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研人员所需的众多资源中，钱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个数字我们定不会忘：1461亿。这是中央财政计划的科技投入数额，增长达到25.6%。

 

科研总能得到源源不断、持续增长的资助，这是总体上说，局部则未必。曾让美国科学群体满怀憧憬的奥巴马，也没能给出一个不受争议的科学资金分配方案。出钱的一方和花钱的一方有着各自的立场和需求，公平一词在这里是经不起追问的。资源总是有限，争吵无济于事，一切要靠自己。于是，如何投钱和如何要钱都成了学问。

 

刚刚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重点项目《中国软科学研究丛书》中就有一册《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R&D——实证研究与政策选择》，课题做得非常系统深入，目的也很明确：帮助完善我国科技投入政策，提高科技决策和管理水平，促进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互动，提高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政府对研发资源配置的引导和调控能力，等等。

 

在产业化运作较为成熟的欧美，投钱的学问更加务实。奥地利百特（Baxter）生物科学公司全球市场经理Gruber博士最近在Wiley公司出版了《生物技术投资趋势》（Biotech Funding Trends: Insights from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一书，内容基于她对一些企业家、投资人的采访以及案例分析。书中尤其阐述了如何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资本环境中克服偏见，获得成功。

 

表面上看，这些探讨一方面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提供了专业视角，让他们尽可能不要看走了眼，同时也在提示科研人员，如何选择课题方向才能提高“中奖率”。然而，一个疑问挥之不去。获得资助既是未来工作的基础又是以往成功的标志，那么，到底谁是因谁是果？

 

一直以来，学者们总试图让决策者亲自理解科学内容，而不是单凭历史名气或别人的评述来筛选投资对象，但这谈何容易。即便是内行管理内行，也存在不可消除的个人偏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Terry Kenakin教授曾定期在企业内举办受体药理学的系列讲座，以加强药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这些材料经过整理后在Elsevier公司出版，名为《药理学导论：理论、应用和方法》（A Pharmacology Primer: Theory, Application, and Methods），今年推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的定位本来是给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背景的人介绍药理学，但从反馈情况来看，实际的读者群还是学药理的。人们跨专业把握知识的积极性似乎并不大。

 

这样的侧面例子尚不能展示问题的全部。让我们试着剥去包装，看看能否触及真相。

 

实际上，科学家也好，政府官员、企业家、投资家也好，大家都不是无所不知的理性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视野有限，被偏见武装，且多少带些赌博心态。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以及科学发现具有不确定性，其最终价值只能事后总结。许多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计划的产物。而成就一旦得到认可，随之而来的追捧和马太效应又很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遮蔽了其他人的贡献。同样，对于投资决策者而言，由于操作难度太大，决策科学化往往沦为一种姿态，以及专用于事后解释的技巧，而非终极追求，更非本能。由此不难推断，一项科学成果和一笔资金之间很难有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所谓发挥作用，所谓实现公平，其实只有统计学上的可能性。

 

最近在读美国学者Taleb的畅销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科学比科学家成功（science does better than scientists）。其本意也是说，总有少数出风头的成果让投资者在高科技上获得了收益，但大多数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并没有沾光，就像艺术家反而没有艺术经纪人挣得多。看来这是常态。所以，自认为怀才不遇的学者们也不必郁闷，就算是为科学献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