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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的圆，不重合的圈--我读《梁从诫文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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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3.08.16
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集》从作者的身边来到了“谋读者”的案头。多元思考与人文关怀凝聚在作者真真切切、点点滴滴的实践与记录中。虽然那是一个人的书写，却是19世纪末以来一家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不懈追求的精神传承；虽然以当代现实的关注为主，却于当今“平淡”中凸显未来的远见，于具体细致事实中凸显作者广博与前瞻的人文关怀。
如同梁从诫先生从事的环保事业，他的话语和风格无处不体现出“环保”——切实、平和、注重“经济性”（无冗言赘语）。正如“自序”中所言，“这里没有游戏文字，没有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之作，更没有炒卖‘作秀’。”通过“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对他所接触过的人和事的一点诚实、朴素的思考和回忆”，“它们多数只是反映了我试图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的某种微弱的努力而已。”一个积极的思想者与实践者，却是低调的述说者。
1、一个积极的思想者
梁从诫先生逐渐为公众所知，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与生态保护事业的日渐展开。但您千万不要误会，先前他并非环保专业出身。其实，从小在家中“熏”得的知识加上以后受教“习”得的知识，使梁先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色而兼具中西学养。
投身环保事业以前，梁先生已出版了三部主要译作，即《太平天国问题通信》（《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丹尼·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译书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过程，这时的梁先生还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中西历史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而且颇有成效。随笔集中收录的三篇文章即“从百科全书看中西文化比较”、“不重合的圈——从百科全书看中西文化”、“我译狄德罗《百科全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在百科全书领域实践与研究的心得。他说：“同样是‘被纳入一个圈子里的各种知识和教化’，但是，在中国和西方，却鲜明地表现出它们彼此是多么地不相似。虽都是‘圈’，但并不相重合。”“不重合的圈”就是梁先生对百科全书研究的经典的哲学概括。
对于梁先生的事业，根据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己的专业背景及多年从事的工作，毫无疑问，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深入已见成效的百科全书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但是十年前的现实恰恰推翻了以上“合理的”逻辑推论——1993年已经61岁的梁从诫先生倾力投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建与发展上来。
2、一个真切的实践者
每每面对“为什么选择环境保护作为专门事业来奉献自己”的提问，梁先生的答案总是简单而意味深长：“这是一件对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和我家庭的未来极端重要，而目前仍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忽视的事情。”矢志环保，他承认个体能力的有限，但他绝不肯放弃任何可以付诸努力的机会，举手投足皆环保！
梁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今天人们亲切地称她“自然之友”，为社会上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提供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场所，提供了一个组织，提供了一个家园。在群众性环保实践中，“自然之友”时刻以一不唱绿色高调，二不做绿色“救世主”来告诫自己。在环境与生态最危机的地方——河西走廊、内蒙古恩格贝、宁夏可可西里……多少次留下了梁先生和“自然之友”的足迹与心迹。如今“自然之友”已经拥有遍布全国与部分海外国家的1350名个人会员和超过3000名团体会员（截止2003年4月统计），正在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他们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警惕地关注着中国出现的一切环境问题”，至少在环保领域里，为中国带来了一种真正独立的声音。在上海世界五百强“财富论坛”上，在全国政协的提案里，在人类尚不能“诗意的栖居”的大地上，中国环保正在崛起自己的话语与行动。随笔集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绝大部分文章就是这方面的真实记录。
3、抗御物质化生存理念，培育现代公民意识
梁先生与“自然之友“的努力在不断深入。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寻常小事做起，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从实践的环保向精神的“环保”渗透。庄子哲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代物质化生存与消费世界里，“自然之友”竭力唤醒人类群体的生存意识和精神觉悟——努力拯救人类所致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迭陷危机的窘境。梁先生所做的也正是要通过具体而微的真切实践以唤醒现代人仁，以现代之仁与天地、万物重归和谐。
从梁从诫一直上溯其父母、祖父，一贯秉承并倡导“寒士”家风，注重精神追求。随笔集中收录的“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倏忽人间四月天”、“容谷回音”、“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那一代人眼中的幸福观”等文章，作者以亲身感受记录了与父母共度的那段意味隽永又不免心酸的过去，透过点滴叙事真切展现了一代知识人精神、事业与文化生命的大历史。童年跟随父母饱尝西南联大时期物质溃乏却精神富足之苦乐人生的梁先生，如今积极申张“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梁先生的母亲林徽因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自己的生活发出感悟：“奢侈是不能给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惧烦恼”，这里似乎预示着对消费世界的警思。在现代世界里，物质上的简朴与精神上的富足相统一，环保理念从物质到精神的深入，不仅是对现代公民意识的深化，更是可贵而稀缺的现代精神资源之真髓。
4、社会责任感——三代人信念的同心圆
由历史文化研究转而环境保护，由学术型事业转而社会型事业，梁先生花甲之年完成了人生事业的重大转向。做出这一选择无疑需要付出一个人多半生的事业积淀、情感积淀，然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梁先生做出了看似平常的事业新选择。
从19世纪末的祖父梁启超到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父母梁思成、林徽因再到今天的梁先生本人，时移事易，但社会责任感的炽热信念薪火相传，构成三代人理想与信念的同心圆。梁启超一生立言以易天下为旨归，“对于社会之责任”却是来自根底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他说：“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我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梁启超1921年面对艰难时局毅然表示：“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政治），我是要谈定了；管（国是），我是要管定了。”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怀未曾因自己的政坛失意流露过丝毫的悔意和退却。梁思成和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以民族主义的信念加上西方的科学方法全力投入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拓荒和整理工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以病弱之躯投身祖国文化建设事业，为保存北京的“古都风貌”奔忙呼吁。他们都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切的民生关怀真正引领时代精神的坚实的行者。
正是在这样的家学精神浸润下，梁从诫先生在今天，在利他主义与人文关爱相对淡漠的中国，通过“自然之友”播撒绿色的种子，以现代之仁同自然为友，积极投身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实践。梁先生和他的“自然之友”坚信，“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来自社会良知的行动或许不会是风暴，但终将凝聚成风暴的力量；来自信念的圆心不会改变，但信念之圆将融会更加宽广的域面。我们坚信，绿色汇聚的宁静长河将是沐浴后来者的无尽力量。
（梁从诫著：《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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