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中,理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因此关于作为人类文明两大石的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永远是一种当研究。时代呼唤科技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面对着飞发展的科学技术,如何消解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制,重建的自由创造成了人类新世纪面临的首要课题。

 

一　人本主义悖论

宇宙巨人通过自己的衍生物———人完成了主体与客体二分,也同时把她自身推上了客体的席位。当原始初民能观自己的自然之母,能把自己同自然之母区分开来时,自意识便觉醒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人类人本主义的芽,从此人类便开始寻找一切方式来确证人的主体地位,而宇宙母亲把她对子女的关切以极其残酷的形式表现出,她用尽一切险恶的甚至毁灭性手段来砥砺着她的子民,先民们还是踏上了其它生物所望尘莫及的智慧生命进化路,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皈依了科学。或许人类踏上科学之的机缘更多的是客观使然,但自从踏上这一条路之后,人就再也不曾离开过半步,人类也开始逐渐摆脱动物般的自,日益滋生作为大自然主人的自豪。。几千年的科学技史反复昭示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都必然促成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一次提升,它们始终处于共共荣态势。尤其是当人的主体地位被扭曲和遮蔽时,人们先会想到科学技术这把无坚不摧的锐利武器。科学家也了人类历史上最无可争议的英雄,人们把无数的鲜花与掌声送给他们,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上直接冠以他们的姓名。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陶醉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之中,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逆转。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人们对科学技术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人们开始发问:在强大的科学技术面前,人的主体性是提升了,还是贬低了?长此以往,科学技术会不会成为人本主义最危险的杀手? 20世纪的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也遭到了空前的批判。阿道尔诺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2]文明和工业毁灭了个性的自由,过度提高的物质生产失去了作为一种手段的意义而成为普遍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按理性行为,没有批评,也没有创造,成了单向度的人。科学技术越进步,对人性的压制与摧残也就越严重,技术的进步导致扩大的奴役。科学技术已成为统治人类的精良工具,人们的目的性行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管理之下已达到高度的合理化,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本性。“人作为人已经消失,只能作为一种功能性工作的组成部分。”“人类已经附属于技术的发展并在技术的重负下呻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恐怖的,它超越了控制它的人类,反过来吞没了人本身。福轲继尼采上帝死了之说之后发出了又一振聋发聩的呐喊———人也死了,提出把主观归还给人,把人归还给自己。诸如此类的批评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们如此熟悉以致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人类对科学技术利用的初衷正是为了确证人的主体地位,然而时至今日却招致了科学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使人的主体性地位下降,这就是本主义悖论。

 

二　科学技术本质及其发展逻辑

科学技术为何会背离人本主义的初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廓清一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的本质作一个准确的确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对同一具体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一样,对科学技术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对它的认识只能是一个逼真性的过程。对科学技术作一个一劳永逸的规定可能永远也无赶上科技发展变化的现实步伐,但这绝不妨碍我们对科学术本质的追问。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黄昏时起飞,对科学技术作前瞻性的留待他人证伪的判断是非常必要的。下面仅从逻辑学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发作一粗浅的分析。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是一知识体系,但同时又是一种客观知识体系,有着不依赖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每个事物是一个本身有若干元素组成,同时又是作为构成更大系统元素存在。科学就是研究系统和元素、元素和元素的本质系。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系统和元素的关系当然也包括系与非该系统元素之间的关系,元素与元素的关系也包括不系统中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既有两两之间的关系,也有三或三者以上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总是指向个极端,即把微观元素系统化去探寻它的更小的微观元素把宏观系统元素化去探寻它的更大的宏观系统,随着对两极端的深入研究,处于极端之间的介观系统的研究也会自得到扩张与充实,从而科学的发展呈现出横向渐摆展开纵向螺旋上升的生动图景。技术是科学的物化中介,一旦人类系统与元素,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掌握之后就有可打乱物质系统的天然排序,进行人工重组,就像把打乱的堆积木,如果还排列成原样,称不上真正的技术,只有排列合成新的图案才能称得上技术。科学知识的增加为技术产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随着横断科学、交叉科学、边缘学的兴起,技术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谓高技术主要指两种,一是远离日常介观系统的元素与元素、系统与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二是指相差较大的不同能级的系统和元、元素与元素的重新排列组合。当前,虽然高技术层出不,但现代科学内还蕴藏着高技术的无限契机,甚至在科学展相对缓慢时,技术也不会放慢它前进的步伐。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它的外在逻辑。科学和技术是一种庞大的系统,但同时又是作为构成社会大系统的要而存在着,它必然要受到其它要素和整个系统对它的规约,这种规约也同样遵循着一定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科学术发展的外在逻辑。在社会大系统中,科学、技术和生产紧密相连的,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产,人们不会足于牛顿第二定律表达式的完美,甚至觉得笨重的飞机并够美观,只有当它们乘坐上飞机遨游于空中,才深味牛顿第二定律的意义,科学技术的价值也正在于此。科学技术必须跟生产相结合,必须以产品的形式把科学技术物化出来。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科学技术更多是通过商品化的形式来体现其价值,所以它必须同生产相结合。一切商品的生产都遵循着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效益原则和效率原则,追求的是产出与投入比值的最大化。只有这样,利益主体才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因而追求经济利益成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由于受经济利益的牵引,只有那些最有可能获取经济利益的技术才能得到优先发展,那些与这些技术相关的科学才得以优先关注,道理非常简单,“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动前进。”从而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被遮蔽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地是遵循它的外在逻辑。

 

三　科学技术成为人本主义杀手的前提

在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虽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同时起作用,但其内在逻辑被浓重地遮蔽了,而外在逻辑却得到充分的彰显,就在这一扬一抑之中充分展示现代科学技术的特有向度。其实科学技术的各向异性的所谓本真发展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工程师也不可能仅凭借自己的智力爱好去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可能以自身为目的它只能是某种目的手段而已,它必然要受到外在因素对它的作用而显示出各向同性的发展态势。在这方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提出苛求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只能追问施加在科学技术上的经济利益驱动力是不是太大了?这种驱动力的作用点是不是最佳的?应该说按经济规律办事本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的全部要义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此科学技术对人本主义的挤压可以化归为经济规律对人的主体性的冲突。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当作人本主义的杀手是失之偏颇的,科学技术绝非人本主义的天敌,恰恰相反,科学技术曾经是人本主义的保护者。科学技术可为任何人使用,具有标量性,而生产活动由于利益主体的偏狭性而具有矢量性。科学技术进入生产领域之后,科学技术起着放大作用,可以使利益主体的小善放大为大善;也可以使利益主体的小恶变成大恶。即使是后者,我们也无理由归罪于科学技术,就像罪犯用菜刀杀人不能归罪于菜刀一样。但世界上会不会有一种专门用来杀人的刀子呢?或者说从一开始就背离人的终极关怀的技术呢?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随着科学———技术———生产互动的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缩短。生产的功利性直接让渡给科学技术,从而使科学的源头被污染,使技术一开始就以怪胎的形式出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才能把科学技术视为人本主义的杀手,这也正是人们始终对科学技术耿耿于怀的结症所在。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一经问世,一些国家政要便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出发立刻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即使从当下来看,我们也很难找到原子弹的一点正面效用,然而,足以数十次毁灭地球的核武器存在着,更是把人类置于一个快要冒烟的火山口上。科学技术走上人类的对立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利润的关注超过了对使用价值的关注,对于从根本上就悖离人性的科学技术,这正是一巧立名目的极度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恶意膨胀所致;无需多,对于其它技术,其负效应虽然不可避免,但它的恣意张,其终极性原因也是如此,概莫能外。这种着眼点的本末置直接导致了人类与科学技术之间关系的易位,使本来作工具的科学技术一跃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毫无疑问,经利益绝非科学技术的惟一维度。科学技术的大厦也绝不只建立在经济学的浅滩之上,作用在科学技术的驱动力,了经济以外,还必须要有其它驱动力。

 

四　有且仅有的选择

科学在遭受猛烈的批判之后,一点儿也没有停滞它飞速前进的步伐,反而以更大的加速度向前飞奔。它对人类的控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都在不断拓展和加深,并逐渐占据会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无法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怀,如果只单单受制于经济益的驱动,它就有可能偏离人本主义的价值中轴,因此用本主义去规约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有且仅有的选择。

第一,建立人本主义的科学观———从符合真理观到人择理观。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真理,但由于人们对真理的界不同,因此也形成了多种真理观,其中取得较为广泛共识是符合真理观,即追求理论与普遍事实相符合,希望有朝一日找到普遍适用的终极真理。科学家们就是凭借这一信念找到了藏匿于自然界背后的秘密,也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潘多拉魔盒。追求理论与实际相符合当然是必要的,它具有无辩驳的正确要义,但把终极真理当作科学的目的是有待商榷的,这不仅造成大量科学劳动的浪费,而且也为有害技术供了理论基石。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现在提出的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好像是异端邪说。”这种导毁灭性、灾难性的知识一经产生,那么它是无法消失的。人们对真理的挖掘是应该有所选择的,即人择真理,也就是终定位于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去采撷真理。不仅可以减少科学研究的无效劳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杜错误劳动,使真理一诞生就具有人文理性,使其只能在终关怀之路生长与壮大。真理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可能被发去发现它,而是因为人们选择地去发现它。马克思也曾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如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那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必然相互趋同,在长期的分野之后必将重新走到起,一同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上前行。

第二,建立人本主义生产观———从狭义经济学到广义经学。经济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是毋庸多言的,生产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有着铁的必然性,任何一个利益主体按效和效率原则办事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正是这两大原则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任何一门学科一旦走向偏狭,真理就变成错误,经济学也不例外。无论效益原则还是效率原则是为了产出与投入的最大化,因此成本核算有着特别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学的成本核算进行新的核算。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它的正效应得以显化时,其负效应也相随而生,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成果时,也在默默忍受着它的巨大恶果,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劳动异化、人性扭曲等等。一般经济学不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考虑在成本以内,应该说目前已有了很大好转,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强制利益主体必须为自己造成的污染付出代价。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学仍然是狭隘的,它还没有把最大的副产品放在成本之内,仍然把科学技术对人造成的异化,以及造成人性的扭曲甚至缺失放在成本以外,这种对人类心灵的污染往往开始时不被重视,很可能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才得以显化其实这种污染要比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厉害得多,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的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成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也取消了。”也诚如容格所言:“消耗如此之大,以致吞没了胜利。”如果一切都按经济规律办事,毫无疑问,应当把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一切负面影响及其预期引入成本核算。如果“按经济规律办事”仍是一条公理的话,那么这种经济规律应该是广义经济学的经济规律,而绝非狭义经济学的经济规律。

第三、建立人本主义技术观。在科学———技术———生产的因果链条上对科学与生产进行人本主义规约客观起到了规约技术的目的,使一切背离人性的技术失去了它的理论基石,也丧失了对这种技术的需求。尽管如此,重申对技术进行人本主义规约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还是当务之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经使科学与技术相互兼容趋于一体化,使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渐模糊,也使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大大缩短,三者之间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因此对技术的人本主义规约也是对科学与生产规约的补充。又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蕴藏着无限的技术雏形,因此对技术的规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要杜绝从根本就违背人性的技术,对于作为双刃剑的技术,要充分考虑它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要看清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当其正效应得以显化的时候,其负效应也会得到张扬,常常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现象,这可能是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因此必须真正做到走一着棋,能预见下三着棋。人类能使科学技术多大程度为自己造福,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其正面效应的把握,也同样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去把握它的负面效应。对一些负面效应还不太明朗的重大技术更是要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要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经过学术共同体集体裁定,国家也应制定相应技术法规对某些技术的研究政府有权直接干预。

从根本上讲,科学技术对人本主义的挤压的深层原因还是某些利益主体(这种利益主体可能是个人、企业、行业、甚至国家)的偏狭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背道而驰。只有通过人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生产的全面规约,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科学技术的方向盘应由两只手来把握,一是经济,一是人本主义。只有这样,人性才能摆脱科技术的挤压,人本主义才能在科技理性的确证下进一步向延伸。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一些人本主义者把对科学技术的判推进到对理性的全盘否定,甚至提出要完全取消科学技,这是非常错误的。促进科学技术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尤在我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正如只有在正确轨道上行的列车越快越好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应始终不能偏离本主义的价值中轴。

 

 

                                                          

                                         (原文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