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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走上“读博”这座独木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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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本来该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可是我却在过节的前夕吃坏了肚子，肠胃闹革命，腹泻连连，一连几天，身上软绵绵的，头晕眼花，也没有精力写博客了。新学期开学忙前忙后冷落了很久自己的博客家园，本想着趁着这个情人节周末写点儿什么，这么一闹腾也不得不把计划暂时搁浅了。
尽管没写东西，科学网博客我还是浏览的。突出的印象是，最近出现了不少谈论与读博士有关的博文。比如，为什么要读博士啦，博士阶段都取得了什么成绩啦，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啦，等等等等。
为什么要读博士？就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觉得还真的不好回答呢。之所以觉得不好回答，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人生道路的选择是非常个人化的现象。在对众多的个人化选择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来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框框未尝不可能，但就算有了几条规则，要用这些规则来指导某个具体的个体的选择还是勉强。毕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难处。
社会科学领域特别重视案例的研究，通过一个案例来解刨麻雀，往往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入的有关信息。我想，这一点在讨论“博士”话题的时候也适用。一个有意义的案例，或许能够给关心这个话题的人们带来某些启发呢。于是，我决定把我个人的经历写出来。就把它作为一个案例，供人参考吧。
现在回想起来，开始萌发读博士的念头，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工作，从事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研究。尽管人在那个岗位上，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研究，需要充电；另一方面，也是更现实一点的想法，是觉得在科学院这样的单位混，要是没有个博士学位，是不容易有出头之日的。
当时的院机关，除掉院长们以外，其他人员里面具有博士的工作人员比例并不高，大家对于博士还是高看一眼的。一个比较刺激的例子是，当年分房的时候，院长拍板儿给机关所有的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解决了两室一厅的住房，我们这些只有硕士学位的人员只有眼馋的份儿。因此，读个博士，不仅面子上好看，也有很多实惠在里面。
面子也好，房子也好，虽然听起来俗，但却是难以忽略的因素。那个年代，北京的住房拥挤得要命，我从恋爱到结婚，不知多少次跟太太在晚间骑车游走在中关村，望着一栋栋楼房的一扇扇窗户透出的温暖的灯光，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拥有其中的一扇窗户。在中关村地区拥有一套两居室楼房，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高理想了。多说一句，这个理想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
回头来说我的知识结构问题。涉足科技政策领域，我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在进入科学院机关工作以前，我做过一些科学计量学（也称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还主持过一个小型的青年研究课题，在国内发表过几篇这个专题的文章。尽管科学计量学在科技政策领域算是非常专门而且狭窄的一块儿，但总算跟科技政策挂上了一点钩了。
说到科学计量学，我的经历也算是“世事难料”的一个佐证。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开了文献计量学课程，我当时因为学分已经超额，听了几次课以后，感觉没有什么意思，就把这门课给放弃了。后来参加工作，有机会跟在中国最早从事中文文献引文分析研究的孟连生（现在是教授、博导了）共事，从跟他的谈话中了解到文献计量分析的用途和趣味，才慢慢进入这个领域，自学了南开分校王崇德教授的教材，眼界大开，并喜欢上了这个领域。再说一句题外话，我从上大学、到读硕士，一直对英语不感兴趣，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来自考试的需要。想到今天的我，居然还要靠英语吃饭，这除了“世事难料”之外，还真不好解释。
尽管有了科学计量学的基础，我还是觉得在科学院从事科技规划和政策研究比较力不从心。我最开始的对策，是自学。我主动找了一些有关科技政策的文献来阅读，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科学社会学的文献，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感觉收获很大。但是，读到科技政策方面的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感到不太解渴。国内学者的很多文章，往往是简单的三段论：第一，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美国（西方）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三，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制定科技政策的借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因为我当时更想要了解的是科技政策制定的依据、原则、方法等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市面上也找不到相关的专著。
我想，还是找个地方正规训练一下吧。于是我就开始寻找科技政策方向的博士培养单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还没有招收科技政策方向的博士，我就到高校去找机会。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母校北大了。我了解到，北大有个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招收科技政策方向的博士生。何祚庥院士号称文理双修，在科学院带理论物理博士，同时在北大带哲学博士，这个哲学博士就是在这个中心带的。能够来这里学习，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我抽空跑了一趟北大研究生院，想去看看这个中心的招生简章，并了解一下招生的具体办法，比如招不招代培生、在职生之类的。结果看了人家考试科目，我就打了退堂鼓。原来这个中心的哲学背景比较浓厚，而哲学一向是我视为畏途的。我这么一知难而退不要紧，居然把跟科学网名博刘立同学成为师兄弟的机会给浪费了。遗憾啊！
转眼到了1996年，我居然撞到大运，获得了公派到美国学习一年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自己专业基础的机会，学习的专业自然也就锁定在科技政策领域了。内行人告诉我，联系国外进修机会的最好方式是跟海外的教授直接挂钩。那时候的我，还对国外科技政策专家缺乏了解。因此，在联系具体接收单位之前，我下了一些功夫，去北京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阅读了一些科技政策领域的外文期刊。除了想看看外国人在这个领域都关心一些什么问题以外，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大腕儿们都在什么地方，记下他们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1997年，我开始正式联系国外接收单位。刚好那个时候，机关的网络也通了，而且速度还可以，跟国外的Email联系畅通无阻。我利用互联网又查了一些国外科技政策专家的联系方式，主要是Email地址，拉了一个单子，大约有20几位吧，向他们发出了Email，试探他们接收我过去学习的可能性。Email并不是一天发出的，只是每天发几个，有的时候隔上两三天再发几个。现在回忆此事，已经想不出当时为什么不搞一次性批处理了，也许是想慢慢看反馈情况吧。
每一封Email都附上了我的一份简历。那份简历也是照着网上学来的方法，搞成西方人习惯的格式。发给每个人的Email的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那是我花了一些时间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写成的，当时的想法是，英文不地道没关系，只要态度诚恳，另外别出拼写错误就可以了。大意都是一个，就是我读过您的文章，很感兴趣，现在科学院愿意资助我出去学习一年，我很想知道您是否愿意接收我过去跟您做一年访问学者，云云。
Email发出去，大多数是没有回音儿的。有两封Email回来，是婉言谢绝的，一封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一封来自佐治亚理工，都说现在没有办公地点和条件。另外陆续回来几个Email，则是很令人振奋的。
首先回信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教授，说很欢迎我去，但是地但是，他希望我推迟一年，因为他马上要开始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这个教授的名字叫 Nicholas Vornotas, 几年以后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选修了一门课，任课老师正是此人，你说巧不巧。不过，这是后话。
其次回信的是纽约州立大学（At Purchase）的Henry Etzkowitz教授，他是大名鼎鼎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理论的创始人。他问我能否把我的一两篇论文搞个英文摘要给他，以便他了解我的研究工作。我马上照做了，很快他就回信说愿意接受我。但是他提醒说，纽约这个地方是很贵的，我需要有充足的生活费用。他的邀请信随后就给我寄来了。
再后来回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 Jonathan Cole教授，他说会安排他的副手 Michael Crow 教授跟我电话联系的。我估计即将而来的电话交谈实际上是核实我的身份并评估我的英文水平的。我们约好了时间，我在家里等着。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紧张极了。好在通话时间不长，我居然稀里糊涂地应付过去了。没几天，我也收到了Cole教授的邀请函。要不是后来别处的回复更有吸引力，我就打算去哥伦比亚大学了。真去成了，也就能够早几年认识我们科学网名博曹聪老兄了，曹老兄的博士正是在Cole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伊利诺斯大学的一位教授也给我回复了Email，并且在确认之后，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可惜这位教授的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当时，我已经确认自己的美国之行没有什么问题了，毕竟已经有了几个接收单位。余下的，只是选择一个最合适我的地方罢了。私下里很想去哥大，因为毕竟是名校，但又觉得纽约太贵，院里资助那点儿钱不够花的。我正在挑挑拣拣，犹豫不定的时候，一封Email悄然而至，让我尝到了天上掉馅饼的滋味。
这封Email是从在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发来的，发信人是Don E. Kash 教授，他在信里面说，他看了我的简历，对我的经历和发表过的论文比较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里，不是做访问学者，而是跟他读一个公共政策专业科技政策方向的博士学位。我不禁把这封Email读了好几遍。这会是真的么？我真的有机会读博士啦？我真的有机会读一个美国博士啦？
在这次联系出国之前，我本人对于出国读学位并不热衷。尽管我的同学当中已经有几位出去了，我总觉得这种事儿对我而言太遥远。科学院给我出国进修的机会，我也是一直想着出去学习一年，马上回国工作的。现在居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呢。
在确认我对Kash教授的Email理解无误的情况下，我给他回复了Email，告诉他我非常愿意去读书，更愿意去读个博士学位。Kash 教授很快回信，说他拿我的简历给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所长 Kingsley Haynes教授看了，他同意接受我为该所的博士研究生。Kash教授说，研究所将给我一年的资助，并且根据我第一年的学习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资助我完成学业。
我当即回信，表示接受这个条件。Kash教授于是开始差遣他的秘书帮我办理有关手续。后来我因为科学院的工作主动把入学时间推迟到了1998年的春季。等我把院里的工作安排好，去办理赴美签证的时候，不想出了问题，第一次居然给我拒签了。幸好，拒签的理由不是说我有移民倾向（当时如果是这个理由拒签的话基本上就算是给判了死刑了），而是说我资助金额不足。我马上跟Kash教授那边联系，调整了资助金额的算法，再去签证，才算通过。不过，这次拒签使我错过了1998年春季入学时间，等我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我居然走上了“读博”这座独木桥。我的经历跟大多数留学人员都不相同，我没有走考托考G的普通路线，而是懵懵懂懂地走过了一条捷径。直到我入学1年多以后，我们学院博士计划协调人才发现缺了我的托福和GRE成绩，给我来信，让我赶紧补上。我向她求情说，您看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了，修过的课全部得了A，托福和GRE就给我免了吧。她想了想，觉得也是，就爽快地给我免了。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别看我走上这座独木桥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但到了桥上，我才意识到，随着独木桥走下去并顺利到达彼岸的过程，已经再也没有捷径了。事实上，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感受了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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