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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 江苏 昆山 |
按顾炎武平生履历,其诗文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崇祯时期、顺治时期、康熙时期。
崇祯时期是顾氏诗文创作生涯的预备阶段和初创时期。这期间,他在应付科举考试而“为贴括之学”的同时,也“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1],不过其传世者极少,至今所存者仅有文字已残缺不全的《题叶圣野襄画卷》一首(1642)和只能大致推定为甲申以前作品的《和若士兄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一首[2],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的散文中,可以断定为明末所作的仅有《亭林佚文辑补》中的《与归庄手札》8篇。从他在这期间致归庄的一则手札中可以了知其原委情由之大概:
“弟诗不足观,以比兄作,则瓴甋之于宝鼎矣。何足翣!敬完赵。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予将守口如瓶,不作雷鸣之瓦釜矣。”[3]
由此推想,顾炎武在这时期刻意创作的诗文原本就不会太多,何况其后来又曾对潘耒说: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平生所作,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4]
故纵使其早年诗文作品并不算少,至潘耒编刻顾诗文集时,他出
入清以后,顾炎武的诗文作品渐次增多,据
顾炎武的诗文还在吴炎在世时(案:吴以康熙二年罹湖州史狱难),即享誉文坛。如前所述,据吴炎称,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均曾得到大文豪钱谦益的“许可”。又据归庄说,对于顾炎武的诗古文,“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嗟爱慕”[7]。
不过,后世的文人学者似更青睐顾炎武的诗。例如,清·杨际昌曾评论说:
“经史学问,词林如竹垞考核称首,遗民中黄太冲(引者案:即黄宗羲)、顾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间……顾文逊黄,黄诗逊顾。[8]
杨氏特别欣赏顾炎武的诗,是因其认为顾诗具有“清雅有法” [9]的品格。他对顾诗艺术特长的这一高度概括,其实是基于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顾炎武学友。1629-1709)对顾诗的一段评论:
“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10]
朱氏这段经典评论,常为后世顾诗评论家所引述。近人对顾诗的品评,其大致亦不外乎此。如陈友琴(笔名珏人、静岩,男,安徽南陵人,1902-1996)先生认为,顾诗的艺术特色在于:
概括性强,无废话,无冗字;含蓄、凝重;“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11]。
以上所论,是为顾诗艺术形式上的总体特色。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顾炎武的诗,却并非都是从其艺术形式着眼,也有从思想性方面去欣赏它的。
例如,冯鲁川(清代古文桐城派著名学者,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先生就是从思想性方面来鉴赏顾诗的。他指出:
“牧斋、梅村之沈厚,渔洋、竹坨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当时不容己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
冯氏之见,实有其高明于朱(彝尊)、杨(际昌)之辈者;他所见及的顾诗所具有的“扶持名教”的作用(其意显指贯穿于顾诗中的爱国精神于世人大有教益),恰恰是为明清之际其他诸大家的诗所稍欠甚或根本缺乏的。应当说,冯氏这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切于实情的。顾炎武的诗,确有如冯氏所说的那种社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有其历史局限性,于今而论,其积极意义显然是要大打折扣了。
要而言之,顾炎武的诗作成就,本质地体现在其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至于其文章,顾炎武曾自称“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14],应该说,这倒并非是他的过谦之辞,而乃是基于其知己知彼的如实之论,诚如朱东润(江苏泰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1896-1988)先生所评,顾氏之文具有“善用典实,熨帖切当”,“不事藻饰,纯朴感人”之特点,故较诸喜好“在字句声律上做功夫”的朱氏(彝尊)之文,便显得不如后者那样“尔雅”了。[15]
顾氏文章的“纯朴”和他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其著书立言乃以“救民以言”[16]自命,因而以“文须有益于天下”[17]严格自律,故其为文也“不贵多”[18],而特重创新[19];其行文则只求“辞主乎达”[20],以此之故,遂不经意文字藻饰,而是重在切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追求其文章“有益于天下”上做功夫。这也正如其做诗,以其奉行的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 [21],即恪守“诗以义为主,音从之”[22]的原则,故并不专注于诗之韵律以求其“所以为诗”,而是在保证不失其“所以为诗”的前提下,务求不失其“所以为我”[23]。
顾氏之文的“纯朴”与其诗之“古雅”,从本质上说,其实都是表明其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如他本人在评论“魏晋以上”的“古人”之诗所说的那种“变化自然” [24]的境界。其诗文艺术何以能入此高妙之境呢?
其友人王宏撰(字山史)在评论其著述成就时,曾称道顾炎武“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25]。顾炎武的另一位学友程先贞(字正夫)亦曾称述曰:
“
要之,顾炎武所以能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博学多识的缘故。事实上,早在明末时,顾炎武就曾对归庄说过:“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27]。及至老年,他又对弟子潘耒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28]足见,主张为诗作文必须以博学多识作为基础,是顾炎武平生一以贯之的诗文创作之道。正是由于其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创作之道,他才能在文学艺术上达到“变化自然”的高妙境界。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一方面以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为基础,同时又是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的体现。
[1] 《亭林文集》卷五《吴同初行状》。
[2]此诗为潘耒所编刻之《亭林诗集》所原缺者,是由清人吴映奎最早以《亭林先生佚诗》收录于其《顾亭林先生年谱》中的,但他并未对此诗的写作时间详加考订。直到王冀民先生作《顾亭林诗笺释》,才对其诗写作时间有所推断,谓:“先生集中不收甲申以前诗,味此诗状物抒感,略无忧虞激愤之情,当系在学宫为秀才时往来应酬之作。”(《顾亭林诗笺释》,p.1030)
[3] 《亭林佚文辑补•与归玄恭手札》。
[4] 《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
[5]详言之,《亭林文集》144篇,《亭林余集》16篇,《蒋山佣残稿》98篇,《亭林佚文辑补》57篇,《熹庙凉阴记事》1篇。这316篇中书信部分有些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此类情况一般出现在既载《文集》又载《残稿》者中;其中有些书信极短,仅一二行字,但即便一行十数字我们也把它当作一篇来看待。
[6]详见拙作《顾炎武年谱》55.4条。
[7]《归庄集》卷五《与叶嵋初》。
[8]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同上。
[10]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11]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十一。
[12]详见陈友琴:《略论顾炎武的诗》,《光明日报》
[13]转引自沈嘉荣:《顾炎武论考》,p.323。
[14]《亭林文集》卷六《广师》。案:据朱彝尊自述,顾炎武还曾“盛称仆古文辞,谓出朝宗、于一(引者案:即侯方域、王猷定)之上”(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与顾宁人书》)。
[15]参见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10、65。
[16]《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17]《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论学书》:“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无益者不谈”。《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记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18]《日知录》卷十九《文不贵多》:“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
[19]《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20]《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21]《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22]《日知录》卷二十一《诗有无韵之句》。
[23]参见:《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
[24]《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25]王宏撰:《山志》。
[26]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载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
[27]《亭林佚文辑补•与归庄手札》。
[28]《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案:从文中“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的话,可知其文当为傅山五六十岁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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