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从知青点考上大学的，中小学年代（1965－1976）因为一直在“闹文革”，学校里没有读到什么书，好在父亲是个“书癖”，整日读书看报，受其影响，我在家里倒还是读了些书报的，主要是读了《古文观止》和《参考消息》，以及中文语法方面的书（父亲是旧式语文教师）。高中的时候读过《红楼梦》，但没有怎么读懂（后来进了大学再读，研究生毕业后又读过几遍）。

 

大学时代，除了读专业书以外，平时则如饥似渴地读中外小说，因为“文革”期间几乎读不到一本象样的小说——那时候，象样的小说几乎统统被批为“封、资、修的黑货”而成一代禁书（当时称之为“毒草”），只有《高玉宝》、《三探红鱼洞》、《沸腾的群山》、《艳阳天》之类的“革命小说”可看，其中唯有浩然所著的《艳阳天》，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相当不错的，书中人物被描写得个个栩栩如生，主人公萧长春的形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尤为难得的是，在他身上还多少带些“人性味”，诸如他和焦淑红之间的若隐若现的恋情之类，这样的内容在“文革”的“革命小说”中，是极其罕见的。

 

学术意义上的读书生活，是从考入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始的。当时我的导师方克立先生从京、津二地请了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上中国哲学史原著课，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学年所开原著课，共读了四本书，每本书读半个学期，主讲的老师分别是：《周易》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柳桥老先生主讲，张载的《正蒙》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老先生主讲，僧肇的《肇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峻老先生主讲，陈淳的《北溪字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蒙培元老师主讲。当时不知道这些先生的名头有多大，只知道他们都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讲原著的风格各异，但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结合着原著来讲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同时还联系现实生活，听起来一点都不乏味。我自己觉得，学得最好的是《肇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峻先生所讲的《肇论》为我理解中国佛学提供了一把钥匙，我的中国佛学功底主要是读《肇论》时打下的。

 

石峻先生讲完了《肇论》，方老师让我送石公回人民大学，在路途和石公家里，彼此谈了很多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石公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将来还是想到大学做一名教师，石公说，这很好，边教书边做学问，做教师好。石公并嘱咐我，到了大学，先教中国哲学通史，至少教五六轮，然后再考虑写论文，否则没有资格写中国哲学论文。石公这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犹在耳际回响。我完全听从了石公的教导，毕业后到苏州大学任教，一直认真给本科生教中国哲学通史，直到1989年才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次年又在《哲学研究》发表了第二篇论文。此后投入顾炎武研究，一心撰写顾炎武年谱，就不怎么写文章了，至多每年发二三篇，也只是为了评职称（副教授）用的。我每每想起石公之言，面对今日中国大学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二三篇学术论文才让毕业的现实，常常感慨万千！我心想，石峻、张岱年、杨柳桥一辈的学术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再也休想出象他们那样的国学大师了。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是象易中天这样每年至少出版一部学术专著的学术大师——其大师出，则国学殆矣！

 

在南开读硕期间，我们的西方哲学原著课，是冒从虎教授给我们讲的，他一个学期就给我们讲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最后是闭卷考试。冒老师在讲课前发给我们一个讲义，是他对《小逻辑》的提要，一共不到五页，目的是让我们掌握《小逻辑》的基本思路。这一学期给我的压力极大，因为是闭卷考试，而开始时读《小逻辑》，根本就读不懂！心里急啊，只能硬着头皮去“啃”这块“硬骨头”。后来考试终于过关，还考了个80多分。后来冒先生到苏州来游玩，我请他吃饭，还讲起当年读《小逻辑》的事，他还夸奖说，学中国哲学专业的考《小逻辑》能得80多分，这很不简单了嘛。那一学期的认真研读《小逻辑》，使我收获匪浅，对西方哲学范畴有了深刻印象，再读其他西方哲学原著，就感到不是很吃力了。

 

南开的读书生活给我以终身难忘的印象，这段生活也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开的学术风气一直很好，其特点就是“朴实”二字。毕业后，我隔几年就会回南开一趟，去回味那段学习生活。看到学风日下的年代，南开的学风还是保持得较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感。南开有段时间有下滑之势，那是因为天津经济环境较差，既留不住人才，也难以招到人才。但最近几年，随着天津经济发展好转，南开的发展又有重新上升之势，特别是饶校长上任以来，南开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作为一个南开校友，看着母校的欣欣向荣，我由衷的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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