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医科院和预防医科院病毒所，很长时间内只有黄祯祥教授和朱既明教授被尊称为“黄大夫”和“朱大夫”。后来全所上下也称朱教授为“朱先生”，无论叫者或听者都觉得十分亲切，比“教授”或“院士”的称呼要好得多。我虽然不是朱先生门下的弟子，但他是学问的大家，堪为全所同仁的共同导师。我在病毒所八年期间耳闻目睹，了解到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风范，也可以说是老一辈科学家高风亮节的一个缩影。如今时移世易，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1年。仅凭我的记忆写下先生事迹之点滴，以为纪念。

 

朱先生晚年用心推动的一个科研项目，就是采用痘苗病毒为载体创制多价疫苗，预防甲型肝炎、乙型肝炎、EB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多种病毒的感染，当时称为“痘苗协作组”。虽然天花消灭后接种痘苗病毒的副作用引起了更多或更大的关注，但采用痘苗病毒制备禽流感或SARS疫苗，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朱先生和其他前辈在20年前具有怎样的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在我们的研究经费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缺乏的可能正是高屋建瓴的前瞻和创新思维，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正是通过多方合作和长期努力攻克重大难关的团队精神。我认为，时至今日该领域研究的方向已有所改变，但当年“痘苗协作组”的精神并没有过时。中国病毒学家如何走自己的路，紧贴国际研究动向，争取在国际病毒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并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病毒病防控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朱先生在这方面的学术思想，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的财富。

 

朱先生是《病毒学报》的创办人。对《病毒学报》接受发表的每一篇论文，朱先生都作最后的审读，并就学术、文字、英文图注或摘要等细节提出具体意见。朱先生审稿，始终以学术作为第一位，以学术质量作出接受或拒稿的唯一依据。曾记得，在朱先生出差期间，有一位所领导的稿件被副总编批准发表。朱先生回所后发现稿件的质量不如人意，不仅追根问底，而且作出“下不为例”的指示。由此可见朱先生铁面无私的态度。90年代学术论文粗制滥造的歪风乍起，朱先生确定《病毒学报》的期数不予增加，并以加收投稿费用的办法尽量减少一些低质量来稿，坚持了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与其他一些期刊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认为，朱先生办学术期刊的态度和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学生时代仰望朱先生，能够感觉到一种学者的威严。但以后经过直接的接触，却能深深体会到他对后学的提携。1988年我在导师指导下写成有关痘苗病毒血凝素的论文，在王家槐教授的鼓励下，准备试投国际期刊。导师对论文进行修改后，转请朱先生提出意见。朱先生对我们的论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论文在1989年发表于J. Exp. Med.杂志。正因为有导师和朱先生的榜样，以后我对所有同事和学生提出的有关修改英文论文的要求，都尽最大努力加以满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作风的传承。90年代初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到一定考验的时期，对于朱先生及其他前辈在此期间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没齿不忘。当时有一次全国病毒学学术会议，上海龚祖勋教授邀请朱先生作学术报告，朱先生却指名让我代他与会并报告。以后朱先生和其他老师还将我提名为“中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受到表彰。1994年我出国时，虽然我并非他的门生，朱先生还是为我写了热情的推荐信。直至他生病后，朱先生还再次向香港大学写出推荐我担任副教授的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后学的鼓励，令我深深感动。

 

朱先生是一位真正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病毒学家，同时他也为解决中国疾病控制的关键问题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先生已逝，但其风范永存。虽然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未必能够像朱先生一样为国家做出大贡献，但我会时时提醒自己，在做人做事方面学习朱先生的精神，在科学上勇于探索，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尽心尽力，无愧于培养了我们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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