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访故居是我们缅怀先人的最好方式。纪念梁任公先生辞世80周年，自然想到他人生中最后的居所----清华园北院故居，遗憾的是如今仅存“北院旧址”石碑一方，因此有必要钩沉历史，织补记忆，重要的是树立自觉意识---珍爱身边有幸仅存的老房子。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的维新运动领袖、国学大师、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57载的短暂一生，为国事尽瘁奔劳，居所辗转广东新会、北京、日本、天津数地。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因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住进清华园，深化着清华建校初期已结下的文化情缘。

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受聘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携家人住进清华园北院。此时清华改办大学进入最后阶段，本国教师已取代美国教师成为学校的主力，北院不再是建校初期专属美国教师的“美国地”，陆续迎来为清华改办大学聘请的顶尖中国学者。

梁家自费租住北院1号和2号。胞弟梁启勋以书画相赠为宅中素壁补白，其中一幅“墨荷”是他眼中清新俊逸的传神之作，并题跋抒怀：“月白风清欲堕时，露如微霰下前池。菱舟已过歌声远，摇动青庐一两枝。”画境折射出此时主人的凄婉心境。1924年以来的一年间，国事动荡，家事哀伤，梁启超饱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夫人罹患乳腺癌于1924年中秋节辞世，耳触目接的只有病人呻吟和儿女涕泪。他时常黯然枯座，“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

初秋移居清华园，创痛的心灵随之来到可以通过潜心学术得到平复慰籍的清静之所。国学院要求导师经常驻校研究，梁启超每星期除两天在城内理事外，其他时日都在清华。他积极谋画清华改制大学后的发展方向，主要精力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生治学途径与研究方法，讲授儒家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并关注国际国内时势，著《欧洲战争史》为师生讲授。他尽可能谢绝一般性社会事务，专注清华的教学研究。1925年9月30日，他在《晨报》刊出《告访客启事》：“鄙人在清华学校每日上午皆有讲课，城内亲友乞，勿以其时见访，致徒劳远涉，不克拱迓。又下午亦忙于著述，见访者如非有特别事故，请以坐谈十五分钟为度。诸乞原谅。”静居清华园而出离公众视野的梁启超，一时间行踪广受社会猜度。11月5日，他不得不又在《晨报》刊出启示，为媒体盛传他已“赴沪之说”辟谣。

名满天下、文满天下的梁启超，能够绝断尘俗扰攘，专心清华事业，显然极大振作了清华的学术文化氛围。元气淋漓的天性，使他乐于接近青年关爱青年。无论直接受教于他的国学院学生，还是其他清华同学，许多人都心怀受业梁师的美好回忆。他习惯于在暑期将近时带学生到北海游学，邀名师讲学其间。在清华园每周六举办的师生同乐会上，梁启超全段背诵《桃花扇》，王国维背诵《两京赋》，国学大师的学术造诣和即兴表演令师生称羡。

国学院学生姜亮夫印象最深的，是在先生家中发现他“五官并用”的能力。据姜亮夫回忆：“那天他（指梁启超）说‘今天我要写几幅对子，你帮我拉对子纸。’第一幅是给我的……刚要动笔，他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他儿子进来说‘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几句叫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进来，他叫家人读信，他边听又一边写，听完信，并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我心里慌，怕他把对子写错，但结果一字不差错。……由此想到古人说‘五官并用’，我在任公先生这里目睹了事实。”学术工作之余，他也不忘每晚抽暇与家人玩牌，共享天伦。

梁启超任教清华时，其子思成、思永、思忠先后在高等科就读，老师、同学也通过他们接近大师，请其赐稿、题字或讲座。据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回忆，他初到清华教书时，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通过班上学生梁思永向梁启超约稿：

“稿子来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这篇文章是写《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下一代）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梁启超写东西，材料都在脑子里，不用查书翻资料。他的书桌很大，四面都是抽屉，桌上砚台里的墨永远是不干的。”

与思成、思永同学的顾毓琇，有时受邀到梁家用餐，一起谈古论今。顾毓琇赴美留学前夕，正在西山养病的梁启超仍不忘为这位极具文艺天赋的青年题诗勉励。在清华读书时的梁实秋，从梁启超学识风范中领受教益颇深。据梁文蔷在《我的父亲梁实秋》中回忆梁启超的演讲风度：

“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后来成为植物生理学家的汤佩松，是梁启超的研究系故友汤化龙之子，1925年秋他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梁启超题词相赠：“松兮躯已昂藏，学问算爬过一道墙。念目前怎样，脚跟立定，将来怎样，热血输将。从古最难，做名父子。松，汝篏心谨勿忘。汝行矣，望海云生处，老泪千行。”关爱深情，胜似慈父。

住在清华的二年多时间，梁启超十分快乐地从事他最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专心著述授课指导学生。诚如斯言，“我到了清华，节劳到底是不可能的。”由于过度劳累，加上素慕景仰的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造成的剧烈精神冲击，1928年初梁启超的老毛病便血症加剧。6月，他辞脱清华事务，先后入德国医院、协和医院治疗。由于两年前协和医院为其施行手术误割好肾的祸根，致使病情恶化，1929年1月19日（阴历）梁启超辞世。“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为他诊治的名医萧龙友说：“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梁启超毕生用力勤勉，直至最终为学术事业献出正当盛年的生命，真正实践了他所谓“战士死于疆场，学者死于讲座”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