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猪流感源头指责，除了反驳，我们还该做些什么？

郑风田 刘璐琳 中国人民大学

    政府部门除了反驳外，更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猪流感爆发给我国敲响了什么警钟？猪流感给我国会带来什么样教训？为什么我们一直成为受攻击的对象？我国目前的畜禽养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认为中国是几次重大致命传染疫病的源头？

 

就在全球忙于抗击猪流感之时，此次猪流感爆发源头的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州长贝尔川大放厥词，称“是中国旅客把病毒带到北美，然后传到墨西哥”；接着，美《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亦刊登一篇题为“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可能来自中国境内”的报道。对此，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29日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举动是企图溷淆是非，诋毁中国形象。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也进行反驳，指出，中国以往发现的猪流感病毒与这次人际传播的病毒，并不是同一种病毒。

但有一个问题，大家会问：为什么我国总是屡屡成为别人在关键时刻指责的对象？是我们好欺负还是我国真的存在太多的软处被别人攻击？我国目前畜禽养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为什么前几年我国屡屡爆发大的致命禽流感等？猪流感爆发给我国敲响了什么警钟？猪流感给我国会带来什么样教训？

 

这些反驳让人想起了毒奶粉事件的惨剧，2007年美国出现的宠物因食品含三聚氰胺问题，我国的质检总局也进行的反驳。如果当时除了反驳之外，质检部门能够对整个三聚氰胺问题进行全面清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给国家声誉与人民健康带来巨大损失的毒奶粉事件发生了，我们错过了太多的改错机会。

 

2007年3月中旬起，美国各地不断发生宠物中毒事件，数千只宠物生病，16只猫和狗死亡。美国小麦协会副会长吉姆·弗拉姆也说，美国海关数据显示美国麦麸进口13%来自中国。大多数美国媒体在报道中都强调中国是麦麸的供应商，几乎没有提及其他国家。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众矢之的。2007年3月底，FDA宣称，经调查发现，从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并初步认为，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宠物中毒死亡的原因。

2007年4月2日，质检总局发布消息进行反驳称，经过初步调查得出结论：截止到2007年3月29日，中国没有向美国、加拿大出口过小麦、麦麸等宠物食品原料。美国宠物中毒与中国无关。

但如果当时，除了反驳之外，质检总局能够迅速对所有三聚氰股进行彻底清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毒奶粉事件了。我们实际上错失了太多的改错机会，结果让那些造假者为所欲为，给国家的声誉造成巨大损失，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无弥补的损失。

 

世界主管卫生的WHO也多次认为重大致命流感病毒源于中国。

我国面临的指责已多次了，早在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05）就明确指出，20世纪两次世界性大流感均首发于中国， 1957年“亚洲流感”，2月由中国贵州传向全国，再传到香港、新加坡直至世界；1968年“香港流感”，由中国东南地区传到香港，从香港传到其他国家，尤以美国最为严重；1977年“俄罗斯流感”，由我国辽宁省鞍山市波及全国，再至前苏联及全球。续上世纪几次大的流感后，1997年在香港首次发现A型猪流感病毒H5N1感染人，导致18例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死亡率达到33％；2002年SARS爆发，引起世界的高度警觉，事隔仅一年，2004年1月，猪流感又再次敲响了世界公共健康的警钟。不难发现，世界重大疾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除了2004年猪流感，其他均首发于中国，原因何在？世界卫生组织（2005）认为，中国和周边地区人禽关系密切，有许多机会使病毒在不同的动物和人之间进行交叉传染，是新病毒爆发的起源。

看来，别人的指责也是有一定根据的。除了反驳外，我们的决策部门是不是该痛下决心，来改变目前我们屡屡出事的养殖方式了？

 

猪流感病毒，除了反驳，我们更应拷问我国的畜禽养殖方式：要钱还是要命？

了解中国畜牧业发展的人都知道，近些年我国畜牧业发展速度是上来了，大家的饭桌上的肉奶蛋多了起来，但代价也挺大的。比如奶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展与毒奶粉的暴光使奶类背后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而畜牧养殖业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比奶业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比如原来的饲养野生动物所带来的SARS，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而前两年屡屡爆发的禽流感、猪蓝耳病等，这其中暴露出我国不少养殖者为了利润而不惜牺牲环境与动物健康，导致动物在极恶劣的环境下成长，从而病症乱发。这次媒体上讲墨西哥的源头就是一家臭气熏天的养猪场所致。

 

我国目前养殖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重大隐患：过密化养殖、滥用抗生素、人畜混住等

 

过密化养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过密化”养殖易为猪流感病毒提供变异的“优越”环境。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规模养殖发展迅速，但经营几年后，弊端逐渐的呈现出来，比如生态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下降、食品安全隐患增加、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等等。更重要的是农村疫情防控观念淡漠，规模化养殖场呈现“过密化”的特点，已成为细菌和病毒繁殖、变异和传播的重要场所，而养殖环境应激因素增多，家禽免疫能力下降，加大了家禽感染病毒的风险。养殖场“过密化”饲养易引发猪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目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养殖场普遍存在饲养密集度过高的现状，而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并缺乏消毒清洁措施的现状普遍存在，有的养殖户还搞家禽混养，成倍地增加了动物疫病快速、大面积传播的机会。

 

养殖户疫情防控意识普遍淡漠。

“重治轻防”、“重养轻防”的观念在农村普遍存在，加上农村防疫体系“网破、线断、人散”，养殖户疫情防控意识淡漠，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疫情早期症状不敏感，重经济轻管理，加大了猪流感疫情防控的难度。感染病毒的危险养殖户基本很少顾及。一方面，养殖户只关心家禽的数量和重量，家禽的排泄物随意的到处堆放，不能及时处理，而昏暗无光、杂味难闻的养殖场最适合细菌和病毒的繁衍，病毒在这样的环境中甚至可能发生新的变异，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为了养殖方便，养殖户就在饲养场的隔壁搭建宿舍，依赖土地和家畜的定居方式为养殖场内细菌、病毒进入人的身体提供了多种途径，养殖户在取得方便的同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风险就在身边悄悄进行。

 

滥用生长剂，降低动物的抵抗力

瘦肉精为例，已打击数年，却一直难以起色。这反映出不少养殖者与不良科研者抓着我国目前监管的漏洞，赚黑心钱。一些养殖户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还频繁使用催生激素。养殖环境应激因素的增多使家禽疫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差。研究表明，规模化、集约化饲养场饲养的高产畜禽的抵抗力或疫力明显低于低产的畜禽，甚至不如自然散养条件的家禽，在畜禽饲养密集地区,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场在开始饲养的一、二年内疾病较少,以后逐年增多,且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造成较大的流行和严重的经济损失（王永康 张苏华，1997）

 

分散养殖，使病毒传播快速。传统散养和养殖：潜在的巨大病毒库和监控的薄弱环节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家禽饲养量为142.32 亿只，占世界总量的20.83％，水禽养殖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家禽的五分之三采取家庭养殖的方式。这种散养方式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但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这种养殖方式正受到猪流感禽流感爆发的严峻挑战。

传统养殖因陋就简，管理方式粗放使人畜处于病毒包围的危险环境中。

　  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撒胡椒面”式的小规模庭院饲养是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农民养禽的主要目的是贴补家用，饲养少则几只, 多则几十只。这种以农户分散养殖为主体的小型庭院养殖模式，饲养方式粗放、防疫条件差、居住院落与畜禽舍距离近, 生产环境没有封闭隔离，普遍存在人禽同室混居，人禽、禽畜共处，家禽与水禽混养、不同品种的家禽混养的现象，不仅使人畜处于病毒包围的危险环境中，而且给疫情监控和集中扑杀带来很大难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的报道，许多被确认感染的人都是在屠宰前后和烹饪前这个阶段受到感染，而且这些案例主要发生在传统的农村地区。研究表明越是散养的地区，越是贫穷与落后的地区，相关知识越不够普及。发生病死的家禽后，农民常常将病禽烹饪食用，在场院养殖环境中，与活禽有关的家庭屠宰、拔毛和取出内脏的做法进一步将与之接触的人暴露在更加危险的环境中，造成更加危险的感染。

传统散养方式下“点多面广”的禽畜与候鸟接触频繁增加病毒传播的隐蔽途径。

目前的全球防猪流感主要是在海关来进行层层防护。其实病毒的传播途径有许多人所控制不了的地方。比如前几年闹得很凶的禽流感，并不都是从人身上来传播。它有其他更厉害的方式人类所无法控制。鸟类就是一个大源头。 2004年至2005年禽流感的传播很有可能和候鸟的迁移有关。2005年青海湖候鸟死亡的研究报告认为，增强毒力的基因重组，很可能发生于候鸟在东南亚等地越冬时，再由候鸟春季迁移到青海湖地区。作为候鸟的主要集散地，中国现有鸟类1200种左右，其中候鸟有540多种，这些鸟几乎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区。而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和迁移的候鸟能够携带大量的猪流感病毒。在飞行的途中，野禽通过水源污染等方式将猪流感病毒传染给家禽。家禽发病初期，症状多表现温和，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家鸭，表面非常健康，实际可能已携带大量的病毒。由于病毒的高致病性和较强的传染性，携带病毒的家禽和健康的家禽如果未能及时的隔离，继续混养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流感病毒的大流行。                         

农业部（2005）认为，宅院或村养家禽由觅食家禽和露天禽舍构成，暴露于野禽携带的病毒。水禽沿着东部和中部亚洲候鸟迁徙路径每个季节将流感病毒传播至宅院禽类养殖系统，使综合家禽病毒库中定期添加新的病毒。

人禽混居降低“物种障碍”跨越的难度。

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猪流感疫情预警等级体系分为6个等级，目前已进入第5级，快到最高级了。 目前中国99％农村都存在人畜混杂现象，2005年四川农村爆发大面积猪链球菌疫情事件，疫情主要发生在生猪散养户，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农村人畜混居现象的危害性。

 

滥养野生动物，加快人畜接触密度：野禽家庭养殖加剧了猪流感病毒向人流感病毒变异的速度。

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医药价值，这在我国的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因此，作为美食大国，中国素有喜欢吃“生猛海鲜”的传统。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野禽市场依然屡禁不止，并由公开逐步转向隐蔽发展，研究发现，到1997、1998年，广东野禽市场90％以上动物属人工饲养。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悄悄流行的野禽家养的养殖模式大大增强了流感病毒变异、传播的风险。

野生动物家庭养殖业的出现加剧猪流感病毒的变异与传播。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动物专家王应祥（2004）担心，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地理距离已缩小到能互相传播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人们开始更频繁地猎食野味，宽广的市场需求导致野生动物养殖业的出现，不完全统计表明，我国经济野生动物养殖的种类在70种以上。但2003年SARS突如其来的出现给正在建设的野生动物养殖业以沉重的打击。世界卫生组织亦表示希望捕杀野生动物和关闭野味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野生动物逐步向地下发展。另外，有关研究发现，野生动物养殖场和家禽养殖场混集的现象比较普遍，病毒可能在不同种族间交叉传染的潜在危险危及人类的自身安全。

与养殖相关的野生动物运输是病毒发生传播与变异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野味在中国越来越成为炫耀性消费的象征。广州野禽市场的大部分动物来之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在运输过程中，多种动物混养在一起，一种动物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动物的美味，剩下的动物成为多种细菌和病毒的宿主，而且多种动物混养在一起并与人类接触频繁，为各种细菌和病毒的交叉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并很有可能将新的危险病毒传到农村的家禽、农民甚至消费他们的人。

野禽市场成为猪流感监管的薄弱环节。潮杂、混乱的活禽和野禽市场常常是病毒偏好的场所，但也常常被监管部门所忽略。同时，市场消费者没有能够受到有关卫生防疫、疫苗注射、抗病毒药相关知识的培训，自然也不会意识到自身风险的存在和活禽屠宰的危害，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买活禽在市场屠宰甚至自己屠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暴露在流感病毒包围中的风险。中国2002年SARS爆发前几个月，西方人在中国广州市场看到潮杂的活禽市场感到非常不理解，并预言可能会爆发大的疾病，果不其然，几个月后，SARS爆发，而罪魁祸首就是人们饲养的野生动物果子狸（桑林等，2003）。

 

从长远考虑，我国必须要痛下决策，彻底改变目前传统的畜禽饲养方式！

猪流感爆发应引起我国惊觉，是该未雨筹谋，痛下决心，改变我们传统养殖方式的时候了。墨西哥的猪流感爆发让人惊出一身的冷汗，了解我国养猪业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目前的养殖方面不进行彻底的改变，迟早我们也会出现类似墨西哥的猪流感、鸡流感或者什么流感。

随着文明的发展，病毒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禽业大国和候鸟的主要集散地，中国的家禽养殖方式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猪流感的爆发对中国的养殖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必须尽早转变家畜禽饲养方式，走现代化养殖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养殖数量海量大的国家来说，改善养殖方式是有效控制未来各种致命流感向人类传播的根本措施。从防范猪流感的角度看，禁止家禽散养，建立活禽追踪制度。 发展专业小区养殖场，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实行动物福利养殖方式，减少动物发病机率完善《野生动物法》，规范野生动物饲养。  

    《人类瘟疫报告》引言中有句话：“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这个考场就是我国的决策者一定要痛下决心，来根本改变目前的存在重大隐患的养殖方式，我们的养殖户也要改变过去的养殖习惯，消费者也应该发起一些倡议，对于那些不健康地方养殖出来的东西要拒绝消费。唯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不致于一到关键时刻中国就一直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编译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璐琳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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