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试论现时代科学技术专家之责任
||
闫宏秀
摘要： 现时代，科技进步所造设的一切，将人类置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境遇，人类被强迫去反思。本文依据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探讨了在科技进步历程中，科技专家所肩负的责任进行哲学维度的反思，并以案例分析的方法，指出“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说的有害性，认为在大科学时代，科技专家应当承担学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责任。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专家； 责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有人将现时代喻为“科学技术的中世纪”，也有人说我们生存于“技术帝国”之中。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西蒙教授如斯说，我们今天生活着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的世界，还不如说是人造或人为的世界。[1]如现实所昭示：科学技术已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必备品。但是，科技潜伏着各种变数，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柄悬挂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既能给人类带来安逸，也能给人类造设无尽的灾难。现代科技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现实的多重可能性。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提醒世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能性。现代科学技术被视作unprecedented powers（前所未有或无前例的力量），“Power不仅有技术上的‘能源’的意思，而且还有更广义的‘对他人进行控制和影响’的意思。”[2]在这样的power面前，人类该何去何从呢？作为人类精英的知识人该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呢？科技对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已经把科学技术专家的责任这样的伦理问题极其尖锐地突现出来。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科学技术专家在从事自身的科研工作时应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在政治、利益诱惑与社会良心、道德责任的召唤之间做何取舍呢？向谁负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其研究成果负有什么样的特殊责任？
我们发现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科学技术专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趋复杂化，从社会舆论界对之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呼声中，我们可深深体味到人类对科技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密切关注，因为这些知识人的行为维系着人类的发展前景，并且伴随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责任的内涵不断扩增。因此，探究科学技术专家之责任，变得更为迫切。
一、 概介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espondere,原意为to promise in return or to answer。它本意是指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一种原始传统：人类对来自上帝呼唤的接受或拒绝。责任的中文含义为：1、分内应做的事；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
“responsibility”一词确切地讲，它起源于近代。它最早被人所知一个是在 Jeremy Bentham的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中；另一个较早的应用是在James Madison的 The Federalist No.63(1788)中。19世纪伊始，责任与科学技术以及战争等相连。如今，责任已变成了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科学技术等的试金石（touchstone）。[3]
在现代，在我们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里，不断发展的科技力量引发着与各种科技行为相连的不同层面的责任。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责任的内涵不断地变迁着。现如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引发的多重后果要求人类承担的责任的份额也与日俱增，如：与科技关联的多项法律条款相继出台，并且仍在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之中。如与生物基因工程的迅猛发展相伴随，我国先后出台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3）、《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1996）、《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1998）、《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基因研究和运用的伦理准则》（2001）。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日趋一体化的时代，科学技术专家作为科技行为的最直接发起者、设计者、操作者，作为科技活动的最知情者，必须应承担时代赋予其的责任，不仅仅旨于是否作好了本职工作，而且还应当最大化地明晰是否作了好的工作。
二、科学技术专家的纯学术层面责任
作为知识人的科学技术专家，其必然是学术人（academic man）。他们肩负着探万物之理、究万事之本的神圣职责，并应适宜地将探究之果与全人类共享，使人类更深地了解宇宙，藉此为人类谋求更多的便捷。但是学术探究这一神圣的事业是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中进行的，从而使得这一活动不免会遭遇外在的侵袭而造成尴尬的学术局面。
综观古今中外的科技史，科学技术专家存有着面对名望、地位、权势的诱惑而导致的内在责任的遗落的极大可能性，致使学术神圣殿坛被玷污，并形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大科学的时代，科技研究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必然地会驱使有人忘却科学技术专家本身负载着的纯学术层面责任而追求功利。
在古代科技界早已有华而不实的学术作风。如以“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而著称于世的托勒密（生活于公元2世纪埃及亚历山大），他的成果大部分却不是夜间观察星空所得，而是白天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把一位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古窃取而形成的，并且托勒密还涉嫌臆造数据。[4]
即使在自然科学最高奖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也存有不负责任的现象。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因测定了电子只有一个电荷而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密立根，在他去逝后，研究者发现，他并未如他所保证的那样，公开了全部的实验数据，而是以某种理论为前提有选择地发表数据，以致于埃伦哈伏特却由于从理论难以证明“存在非整数电荷”而陷入精神崩溃。[4](p23)
令科技界极为难堪的是被《时代》周刊喻为2000年世界十大丑闻之四竟然是有关科技界的 “藤村骗局”，名为“我发现了！”。藤村新一系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曾参与过日本全国180处以上的遗址的发掘，被日本《读卖新闻》宣传为“只要藤村来，就不会空手而归”的神话。藤村新一以发现重大历史遗迹而闻名，人们尊重他的才能，称他拥有“上帝的手指”。但结果却发现他还拥有“欺骗的铁锹”。一批暗中进行采访报道的电视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日本考古学家兼诈骗艺术家正在将史前石器埋藏在北海道和宫城县的地下历史遗迹里，以便以后“出土”这些“文物”。藤村神话被曝光。因为他所谓的成果被指证为造假所得。藤村这种为了功利而对科学的不负责任引发了学术界、全社会的强烈反思。[5]
就我国而言，如1992年，淮北煤矿师范学院教师李某剽窃外国学者论文被揭露。他抄袭了土耳其学者和意大利学者发表在《新实验》杂志上的论文，冒充自己的新发现发表在《瑞士物理学报》和美国《数学物理杂志》上。在我国和国际上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关于科学技术专家的学术责任问题备受关注，因为此系维持科技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近几年，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在我国展开关于科技界的学术道德的激烈争论，一系列疾呼展示了该主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失范需要整饬，规范有益于其走向正确。因此，必须注重科学技术专家的责任，就纯学术的层面而言，要戒除浮躁的学术作风，要对科学及科学研究过程的精确性、科研成果的真伪度负责任，不能搞学术欺诈。科学重在求真务实，探究万物之理，技术的本意在于为人类谋求便利。在学术探究的历程中，必须持有科学的精神气质，追求真善美的臻一。
三、 科学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
或许，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科学技术专家就是在试验室进行仪器操作，或者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进行自身的研究，就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这一职业只需自身的兢兢业业，无须考虑太多。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科学的时代，“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说”已不可能成立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乎试验室、学院的领域。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对社会产生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许多科研是否应开展，如克隆人的研究是否应当进行被争论的沸沸扬扬。2001年9月7 日《羊城晚报》报道了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核移植”技术将人类皮肤细胞移植到家兔去核卵母体细胞中，即“人畜细胞融合”的消息令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震惊。科技本身不仅仅是单纯的科技行为，它价值负载性导致了作为社会人的科学技术专家除了对科学技术过程本身的负责，同时必须思忖社会负责。
我们看一下现代以前。阿基米德曾拒绝撰写关于一篇他在数学方面某项发现的专题论文，因为此应用于工程将带来危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的笔记本中坦率地写到，他将不公开、不泄露他的潜水艇设计样纸，因为人类的恶的本性将会在海底将把它用作破坏的手段。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认为，强而有力的知识应该对这个社会隐瞒。在他构划的乌托邦中，认为应该商讨发明中的那些应公布于世，而那些应适当保密。在这种传统中，科学家将科学成果应用所将产生的后果考虑在内。这一种是为科学定界（delimit）的传统，而另外一种传统，以伽俐略为典型代表，执著地追求科学而不遭受任何界限的束缚。科学的基本信念就是“Dare to know”，科学家有权公开科学真理而无须考虑所将产生的无法解决的社会后果。伽俐略的这种态度在近代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笛卡儿主义者认为，不应为科学研究及其最终的公开定界。[3](pp8-9)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在古代曾有《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誓词）对从事医术工作的人应具的美德与义务进行了描述。到了现代，关于科学技术专家与社会责任的问题在 STS的研究中被提升到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科学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科学家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中存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且有意进行社会调节，并渴望改变科学自身的内在特质。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恩在《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中讲到：“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本身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思想。我们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即使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醒了。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6]
如：“在物理学中，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成果为物理学家的研究开辟了两条十分不同的道路。用极端的话来说，他们有可能引导我们或者走向佛教，或者走向炸弹，决定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2](P71)爱因斯坦指出，在我们这些把惊人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身上，有一个重大的责任，有为使原子能用于为人类的福利而不用于破坏的责任。1945年众多科学家创办了《原子科学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杂志，成功地探究科学技术专家与社会之间的诸多问题，导引着科学技术专家前进的方向。1945年4月12日，隶属于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委员会在戈登· 格雷的主持下进行的奥本海默案件是一场科学家良心责任与政治需要的较量。1946年7月，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科学家协会的代表和观察员在伦敦举行首次聚会，成立了世界科学家协会，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鲍林这位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1958年他和妻子一道征集了世界各地11，000名科学家的签名，揭示核实验的危险性并呼吁立即阻止任何试验。同年，出版了《不要再有战争》一书。这一切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专家自身的强烈责任感。1984年制定的“乌普斯拉规范”，明确地指出：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价自己的科学家研究成果，并对其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特殊责任。1993年11月18日，70个国家的1670位科学家其中包括10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署了题为《世界科学家向人类的警告》的声明；1997年9月24位以前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行动委员会发布一份人类责任环球宣言。
同时，科学技术专家具有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双重身份，因此，不同身份所肩负的责任之间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有形成冲突的可能。如在20世纪科技史关于二战期间海森堡与玻尔之间商谈的要事，其间谈到了关于原子弹这一敏感话题，海森堡以其所在国的利益为基点而进行这一谈话而造成了二人之间的不快。
此外，科学技术专家必须对自己的发现与发明的合理使用负道德责任。如果将其发明用于追名逐利，那么他必然会受到社会道义的谴责。如维纳所示，只要我们还保留丝毫的道德感，那么把巨大能力用于卑鄙的目的，在道德上就犯了与巫术和买卖圣职完全一样的罪。2001年11月19日《科学时报》刊登了题为“金钱收买可能导致天花病毒泄露”的一则消息：前苏联的生物战专家11月5日警告说，收入微波的俄罗斯科学家可能经不起诱惑而泄露技术，并呼吁全世界广泛恢复生产天花疫苗。俄罗斯维克托研究院院长塔山卡捷耶夫说：“该研究所保存着世界仅有的两个天花的官方样本之一。这些天花病毒如果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将成为非常危险的武器”。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施效方法，只要一个狂热分子进入人口聚居的地方就足够了。全世界的卫生系统都毫无准备。
科学技术家的责任心的有无与强烈程度，直接维系着人类的未来。“科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不仅要承担理论上的责任，而且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在目前的许多科学中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2](P71)据德国的《焦点》周刊披露，奥特· 巴松博士曾为种族隔离政权策划过生化武器战争。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的自我不断膨胀，优生学曾扮演过的角色仍存留在人类的心中，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展开，甚至使得有人萌发了“Playing God”（扮演上帝）的强烈欲望。2001年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先进细胞公司首次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的消息或多或少介入了克隆人这个敏感的区域，而克隆人的社会后效是我们无法描述的。基因测试对保险、就业等的影响也是科学技术专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科学技术专家肩负着伟大而沉重的责任。如他们应把握研究方向，使科技造福于人类；向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全范围精确的知识与信息特别是在重大的工程项目的构划与操作中；普及科技知识，客观评价科技成果，正确引导公众；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技广告、伪科学的传播；接受媒体监督，加强与其的合作等。
四、 结语
责任是我们作为人和精神存在物的身份的基础。在世俗化的科技社会中，人类一方面安逸地享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温馨与舒适；但是，现代高科技蛰伏的高后果风险（会对极大量的人口造成普遍性严重后果如生态危机、核危机）又使人面对强大的社会技术系统，感到阵阵的失落与迷惘。
科技这把利剑该刺向何方、刺的力度多大，这至关重要，而这与责任密不可分。无责任感是不可救药的(hopeless)恶；负有责任感最多也是不充分的善。[3](P32)我们呼吁知识界的精英自律，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在进行积极努力。1957年7 月召开了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来自10个国家的22位代表一致认为：“科学家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之外，最大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帮助建立一种持久的、广泛的和平。他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他们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还要寻求一切机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科学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由于科学技术专家具有专门的知识，使他们能预见到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将产生的危险性，从而进行最大限度的防范。
科学家们在努力，作为社会的每一员的个体，也应肩负历史的重任。高科技蕴涵着高收益、高风险。墨菲法则告诉我们：凡是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如果做某项工作有多种方法，而其中有一种方法将导致事故，那么一定会有人按这种方法去做。现代科技充满了变数，其中有一种产生坏的因素的可能，则必然会有人这样去做。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可以设想：目前世界上拥有的51，000枚核弹头将释放相当于投放在广岛上空的100万倍，如果按世界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可分3吨TNT当量的炸药，可将人类毁灭100次。如果有人进行了无责任的滥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核冬天的图景。在这样一个网络世界、虚拟世界，计算机操作日益简单化，使得计算机的滥用的机率大大增强，那么这更需要个体的责任心，正确辨析能够（can）做与应该(should)做。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A·西蒙著.杨砾译.《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3.
[2] [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著. 卫飒英,李四南译.《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27.
[3]Paul T. Durbin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3:Technology and Responsibility [M].Holland:D.Reidel,1987：3.
[4]刘文军.大科学家也作弊.[J].《Super Science》.，2001.(6).：22.
[5]金涛.从藤村骗局想到科学精神.[J].知识就是力量.2001.(3)：2－4.
[6]黎先耀主编.《智慧的星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文萃》.[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91－92.
全文字数6634。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in Modern Society
Abstract: In modern time, we are forced to reflect because we are puzzled wha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k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of logics and history, it discusses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 the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should shoulder during the cour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mploying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it is argued that the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value-free is harmful. Thus, in bigscience era,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should bear the double responsibilities of academics and societ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responsibility
.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872-215303.html
上一篇： 科学技术与医学伦理
下一篇：工程学——无尽的前沿（已出版的译著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