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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中国公共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邵象伊(1909—1990)教授诞生100周年。我们特汇编了有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方各国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人口的高度集中,工人生活和生产条件恶劣,致使职业病高发和传染病广泛流行。许多医学家和社会事业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调查,促进了卫生学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微生物学的发展,多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更进一步地推动人们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于是公共卫生就成为近代医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医疗与卫生并行的局面。
回顾我国,虽然自清末开始逐渐有一些卫生防疫的措施和极少的人才培养。但直至1934年,据兰安生对我国19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卫生工作一是缺乏足够的资金,二是缺乏称职的人员,成绩总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多数城市对公共卫生工作的关心主要限于清扫街道,因此,他建议卫生官员更应重视妇幼卫生、学校卫生、流行病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自清末至19世纪30年代,我国虽然也开办了一些医药院校,但大部分院校主要培养对象还是临床医生,而卫生学方面的教学仍然是凤毛麟角。
1934年9月在江苏省镇江市成立了一所我国较早培养医政人才的综合性医科学校省立江苏医政学院,邵象伊即到校执教,开始了他的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的生涯。如果从1934年算是他投身卫生学领域开始,他在卫生学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事业的追求也未曾中断。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主编《战时医政》月刊,连续出版了达六年之久。
回顾
邵秀民 武际可
邵象伊1909年10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2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29年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学习,主攻临床医学。在回国后几年任临床医生的实践中,他深深认识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是“重治轻防”,他于是决心自己投身到预防医学的领域中。1937年受江苏省公派到德国留学,他改攻公共卫生学,先后在爱尔兰根大学及柏林大学卫生学院学习,获柏
1934年设在镇江市的江苏医政学院一建立,邵象伊即到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任教员,1939年从德国回国后返原校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已迁至四川北碚,并改名为江苏医学院,邵象伊被聘为该院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他随江苏医学院迁回镇江。
由于在德国留学期间,曾阅读了原文的《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又看了一些进步书刊,并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影响,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之深痛恶绝。在那几年中,他写了多篇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发表在学生的壁报上。他支持进步师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并参加了反美抗暴的示威游行,成为该院进步师生的代表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他被该院教职员和学生推选为“三人小组”的召集人,继而又担任院“应变委员会”主任,在阻止将江苏医学院迁往台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维护了正常教学的进行,直至镇江解放。
1949年镇江解放后邵象伊被任命为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江苏医学院院长。1955年卫生部对全国高等医科院校进行调整,浙江、山东和江苏医学院的卫生学系合并到山西医学院。原江苏医学院一分为二,卫生系由邵象伊率领来到山西医学院,邵象伊旋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山西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院长,江苏医学院的其余部分迁往南京发展成为今南京医科大学。
邵象伊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35年2月,邵象伊在江苏医学院工作期间,就办起了由他任主编的《医政周刊》和《卫生教育周刊》两种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9年起他又主编发行《战时医政》月刊,一直出版到1945年年底。这份杂志是我国抗战时期能够坚持长时间出版的少数医学刊物之一。
早在江苏医政学院成立的1934年,年底便招收了学制六年的医科班40名,和学制一年短期培训的卫生行政科16名、卫生教育科、卫生特别训练班各60名新生。邵象伊从此以后数十年就一直主持卫生学的教学。
除了卫生和医政方面的教学工作外学院还组织公共卫生方面的社会服务与研究工作。早在1935 年江苏医学院成立了卫生设计委员会,由邵象伊任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后,1940年江苏医学院成立了公共卫生教研室,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由
1935 年9月邵象伊与胡定安等发起组织“中国卫生教育社”,同年成立“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这两个全国性的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是我国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最早的组织,它们的成立推动了我国早期健康教育事业。
1940年,胡定安、洪式闾、邵象伊、褚葆真等集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得到翁文灏、朱家骅、陈果夫、金善宝、罗家伦、竺可桢诸先生赞助。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由胡定安任总干事,下设四个部九个系,即微生物学部的细菌学系,寄生虫学系和疫苗血清系;卫生学部的基础卫生学系和公共卫生学系;传染病学部的流行病学系和防疫学系;编辑部的杂志系和丛书系。
1949年后,邵象伊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卫生学教材《卫生学总论》,该书196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卫生学词典》,于198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境卫生学分册的编写工作。
邵象伊终身从事卫生学教育,几十年来,他担任繁重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有繁多的社会活动,但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讲授公共卫生课程。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们都反映,
(本文作者邵秀民是
赠毕业同学们
邵象伊
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亲亲热热地相聚了一年,如今快要分离了,此后服务社会,虽然彼此仍可互通声气,但要像以前那样地朝夕把晤,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出本刊物来纪念纪念,自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办这纪念刊的同学们要我替他写篇文章,“光光”篇幅,我自问才疏学浅,“光光”是不敢当的。不过,这一年来,和诸位快毕业的同学们互相切磋,共同为学术而努力,彼此间的感情也不算泛泛,如今要我在这纪念的刊物写几句话,表表纪念的意思,我自然是万分地愿意,所以我就这样大胆地提笔了。
诸位毕业的同学们,如今要离开学校而踏进社会去,不问是干卫生行政的,干卫生教育的,或者是悬壶济世,为病者解除痛苦的,总之,我敢相信诸位都是抱着一颗活跃的心,准备去努力地干一下的。惟其如此,我想,趁诸位的事业还未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作为我们将来的目标,实在是一件要紧的事。为了这,我谨向诸位贡献下列的三点:
第一是科学化 二十世纪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数十年来,科学的洪流已经排山倒海地杀奔前来,将一切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都席卷了,摧毁了,在这潮流的激荡之中,没有一种学术能够违反着科学而存在,一切的学术如此,医学的学术自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想求生存、图发展则已,否则,就非迎合这潮流的动向,适应这时代的需要不可。我们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应当科学化,我们在办事方面的努力也应当科学化,我们要科学化得彻底,科学化得真实,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固然要灭亡,只重形式不重精神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科学化,也不是成功的大道。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一点。
第二是革命化 诸位都是青年,既称青年,就非具有革命的精神不可。什么是革命的精神呢? 就是反抗的精神,不妥协的精神,与一切腐化恶化的势力相搏战的精神。诸位踏进社会中去,也许立刻就会与恶劣的环境和恶劣的势力相接触,这一层,在干卫生行政和卫生教育的同学们,尤其是免不了的,那时,诸位进又不能,退又不可,遍地荆杞,遇事棘手,要不是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大刀阔斧地干一下,是决计开辟不出生路来的。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精神是贵乎反抗,贵乎奋斗,我们既不可与恶环境恶势力相妥协,亦不可为恶环境恶势力所同化。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二点。
第三是平民化 医政是实际的工作,是救济人类疾苦的工作,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住在高堂大厦之中,喝着香槟、吃着大餐、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所能够干得了的。要干医政工作,第一要有不怕苦、不畏难、切切实实、苦干硬干的精神,第二要有清楚的、敏锐的、针对事实、明察秋毫的头脑。我们且看:近年来的中国,在内乱外侮、天灾匪祸、重重的灾难、重重的压迫之下,农村经济已频于破产的地步了,成千成万穷苦的同胞们,在那里嚼草根吃树皮过日子,试问我们去办医政,应当叫他们吃蛋白质,吃脂肪,吃维他命,吃牛奶、鸡蛋呢,还是应该先设法给他们弄点饭吃吃呢。 办医政不是可以唱高调的,也不是可以开不兑现的支票的,更不是用来做巴结贵人、巴结阔老的工具的,我们的方针,就是要看清事实,从事实上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官僚化、贵族化、华而不实、专做表面文章的恶习,我们要平民化。这是我希望诸位认清楚的第三点。
以上的话,都是我们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应切实履行的。文章写得不好,意思却是诚恳的,这就算是我给诸位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吧。(摘自《毕业纪念刊》)
(注:此文疑为1935或1936年医政学院一年制培训班毕业纪念册刊出之文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记教授、原学院院长邵象伊
陶守业
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是“水光潋滟晴放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旅游胜地。辛亥革命前夕(1909年),著名的卫生学专家、一级教授、原我院院长邵象伊就出生在这里。
回国后,
课堂上,
“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年功”
课堂下,
1977年至1978年学院办了英文进修班,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外文水平。邵教授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学院的专业,参考外文资料,悉心选定教材,并亲自登台讲授。他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熟练的讲解,博得了广大教师的好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和编写卫生学辞典发起单位请
在编写教材、卫生学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卫生学分册过程中,
他阅批有关文件和向下级交代工作时,素来是不耻下问,和同志们平等地交换意见。对知之不多和不甚了了的事,他不知为不知,绝不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凡经他修改过的文件,他无不斟字酌句,以避免言过其实或脱离实际。当同志们的意见和他的认识分歧时,他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在私字面前,
1981年主编高等院校卫生学总论教材时,邵教授和有关教师一起到晋南稷山县参观取经,以丰富教材内容。县招待所为他安排了比较舒适的房间,但无论同行的教师怎么劝说,他坚持和同志们一起住普通房间。
1965年,我院承办全国农村卫生进修班。邵教授不仅亲自讲课,而且和师生一道下晋南闻喜县东鲁大队实习。他和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有的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邵教授一无专家的派头,二无院长的架子,不怕苦、不怕累给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多年来
1946年,他大义凛然地参加了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的示威游行。他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肩并肩、手挽手地跨向街头,并昂首挺胸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支持革命师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一次,他把两个革命学生藏在家里,躲避国民党反对派的残杀。在国民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代,邵教授保持了志士仁人的民族气节。
建国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逐渐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他按照共产党员《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梦寐以求的党组织。在一些重要时刻,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自觉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1957年有人挑拨
“四人帮”横行时,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目的,在教育战线上大肆兜售“朝农经验”,还鼓吹什么“大学要越办越向下”,实质是就削弱甚至取消了基础理论课。
根据
(原载
忆邵象伊、魏善钊老院长
马凤楼 戴汉民
我们自1946年起在苏医学习、成长、战斗、服务,已生活了58个春秋,在庆祝母校70周年华诞之际,忆事思人,深切怀念解放前后保护学校,建设学校的两位历史功臣 ——邵象伊和魏善钊老院长.
邵院长先留学日本学临床医学,后留学德国改学公共卫生,在此期间阅读了原文的马克思《资本论》,从理论上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国后,他是较年轻的教授,也是开拓公共卫生学科的先驱者之一。在执教苏医期间,他主持正义,拥护民主,成为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是进步师生中的一面旗帜。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位朴素的儒雅书生,黑边眼镜,修长身材,一袭旧布长衫。经常出入图书馆,几乎每一本新书都是他第一个签名借阅。抗战期间在四川时,他曾支持“苏声社”同学们的进步活动。复员到镇江后,他参加了抗暴示威游行,声援“五·二O”运动时,我第一次拜访他,请他为学生会的宣传壁报写了文章。解放前夕,他又应约为“方生”壁报写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一文。他平易近人,谈话温和,但文章却犀利清新,寓意深刻。上课时,缓缓讲述,条理清晰,数据娴熟,使人感到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最感人的是在1948年底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苏医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刻,他受命于危难之时,置身于风险之中,接受群众推选,担任“三人领导小组”组长,继而又担任“院应变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院应变事宜。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于在关键时刻承担重任的精神,不正是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体现吗!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迁校的问题上,一些反动的叫嚣,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应变会上竟有人恶毒地提出来“愿意跟国民党的走,跟共产党的留下来”。以至在一次应变会议上,他实在无法忍受,提出要辞去职务,我们坚决挽留,全体起立数十分钟,他才勉为其难收回成命。在那种特定的形势下,他坐在那个位子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因为地下党相信他,群众拥护他,虽然他并不明确表态,但他能理解地下党的意图(我们曾致函向其讲明形势与政策),是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人物,可谓一介书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合法斗争中,我们相互默契支持,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最后将学校完整的交还到人民手中。对他保护学校的历史功绩,我们永志不忘。解放后,历史将他推上了领导岗位,由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到院长,他都积极拥护政府,努力贯彻政府各项政策、决定。1949年,我曾和邵院长同时当选镇江市,苏南人民代表,看到了他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态度。到浙江为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担任大队长时,他与群众一同生活、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思想改造运动时,过火的批判使他受到伤害,虽然一度委屈灰心,工作表现消极,我那时刚由协和公卫高师班回校任教研组秘书,,在接触过程中,却未听到他有任何牢骚怨言。后省委韦永义同志亲自去找他做了工作,他重新振作精神,顾全大局,积极响应院系调整的号召,带领师生奔赴山西医学院,并一直在那里任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我曾专门去看望过他,那时他正住在病房里,身体欠佳,但仍精神矍铄。次年“七一”前夕,传来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喜报,他满怀激情表示“在有生之年,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为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魏院长大革命时期15岁参加了共青团,曾留学日本学化学,是早期革命队伍中少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时期,曾受到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在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常被作为右倾对象批判。但我们却丝毫未见到这对他的革命激情和为人民服务的忠诚有任何影响,显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高贵品质。他来苏医上任的情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0年的夏天,他光头背个草帽,穿着布鞋,一身褪色的干部服,挎个小布包,一个人由火车站步行到学校,完全一副老八路的形象。开始任生活辅导处主任,1951年起任副院长,1954-1957年任党委书记,以后任副院长、副书记。解放后,除军代表外,他是第一个来院,也是时间最长的院级领导干部,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朴素的生活作风,勤恳的工作作风,平和的待人处世态度,显著的建校功绩,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对各层次的人都能平等相待,尤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体现了尊敬,关心,爱护和支持,即使批评教育,也使人感到他的善意与耐心,为此他几乎赢得了全院群众普遍的爱戴。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到苏医后,全身心地投入苏医的建设与发展,除努力抓教师队伍的充实与教学质量的提高外,更难得地是他能预见性地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前途。早在1951年苏南行署建制时期,即酝酿迁校无锡,后随建省会于南京,又积极筹划迁宁,那一阶段我们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奔波于镇江与南京和北京之间,到卫生厅和卫生部去申述争取,在院内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讨论规划,到现场去觅址、设计,在当时经济拮据、基建困难的条件下,魏院长可说是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工作而迁校南京,更名南京医学院。这是学院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与他的坚持不懈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教学大楼,在南京是面积最大的教学大楼,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一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记!以后十年动乱,他更是深遭残酷迫害,在南医与南中医分家后,他还是个未被“解放”的干部,而且疾病缠身,为建新图书馆,他一如既往不计个人恩怨、身体条件,全力以赴地跑材料解决基建上的困难,显示了可贵的赤诚胸怀。可以说80年代前学院的新建筑,都是在他亲自操劳下建成的,而以后不两年,他竟因积劳成疾,过早地与世长辞,他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我们学校,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邵象伊,魏善钊两位老院长。一位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位是党的优秀干部的典型,各在学院关键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的历史作用。一个对保护学校。一个对建设学校,做出了他们的重大贡献。由于他们的功绩,改变了学院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作者为原江苏医学院
随 想 笔 谈
陈家震
从1946年入学到现在,已经过去58年了。1946-1952年,我在学校学习6年,后留校任教3年,55年中央卫生部院系调整,跟随建国后我院第一任院长
我院的建系还是在我们52年毕业以后才建立的。当时建立了卫生系,医疗系,儿科系,眼科专业,均为本科,还有三年制的卫生专科和外科专科等。在邵象伊院长领导下,我
邵象伊院长,老师,一辈子艰苦朴素,勤奋好学,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待人谦和,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和名望,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我们夫妇二人跟随他整整30年,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得益非浅。
(节录部分段落。本文作者为劳动卫生专家,1955年随
缅
——我的一份公共卫生课答卷
医本科第14届(1946-1952)毕业生 吴系科
我是母校1952年医本科毕业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苏医迁台湾,,因而在校园内引起了“迁台”与“反迁台”的斗争。“反迁台”是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应变委员会是个合法的斗争场所。
解放后,
1951年,我在苏医的理论课结束后,被分配到附院实习,重点实习外科,原本是打算成为一名外科医师。不料,几个月后,卫生部下文,在应届毕业生中选派数十名作为高校师资进修,以适应解放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其中以选派基础医学与预防医学为重点。我被指定学习公共卫生。于1951年秋季到北京医学院高师班进修。从此,我弃医从教,并于1953年经卫生部分配到当时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安徽省。我所在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当时基本上是个“三无”科室(无专职教师,无教学用房,无设备)。在此困难环境下,我不忘邵教授在公共卫生启蒙教育时对我的教诲,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困难,展开了我的公共卫生教学生活。
我工作以后,曾于1959、1979年两次到山西医学院拜访
离开母校已经50个春秋。我曾在1959年“反右倾”及“十年动乱”中遭到莫须有的“政治冲击”和打击。“文革”后,我立志补回我在“文革”的时间损失,婉言谢拒了任我为校级主要领导职务的好意,不遗余力发展我的流行病学,潜心业务工作,充实发展教研室,协同创办卫生系,并出任首届系主任。我开拓了硕士授予点,培养18名硕士生。目前我的教研室已培养40余名硕士生,并取得博士授予权,成为我校4个博士授予点之一,并被评为省重点学科。我曾开拓多项科研工作,并撰写了一批论著,主编或参编了《流行病学》教科书及多部参考书,积极参与了我省传染病及其他病的控制与预防工作,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这些成绩与荣誉的取得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学校的支持,同志们的帮助,也与50多年前
我虽已进入古稀之年,老年人的暮气有时也常常袭来。唐代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有时在我头脑中缠绕。但我也常常喜欢诵读另一位唐代诗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要振奋精神把自己的老龄生活过得更充实、更美好!
(作者为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流行病专家。)
抹不去的记忆
武沃田
邵象伊院长1955遵照国务院高等院校调整安排,带领江苏医学院卫生系师生百余人来到山西医学院。从此,山西医学院成为全国保留的六个卫生系之一,招生面向华北和西北地区。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在北大的堂兄结婚后,我才知道嫂子就是邵院长的女儿。他们回到太原,双方家友在大中市实习饭店定了一座酒席,记得当时在座的有原新民中学杨仁康校长。邵院长对杨校长说:“你是老教育家啊”。还记得,饭后到按司街开明照相馆照像时,邵伯伯说,公用梳子不消毒传播寄生虫。我心想,卫生学专家就是不一样。实际上是刚入医学院校的我还没有建立起无菌观念。通过那次接触后,在一般场合我叫他郡伯伯不再叫邵院长了。
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思想更加滋长。到1958年发展到高潮,认为高等院校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正在同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基于这种分析,院党委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年内搞了40多个运动。什么“双反”、“拔白旗”、“扫三风”、“八查”,……等等。同时提出解放思想,敢想敢于,破除对教授、专家、书本的迷信,进行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改,自己编教材。学生还没有系统地学习人体解剖,就开始批判
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恢复后,社团活动也相继活跃起来。学生会除照例组织周末文娱活动,还搞大型演出与各院校交流,到省政府礼堂汇报演出。1959年为国庆献礼的“十年成就展览”。是由院内各科室、各系提供资料,团委会、学生会组织同学连夜苦战搞的。有一次,外国专家到学院参观访何,欢迎标语由学生会利用“激流社”黑板由黄树人同学用英语写的。事后邵院长说写错一个字母,人家还照了像。我非常惭愧,工作上的大意,造成了不良影响,有损学院荣誉。
逢假日,有时我到邵院长家借书,他的书柜中,除了中、外文专业书籍外,还有不少文艺类书籍。我先后借过科幻及苏联小说,像“
那些年,当国内政治形势刚稳定一段,好一点了,就又要折腾一阵子。总之,运动不断。因为有毛泽东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有的单位领导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需要“夺权”。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山西医学院成了重灾区。持续十年的浩劫,造成了135起冤假错案,就连全国著名学者、教授、院长邵象伊也未能受到保护,多次遭到批斗,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先后有吕世忠讲师,不堪忍受挂牌游斗,人身侮辱,全家四口人自杀身亡;46岁的讲师徐先瑞被批斗后,自杀而死。院党委书记高勃同志也没有想到会被他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残酷毒打,迫害致死。暴力、凶杀、全国性的混乱一直持续到1978年,简直是人非人,国非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随后,中共山西省委任命邵象伊为山西医学院院长,邵院长又一次担负起整顿教学秩序收拾那个乱摊子的重任。1979年卫生部委托
1982年邵院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7月,邵象伊院长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遵照遗言,邵院长的子女们,将他多年工资积蓄的3万元捐赠学院,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刻苦读书。1990年11月,学院设立了“邵象伊奖学金”,每年评比奖励10名在校优秀学生。
邵院长塑像前
——百年诞辰祭
见得天地,
经得风雨;
莘莘学子,
守望着你。
芳草萋萋,
情相依依;
你爱学生,
学生爱你。
(作者为眼科专家,山西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1909年10月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邵家驹(昂士),主要职业为中学教员。
1920年—1925年7月, 衢州市第八中学,杭州第一中学校、杭州崇文中学校、
1925年9月—1929年7月 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
1929年9月—1930年6月 日本东京帝大学习。
1930年8月—1932年4月 杭州医院医师。
1932年5月—1934年8月 南京首都警察所医务所任医师。
1934年9月—1936年12月 镇江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教员。
1935 年 邵象伊与胡定安等发起组织“中国卫生教育社”,同年成立“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这两个全国性的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的成立,为当时的健康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5年2月 学院开始发行《医政周刊》 和《卫生教育周刊》 。邵象伊任主编 。
同年9月 学院科学实验馆落成。 11 月成立卫生设计委员会,邵象伊为主任委员。
1937年1月—1939年3月 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8年 由于抗战,医学院在湖南沅陵与南通医学院的医科合并定名国立江苏医学院。
1939年5月 国立江苏医学院定址重庆北碚。
1939年6 月 胡定安、 洪式闾、邵象伊、 褚葆真等集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得到翁文灏、 朱家骅、 陈果夫、 金善宝、 罗家伦、 竺可桢
1940年07月 医学院成立公共卫生教研室,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由邵象伊教授负责。
1942年9月—1945年7月 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学院成立复员委员会。
9 月 1 9 日, 从重庆北碚迁回镇江原址复校。
1948 年 6 月 院长胡定安赴美。 28 日,吴系科等同学组织了名为"拓荒社"的读书会, 阅读《群众》 杂志等进步书刊, 出版《方生》 壁报, 发表邵象伊等撰写的向往光明的文章。
1948年底 选举邵象伊为三人小组组长, 代替院务处理委员会; 选举邵象伊为院应变委员会主任; 选举戴汉民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1949 年
5 月 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学院, 组建新的院级领导机构--院务委员会邵象伊任主任委员。镇江市军管会和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卫生部先后委派邵占甫、 黄志尚、 刘振之、王立本到院帮助做好接管、 恢复和整顿工作。成立教务委员会。当选为镇江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7 月 邵象伊、 马凤楼作为师生代表, 出席苏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1950 年 2 月 学院组成以邵象伊队长的血吸虫病防治队, 赴浙江平湖为 27 军569 名指战员治病。
3 月 当选镇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
5 月 当选为镇江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文教界代表。
1952年3月 成立俄文学习委员会。 由邵象伊任主任委员。
1952年11月 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任命的各项名单任命邵象伊为江苏省政府委员。
1955 年起, 江苏医学院在南京建校。聘请邵象伊等为院务委员会委员。 另有学生代表2 人。
1955 年 6 月 1 0 日, 卫生部决定学校卫生专业并入山西医学院, 并决定邵象伊教授同卫生系并入山西医学院,邵象伊任医学院院长。
1956年 全国评定教授职称,邵象伊被聘为一级教授。
1957年6月《山西医学杂志》创刊,任主编。后改名为《山西医药杂志》
1959年 随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卫生部代表团访问东欧各国。
1960年 被任命为山西省医学科学院院长。
1960年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卫生学总论》
1964年起 当选为第3、4、5届全国人代会代表。
1977年-1983年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8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 与王翔朴合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卫生学词典》
1990年 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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