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前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无论环境问题突出还是不突出，都没有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的政治生活很少或几乎不涉及环境问题。

　　那时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性的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机构，也没有一个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法律。中国不承认存在环境问题。这个时期，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很少，也没有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更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同时，政治驾驭中国社会，所有经济、文化、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资源和环境问题只是经济的一个因素，没有成为关注对象。

　　与国外同期相比，中国关注环境问题至少延误了15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自然资源、协调人口―经济―环境关系的大好时机。沉重的人口压力使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亿上升到1972年的8亿多，而且净增加的两亿人使中国人口高增长的态势延续到21世纪中期。沉重的人口压力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成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必须考虑的第一基本国情。其次，中国这个时期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合在一起，使中国要在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压力沉重的巨大不利因素下被动地承受一切。

　　从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召开到1983年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获得起步。虽然这时环境保护开始正式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但是此时仍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环境保护难以按照本身所需要的全面、系统、综合、预警、规划等特点开展。工业盲目发展，城市布局混乱，污染加剧。绝大多数城市降尘量都远远超过400吨/平方公里；对44个城市地下水调查分析，有41个城市收到污染。

　　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1/6, 流失量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丧失1厘米的土层；流失的营养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产量。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70年代末比1954年面积减小了30%。全国受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达到2亿亩。土地、森林、草原、矿产和淡水等资源超负荷利用，使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1978年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国急切地希望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但多年来出现和积累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等对经济高度发展的约束更加严峻地表现出来；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短期利益的驱使，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由于与最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所以环境问题还只停留在嘴上写在纸上，难以落实到行动上。

　　1992年中央政府把三峡水利工程决策议案放到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进行表决，虽然在法律程序上获得了通过，但受到的前所未有的争议和反对。在社会大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凡响，也使政府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中国普通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个人参与对政治的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普通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左右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力量。

　　政府对非政府直接控制性的环境保护活动采取了更多的宽容和支持，公众以及社会团体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看法引起政府重视。从1993年以来，各类新闻媒体报道、评议环境问题的新闻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的社会团体数量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很多都能从政府方面获得较大反应。

　　中国环境问题根本解决目前还缺乏社会机制的保障。中国社会运行目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地域社会运行中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域主要领导人所制定的，或在他理解的和接受的范围内通过行政机构产生的。从而，往往一个“好的”领导，在他当政和管理的范围内，环境问题解决的就要好，反之则会酿成新的环境危机。而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社会问题，只有科学的研究和系统的认识，发挥全民族共同的智慧并有广泛的民众参与，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错误的社会决策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体制根源。所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将是中国环境问题获得良性解决的政治根源。

　　虽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通过强化环境管理等措施，避免了经济高速发展时环境高度恶化这种状况，但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走出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也包括生态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同时中国历史上环境问题欠帐太多，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巨大的社会惯性条件下下，任何稍一疏忽的、不利环境的社会决策都可能给中国环境带来深重的灾难。

　　当今中国，每时每刻都可能产生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及时发现或避免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决策的明智程度。目前能对此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各级政府官员。所以，需要尽快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环境教育，提高各级领导者的素质，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能力和深度，使他们在进行各类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环境承受能力问题。当然，从长远角度来看，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增强对环境、社会等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积极的参与能力，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活动时刻规范到有利环境的范围内，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基础。

　　公民环境素质的提高非一日之功，但在现代社会中，各类新闻媒体可以起到特别重要的宣传、感化和教育和引导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任何直接的政府命令和法律手段、经济渠道难以替代的。这需要训练有素的环保型记者，来完成这一问题。从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氛围中，“绿化”政府官员、“绿化”媒体，是拯救生态环境的重要急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