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来做讲座了，在传说中的小礼堂，我是去不了的，门口一堆保安如临大敌一般。好在记者可以进去，于是可以了解一下大概的内容。

以下信息节选自搜狐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090327/n2630410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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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应该服务于利益集团

丘成桐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学为了获取经费支持而服务于利益集团。即使是为社会服务,丘成桐同样坚持大学应当具有独立性,“大学一个重要目标乃是提出和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某些利益集团要求的问题”。

中国大学热衷于政治与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丘成桐对比了美国名校的情况,“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丘成桐批评中国学界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他批评中国学界目前的现状是,“教授们在一段时间内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中国教授从基金中得好处太多

“对很多中国教授来说,失去基金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丘成桐格外不满中国的科研基金评审制度,他认为症结在于利益之争,“在国外,一般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从基金里拿到的好处不会超过二到三个月薪金,其他都是用在研究方面；而在中国,从基金拿到的好处往往比自己的薪水还要多好多”。

其次,基金分配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手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界的争执。虽然行政管理部门倾向于采用某些看似公平的定量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但上述做法“既耗费大量精力在繁复的文牍工作上,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效果值得怀疑。

那么能否可以引入外国专家评审呢?“(现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让外面的专家参与评审”,丘成桐说,“这种看法,我看是不符合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这一科学精神的……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怕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中国大学由官员和院士管理

“现在的中国大学是由官员和院士管理,整个大学受到他们的管制”,丘成桐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他提出,“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很少来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因此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要可充分、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即使研究理念、方向与众人不一样也不会被横加干涉。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科学家不自由相关的正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中国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研究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者当了领导之后,肩负行政重担,文山会海、上下级的迎来送往、政府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花去他们不少时间,常常令他们繁重得透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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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教授所说当然还只是冰山一角，但是真要按他说的来改革，我看也是遥遥无期，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延续了这么多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苏东坡那么牛，生时不还是看遍人情凉薄。要不，现在考研的一个趋势就是导师要挑大牛，哪怕明知道院士导师一年也见不了两次面。至不济也要挑牛单位，因为拿项目容易啊，导师牛了，出来就业也容易啊，不以为然却又不能不以为然。

话又说回来，说比不说好，做比不做好。走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了，所以还是要感谢丘教授能让这些问题放上台面讲讲；不过也只能是讲讲，周部长是不可能理会的，因为他也要靠底下人办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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