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活法

——评晓苏的小说《麦芽糖》

李遇春

一个人活着，其意义取决于他的活法，是活法赋予了活着的意义。活着是生存状态，活法是生存方式，是活法决定了活着的价值。一个人活在世上，必然会寻求某种幸福的生活形态，而幸福与否，则直接与他的活法有关。晓苏的小说《麦芽糖》，思索的就是人的活法的命题。小说中不同的活法，带来了状态和性质迥异的活着。

这篇小说依然是写晓苏心目中的文学村庄，那个叫做“油菜坡”的山村，晓苏关心的是在这个变革的年代里，山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名叫“务农”，虽然读过中学，但终究名落孙山，没能走出贫困的乡村，只能在当地娶妻生子，除耕地种田外，靠卖麦芽糖补贴家用，完全过着一种底层的凡俗人生生活。与“我”不同，“我”的三个中学同伴不是上了大学就是读了中专，在社会上混得有模有样，有钱有势，自然活得有头有脸，有滋有味。这让“我”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父亲一再表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只配做做女人干的熬麦芽糖这样的低贱行当，他每天都会理直气壮地喊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来为他抓背，抓痒痒。这是父亲唯一的心理安慰，儿子没有出息，但总算还能尽些孝道。

不仅父亲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而且“我”也自认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在这篇第一人称的小说中，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这句话意味深长，确立了这篇小说的叙述基调。整个文本实际上成了“我”的内心独白，不，因为“我”的独白中其实还隐含了自我辩诘的声音。“我”的叙述是朴实风趣的，但也是反讽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内心深处，“我”并不认为自己就真的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恰恰相反，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有出息的”了。因为，“我”的那三位同学虽然各自飞黄腾达，在“油菜坡”外面的世界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但他们的父母亲却过着寂寞孤苦的生活，被各自“有出息”的儿子遗忘在身后，在“油菜坡”里寂寞地生和死，享受不到基本的天伦之乐。杨致远，这个“油菜坡”里“最有出息的人”，赴美留学并定居，还娶了洋媳妇，但他却没有恪尽孝道，父亲死，他没有送终，及至要给父亲立碑，他还是没有回来。肖子文也是很有“出息的人”，在省城当大记者，但由于惧内，娶了媳妇忘了“爹”，眼睁睁地看着媳妇把年迈的父亲赶回了乡下。余乾坤虽然只读了中专，也“出息得够可以”，在县城里当老板，但他连过年也不回老家看望一下父母双亲，身患糖尿病的老人只能通过吃“麦芽糖”来诱使自己发病，逼儿子回乡。这些“油菜坡”里“最有出息的人”，他们的“出息”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幸福，相反带来了痛苦。他们在城市里活得潇洒，却把痛苦留给了自己的父母。这种活法的意义不是很值得怀疑么？毋庸讳言，这种活法在当下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中国，是越来越普遍了。现代性的代价就是日益丧失掉基本的日常人伦情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最没有“出息”的人——叙述者“我”，以及“我”的父亲的活法，顿时有了光彩，被赋予了一般人所忽视的意义。实际上，小说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首尾两端关于“我”为父亲抓背的原生态描述，是这篇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片断，使整篇作品生气洋溢。这种朴素的描述充满了诗意，其间隐含了传统农耕文明社会里理想的生活形态。这就是悠闲自得的抓背，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烫壶老酒，吃粉蒸肉，放鞭，吃团年饭，微醺之际晒晒太阳，时不时还说着粗话。这是古老的农业社会中多么动人的诗意场景，但在中国愈益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诗意的场景如今只残留在一些底层乡村的生活世界里了。然而，这种底层的活法，在当下的城市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其意义正日益凸显了出来。这就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麦芽糖，苦中有甜，纯手工制作，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的诗意象征，它是不灭的。

所以，《麦芽糖》是带有文化怀旧色彩的小说。叙述者“我”的声音，在一开始是与父亲的声音一致的，都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但随着叙述的演进，“我”的声音与父亲的声音出现了反差。父亲一边享受着传统的底层活法所带来的幸福，一边骂着自己没有出息的儿子，而儿子却分明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是真正的有出息的人，因为他给亲人带来了幸福，而那些所谓有出息的人只给亲人带来痛苦。父子俩并未取得共识，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当下人们对于传统底层活法的双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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