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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照片与墓地
最近琐事较多,所以没有多少心情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写点文字,明朝那些酸秀才所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说可以,那是当不得真的。只有第一件是需要全力支撑的,至于其他的吗还是量力而行吧,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行动,估计会出问题的。前几天从网上看到香港的“武状元”成龙的言说,很有些惊讶,火力强悍啊。对于武状元不想多说什么,如果他只是想憨憨地从俺们的粉丝那里赚点散碎银子,可能我还是会深深理解的。但是,武状元却偏偏要客串文状元,这个就不好玩了。忽然想到这些年一直在看的阿伦特的文字,记得阿伦特(1906-1975)有一个著名的判语:平庸的恶。看来把这个词借花献佛送给武状元还是比较合适的。
记得二十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在工地上食堂里改善生活,上了一盘肉菜,结果刚上来,被大家一扫而光,领导愤然地说:一点吃像都没有,什么素质,吃点素菜和咸菜是最有营养的。大家都不做声,其实领导说的是对的,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比如领导天天吃酒店,当然对于肉已经很腻味的,而我们这些肚里没有油水的家伙,口袋里也没有下小馆子的钱,所以对于肉菜的渴望早已不考虑健康的原因了。其实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游戏,称做政治也是可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按照东北的老话讲,叫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不说这些了,按照
由于语言是会疯的,所以宽恕问题就变得晦暗不明,阿伦特从柏拉图传统得出:宽恕是对人的,它不对事。我们只能说宽恕某人,而不能说宽恕某事。这是很奇怪的,人和事的分离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过去的事物都是凝固的,而做出此事的人则是流动的,人从事中脱离出来,这是一种解放或者重获自由(潜在的),一旦得到宽恕,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现实的。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人的宽恕可以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而中国文化则不这么认为,这里可以拿迅哥的事情为例,迅哥在临终前,果断地说: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对于迅哥来说,事和人是一物的两个面,如何能够分得清楚呢?可恨之物必为可恶之人所为。也罢,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对于没有宗教情怀的国人来说,迅哥的决然是一个极致。对于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鲁迅是个异类,这个异类一下子把中国文化的外延扩展得很远,而且让我们的历史无地自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迅哥比阿伦特更为深刻一些。
对于俺来说,问题该怎样处理呢?宽恕是对被中断的在时间性中存在的生命的一种合理重建,通过宽恕,把那些被中断的脉络修补起来,把被边缘化的他者重新引入共同体,所有的伤害都与他者性有关,换言之,人总有被他者化的可能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他者归来,常见的他者化是通过分类实现的,如精英之流,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天才是一种治疗性的新发明,使我们避免在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里同等死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何人,出生时的差别,在死亡的时刻却是如此的相同,毫无分别,这怎能让那些分类者容忍呢?因为幸福从来都是与痛苦的缺式有关,宽恕把痛苦释放出来,所以幸福就从被宽恕者那里内在涌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祝福与他者有关。迅哥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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