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齐志红，宁方刚，苏 青

 

本文发表在2009年第4期《科技导报》

　　2008年的所有日子都已随时光流逝。盘点《科技导报》“科技界声音”栏目过去一年里刊登的科学家言论，总有一些声音常留在我们的心里。这些声音，或因为真实，而让人铭记；或因为尖锐，而使人警醒；或因为隽永，而令人深思。
　　美好的声音值得重温、回味。本文遴选了2008年度《科技导报》“科技界声音”栏目18条有影响的科学家言论并加入评论，期望对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1 科研人员究竟有多少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学者？官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1] 30年过去了，今天，我国的科研人员实际用于科研工作的时间究竟又有多少呢？
　　
　　我们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而且职称越高，直接科研时间越少。按照职称来看，中级有61%、副高级有53%、正高级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科研。
　　如果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直接从事研究工作，投入的科研设备再好、科研经费再多，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齐让[2]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现行体制下的科研人员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争取课题，拿到经费。为此，科研人员尤其是打头阵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科研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争课题、跑经费，甚至拉关系、搞公关。在从事课题研究的同时，科研人员还要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评估，许多实实在在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就只好交给助手甚至学生去做了。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直接用来从事科研工作，科学家似乎已称不上“科学家”，更像“社会活动家”。如此下去，又怎么可能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看来，现行的科研体制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改革了。
　　中国科协有关科技人员用时分配的调研结果固然令人吃惊，对照国外大学教授能集中精力从事本职工作的现状，我们难道仅仅只能羡慕吗？
　　　　

    在德国，一个大学教授会用40％的时间搞科研，40％的时间教学生，剩下20％的时间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包括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在中国，一个学者如果做了大学校长，仅处理行政事务，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

——北京大学校长  许智宏[3]

　　
　　这是原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在“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感叹。这番话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钱学森教授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之后，坚决要求退任副院长一职，并从此基本担任副职之事。如果当年钱先生没有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继续担任占用大量时间的正职行政工作，不知是否还能为我国的国防科研做出日后那样巨大的贡献？
　　学者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用于钻研学问，作为学者的大学校长的全部精力自然不应该都用于行政管理。许智宏院士的感叹更多透出的是无奈，学者身份和行政职务的角色错位反映了教育、科研领域用人制度和价值取向的矛盾与尴尬。

 

　　实际上不一定是职务高的人就贡献大，比如说，王选教授对北大对国家的贡献就超过了同时期的任何一位北大校长。学者从政后仍然能够在学术上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和精力上都不容许。虽然资源多一点，影响大一点，但这不是有效配置。如果学者从政后，把资源和影响用于引导、支持和服务其他的科研人员出成果，那才是最佳配置，也体现了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领导亲自挂帅具体项目有很大程度是为自身利益考虑，其结果往往是一花独放，影响了百花齐放。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王国裕[4]

　　                                 
　　王国裕教授说这番话后不久，教育部一批副部级的高校校长开始轮岗，许智宏校长退休，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接替……。一时间，大学校长官员化的舆论此起彼伏。
　　其实，在国外不少大学，校长的角色就是一个全职的管理员。学校董事会在选拔和考察大学管理者时，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往往甚于其专业知识。中国的大学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一个专门的职业，虽然一般都是由专家学者转型而来，但由于没有经过专门的教育管理培训，常常习惯性地用学术思维、实验思维来管理学校，或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工作，使得一位出色的学者并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校长成为一种现象而大量出现。为此，有人指出，国内教育界要做的是推行校长职业化，并建立校长公开遴选机制，引导校长拥有教育家的理想、情怀和作为，而不是成为一个官员[5]。

 

2 SCI，Stupid Chinese Idea? 本源？异化？
　　在科技界，目前恐怕还没有哪个东西像SCI那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SCI有被妖魔化的倾向。SCI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SCI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 武夷山[6]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简称，它是根据现代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ngene Garfield) 1953年提出的引文思想创立的一部国际性检索刊物。SCI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科研人员获取需要的文献信息，读者通过它能很快了解到某一作者的某篇论文是否被他人引用过，通过引文次数还可以了解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据此还可获取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在国内，南京大学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期望通过量化指标引导科研人员重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此后，以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广泛推行，继而演变成今天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的“唯一标准”，以至于李国杰院士这样戏谑地评价SCI：“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中国人愚蠢的想法)。”[7]
　　SCI偏离其本源的滥用，造成了国内学者围着论文“指挥棒”转的不正常现状，使得不少科研人员只重论文数量不重论文质量、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愈演愈烈。为此，科技界近年来抨击SCI之声日益高涨。情报信息研究专家武夷山研究员则替SCI打抱不平。他认为SCI只是一种检索工具，中国科技界没有利用好这个工具，反而使其功能异化；SCI等检索工具目前是在替中国科研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受过。因此，他认为要改革的是科研制度，而不是SCI[8]。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物理快报（英文版）》主编王鼎盛院士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和更为深刻的见解。

　　
　　以引用的多寡去评价期刊尚有一定的道理，以引用的多寡去评价论文就很不科学了，而以论文发表的期刊和期刊的影响因子去评价论文则更是近乎荒谬。
　　不能以期刊评判论文，是因为期刊的总引用中的大部分是由少数论文贡献的，因此在平均引用多的期刊中也不乏很少被引用的论文，而在平均引用少的期刊中也会有被引用不少的论文。事实上，常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平均引用不高的期刊。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鼎盛[9]

 

　　同样被异化的还有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教育部单纯地运用行政手段管理高校的思维理念，直接导致了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尽管有着良好的设计初衷，一旦实施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迫使高校“逼良为娼”、弄虚作假、远离学术、高度行政化迎评的尴尬境地。为此，没有去赶扩招、并校、圈地等风潮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的一番真话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很缓慢的，但是把它摧毁却很容易。摧毁了之后，要重建，至少是一两代人以后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10]

                                         
　　尽管教育部一直充分肯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作用和成绩[11-12]，但是，舆论界和广大高校师生却更加认同朱清时校长的敢说敢为，尤其欣赏他“这十年来，我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13]

 

3 如何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考试？竞争？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创造日新月异，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培养大量的创新科技人才成为各个国家提高科技竞争力的战略部署。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模式却并不令人乐观。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院士就希望我们的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中国，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力量很强大，它是公平的竞赛；但是，如果把很多精力都放在考试上，很难成为好的科学家。
　　思维的创新，越早培养越好。一个学生一开始就能在思想上创新，他的思维就会宏大起来。就算今后他不做科学家，在其他方面也会有所成就。不管是名校，还是大公司，都喜欢这样的人才。

　　                               ——哈佛大学教授 丘成桐[1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应对考试上，不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和训练，长此以往，很容易走向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一面。人们在反思单纯地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弊端的同时，还强烈呼吁尽快取消高中文理分科。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公开征求意见，一家网站的相关调查吸引了26万余名网民投票，其中赞同取消分科的比例接近54%[15]。对此，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教授对中国高校的学生们也给出了同样的忠告。

 

　　难以想象一个工科科学家如果只会工科，他能做出什么成就。我身边的科学家都有着广泛的爱好。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  谢尔登·格拉肖[16]

                                 
　　作为弱电相互作用统一理论的创建者，格拉肖博士在哈佛大学攻读理学硕士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文学，并选修了中国音乐课。在他看来，“要想成为一个文明人，一定要学些文学。”[17]
　　1959年，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有两种文化存在，一种是人文学者的文化，一种是科技专家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彼此割裂，错误地影响了社会决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8]。可以说，科学与人文的割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得我国一直没能产生诺贝尔奖科技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急功近利的教育体制真是害死人。

　　目前，中国博士生培养存在着急功近利现象，导师对博士生的论文要求也是这样，还有浮躁，浮躁跟急功近利类似，因为现在对于教师的评价意见就是你做出多少成绩，才能给你多少工资，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中国科技界现在的整个行为也是急功近利，希望很快做出成果来，这就属于拔苗助长，没有条件，所以做的研究也就很浮浅。?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教育平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不是三两年就能搭起这个平台，因此，要成为培养博士生的单位，需要悠久的历史，需要深层的积累，需要很好的人文环境，这就需要百年。培养人才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浮躁，应该实事求是，严把质量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  童秉纲[19]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恢复学位制度后，1982年中国首批只授予了6人博士学位；2007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超过5万，2008年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这些数字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高学历人才培养质量随数量的增加而呈下滑趋势的令人忧虑问题。为此，有学者呼吁，应借鉴美国名校培养博士生的成功经验，引入竞争淘汰机制。

　　
　　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的淘汰率高达47%，而我们国内只要考上了博士生，就几乎人人可以拿博士文凭了，这也造成了个别博士生不专心学问，不认真从事课题研究。根据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际，博士生的淘汰率应当保持10%至20%的比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青[21]

　　
　　用进废退，适者生存。淘汰机制的引入，无疑是对保持博士生数量与质量均衡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当今，在各级官员蜂拥“攻读”博士学位、假的真文凭现象日益猖獗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遏制措施。

 

4 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靠什么？制度？自律？
　　2009年2月，浙江大学博士后贺海波学术论文造假事件被披露后[22]，学术诚信和净化科研环境问题再度引起科技界热议。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院士认为：

　　
　　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不太好，并不是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下一纸命令就能够解决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领导机构负有责任，作出一些改进，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很好的环境。但我们年轻人决不能等这个环境创造好了再去做。年轻学生应该成为这个环境的创造者，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周围做起。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23]

　　
　　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只有建立在严格的道德标准之上，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健康发展。科研环境包括科学文化和能够交流与合作的同行队伍，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才能形成，它犹如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需要精心的呵护。诚实守信、信任与质疑、相互尊重、成果公开，这些都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这种对科研道德的恪守，还应充分体现在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上。

　　
　　在中国学术界，单纯的、非功利的、为了学术共同体利益的学术批评难得一见，很多学术批评已经变了味。
　　为了科学，我们与其相互吹捧，不如相互“攻击”。因为前者容易让人忘乎所以，只有后者才能让人更看清自己。总之，过分赞美比过激批评更容易毁掉科学事业。

　　                       ——浙江大学教授 张国清[24]

　　                         
　　科研成果鉴定、博士论文答辩、研究项目评审时，邀请熟人参加，予以关照；进行学术评价时，互相吹捧，相互利用；这些都已成为科技界公开的秘密；至于出了学术不端问题，自捂脓疮、包庇护短，更是司空见惯。无怪乎，2007年12月，当复旦大学自揭家丑，公布了该校3起学术违规事件时，竟引起科教界一致称赞，并被誉为“壮士断腕”行为[25]。其实，还是周光召院士说的对，净化科研环境，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既要靠有效的制度建设，更需要科技工作者严格自律。这当然也包括院士的自律。

　　
　　院士首先是科研工作者，是学术研究大军中的一员，与别的科研人员在学术上是平等的。院士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应该营造科学民主的氛围，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等”。如今，社会上许多场合希望你去发表意见，有时院士可能只是扮演一个“花瓶”的角色。这样的情形下，院士更要有自知之明――不熟悉的领域和问题，不随便发表意见。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吉乐[26]

　　                                 
　　“院士”（Academician）一词源于Academy。Academy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拯救雅典免遭劫难而牺牲的英雄。希腊人为了纪念这位智慧、勇敢的英雄，建立了一个以Academy命名的幽静园林，当时的学者们被Academy所感动，纷纷来该园内讲学，进行自发的学术活动。此后的许多学术团体也都由此自称“Academy”，“院士”（Academician）随后成为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一种最高荣誉称号。
　　近年来，院士在中国已经开始“官本位”化，不仅享受副部级待遇，还被视为各个领域权威的象征，成为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对象。个别院士频繁出席各种考察活动、鉴定会、颁奖会、座谈会，在非专业领域随意发表意见，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感，并被视为学术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院士制度的建立对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等级制和终身制的弊端使得院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迫在眉睫。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院士像陈吉乐院士那样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极力呼吁广大院士洁身自好、自爱自律。

 

5 留给读者自己品味的科学家声音
　　2008年重大科技事件很多，科学家的言论也精彩纷呈。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也没有能力逐个评说。下面的精彩言论就请我们的读者自己去品味吧，并将把你们的感悟寄送给我们，我们将在“读者来信”栏目中选择刊登。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留美的几十万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水平的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研究经费和多项NIH经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我们中国学术界应摆脱社会上相互不信任的风气，如果对施一公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在放弃了许多国外优厚条件后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么就显得我们中国人彼此间太不信任了。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毅[27]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一定和社会没有对科学家履行承诺有关。从历史来看，社会的重大“违约”行为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方面：一、社会不为科学家提供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条件。二、用行政手段强迫科学家从事与科研和教学无关的工作，或者因为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剥夺科学家的工作权利。后种情况历史上有很多例子，现在没有了，但是，不合理地占用科学家宝贵科研时间的例子则时有所闻。三、不承认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科学家的个人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这种社会意识导致科学家的研究方向趋同，非主流研究项目得不到有力支持。四、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普遍轻视。在功利主义明显存在的今天，年轻人对知识要求相对低而经济收入高的行业更感兴趣。五、不承认科学研究的特殊规律，强制性要求科学家每年完成“成果指标”——这样的规定的确有效提高了论文发表数量，却助长了各种学术不端和不当行为，更严重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低水平科学家。六、行政和媒体过多介入学术界内部事务，使社会对科学家缺乏信任感。

　　                      ——英国圣安德罗斯大学化学学院博士 周午纵[28]

                                    
　　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社会需求，即国家的需求、人民的需求；二是科技本身内部逻辑的推动，即科研人员的兴趣。科研人员自身的兴趣今后能够发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在科学史、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现在的兴趣浓厚程度，而主要取决于他的发现和发明今后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的影响.
　　因而，当代科技创新要求科学家认识和了解国家需求，并转变成为科学家的兴趣，转变为科研人员选择的战略方向和追求的目标。既要鼓励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推进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同时更应紧密瞄准国家和区域的重大需求，有清晰的未来或是当前重要的应用目标。两者要衔接得天衣无缝，不是两张皮，而是融为一体。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29]

                                       
　　科学在不断的进步，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把传统针灸经典作为针灸医学的最高典范，绝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不利于针灸学的发展。没有基础研究作为支持，针灸学研究就难以进步。在研究上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研设计规范，使得到的研究成果能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这对于针灸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学敏[30]

　　                                     
　　2000年以来，全球专利申请的年增长率为3%至5%，而我国专利申请年增长率是20%，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目前，我国高校申请的专利占全国总量的11.7%，这些专利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在该国专利申请量中只占4%，但专利许可费收入占12%，每年收益超过10亿美元。
　　高智发明公司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让发明实现价值的模式。该公司汇集了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帮助有潜力的科研工作者完成发明项目的国际专利申请工作,并为这些发明项目找到相应的国际买家。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马颂德[31]

　　                               
6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这18条科学家的声音反映的并不全是新话题。但是，这些言论所涉及的科技、教育问题至今仍然十分重要，有的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很好的解决。因此，重复、重温这些声音，并再次强调这些声音所反映的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9年，“科技界声音”栏目将继续为广大读者收集、刊载精彩的科学家言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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