考的事,据说拍得不错。看了一些评论后,让我又有了写几句关于一个老话题的感觉。看我当年的入学通知书,想起我坐在到北京的火车上的情景。到了学校,有同学用个三轮板车,帮我把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拉到23楼我的宿舍去,睡在上铺,一切都历历在目。那天晚上,我身上穿的是一件崭新的棉军大衣,是父亲送给我上学的礼物,我一直保存到今天,放在我的办公室。有时中午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下,就用它来盖。
当年上学的学生,根据工作年头的长短,有带工资上学的,也有不带的。比如我,通知书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是否带工资学习 - 否。 很简单。还压了我们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签名的人,是队上管人事的头,我们叫她陶阿姨。她的儿子跟我一起下乡,一起到地质队工作,同甘苦共命运了好几年,可惜她竟然不肯在通知书上为我写个“是”。我当时一个月20块钱的工资,现在的学生会把它当笑话看。吃一顿麦当劳的经费,带不带它上学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好几代人的代沟了。那个时候,一个月20块,可以让我气粗到能偶尔去北大留学生食堂要一个小炒解馋,和那些非洲国家来的黑人兄弟平起平坐一回;或者到学校对面的长征食堂,喝瓶啤酒来盘木须肉;甚至去海淀电影院,看场电影《小花》。现在看上去土得掉渣的事,那时酷得够不着;就是一个理:差钱啊。
不过我写这段博文的目的,主要不是想说我自己。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赶上了那班车,赶上了改革开放。很多的人却被扔在车后面,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也就过了一生,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写这段博文,是因为高考1977这场电影勾起来下面这段事,我曾写在我的博文留言里,但一直想把它翻出来,写在博文中。
2007年三月,我在北京搭出租车时,和司机有一段对话。闲聊中,他问我多大年纪,我报上了。他说“我们是同时代的人”。我很自然地问他是不是也下过乡。他说没有,因为他哥哥下了,是在黑龙江漠河那边,他因此留在了北京。好像电影《高考1977》就是以黑龙江那边的知青生活为素材拍的。我问他你哥哥现在怎么样?他沉默了一下说,退休了,耳朵聋了。然后跟我说起他哥的故事。
他们家是工人, 当初知青回城的时候, 他哥哥人老实,不会去疏通关系,家里也没有经济能力去送礼,所以他哥和另外一个知青老是回不来。当地很多知青为了能回城,就使用了极端手段:自残。他说的几个例子之一,是有知青到医务所去偷注射器,到小卖部买了打火机用的汽油,然后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汽油。打了汽油后赶紧去验血,希望验出点什么毛病来,可以得到医生证明,从而能够回城。他哥哥和另外一个知青采取的方法,是把两根筷子的一头削尖,各插一根在自己的耳朵眼里,然后两人对坐着,喊一声拍,两人同时挥手,把筷子拍进对方的耳朵里。耳膜破了后,他们都回城了。司机还说了些别的,我没有听清 - 我坐在那里流眼泪。
经历坎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比起把命扔在荒野里要好很多,毕竟可以活着,并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机会回头看见自己留下来的脚印。 那些经历,是人一生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富;当然,也会是永远的伤痕。这些伤痕,可以给后人一些启发,好好做事,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还可以拍成电影,感动人的同时,还能赚钱。为什么不呢?
很多人在疼砭知青上山下乡时,我都有一种矛盾心理。我吃的苦不够多,而且有幸上了大学。一方面,我可以理解那些完全失去上大学、回城机会的知青,比如我的姐姐,他们心里对自己的人生,是一种什么滋味。另外一方面,我也见过无数农村少年,他们生长在那样的山沟里,连山那边有什么都不知道,连抱怨自己命运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在城市长大的人,凭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抱怨呢?
高考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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