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中国科学界没有理论创新——答张学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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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就张学文老师所提问者写了一篇回复（见《关于“官科”与“民科”问题的几篇回复》），张老师留言于我曰：
感谢周老师的回复。另外您下面的话等于认同了中国没有理论创新的观点：
“中国科学界不能取得理论性原创成果，其文化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来是实用思维。自古及今未有人真正重视理论研究。个别人的理论兴趣，在整个科学界轻视理论研究的大环境中，根本成不了气候，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就...建国以来，在科学技术上，中国只是急功近利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而搞些科学应用研究。我相信，只要把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捆绑在一起，从而科学研究失去其相对独立性，就不可能取得理论性原创成果。”
就我侧面接触，所谓的民科人士中目前不仅已经有很多大学毕业生，而且还有很多已经在本领域取得相当职称的人。单用“水平低”，可能概况不了所有问题。
早期的海龟们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奠基功勋是大家肯定的。但是不能认为他们仅是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其中有不少人也把科学精神带了进来。
钱学森既带来了科学技术，也企图带领中国发展科学。不期他后面的这个努力反到被中国的某些势力，打得几乎成为他的罪过！不多说了，烦人的问题！
对此，我作如下回复：
张老师：谢谢您！您所指出的关于民科的新情况，确实是在我考虑之外的，我只是根据官科对民科所普遍指摘的情况而如此道来——根据这种情况，我说民科“低水平”，这已经是很为民科说话了，或许应该说“伪科学”、“反科学”才符合其情况。
另外，早期海龟确如您所说，也有不少人也把科学精神带了进来了，但这种精神恐怕主要是证实精神，并且这种实证精神已经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精神融于一体了，成为所谓“求实精神”或“务实精神”，即哲学上通常所讲的“事实求是”的唯物精神了。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所谓唯物精神，在学术上演化为“政治实用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则演化为“经济实用精神”了。
我确实认为中国科学界没有科学理论创新，但有技术创新。这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相似。古代有“四大发明”，但无相应的科学理论。只是古代的技术创新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通过基于对西方科学原理的研究而加以应用的成果。用哲学术语来讲，这种技术创新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这里的确包含着创新思维（我有相关的博文：《论科学演绎思维的创造性》）。“从唯物辩证的观点看，这种创造性即表现在思维主体积极主动地使思维中的一般适应现实中的一般，易言之，亦即依据现实情况来调整思想观念，以达到观念同实在相符合。”（见同上）
中国自春秋时代到明清时代，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思维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清代有所变化，以机械归纳思维为主），所以中国人特别擅长于演绎思维——不过，中国传统的演绎思维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演绎思维是有区别的，后者讲究逻辑规则，前者却没有逻辑规则，是一种“推己及人”式的主观类比思维。（中国现代演绎思维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主观类比思维的影响。）所以，搞技术创新，应该是中国人的强项。
但是，西方自培根以来所形成的在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恰恰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现代西方传统的科学思维就是归纳思维。不过，这种归纳思维，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就是培根《新工具》所讲的那套归纳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其运用过程中，是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度成为西方思维传统的演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古希腊哲学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思维有内在联系。所以，西方近现代科学思维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可以说是归纳思维，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应该说是同演绎推理与辩证综合相结合的归纳思维，只是各个阶段上其结合的程度不同，越往现代是结合得越紧密。
我认为，西方的科学思维中，其演绎是保证科学思维的准确性——加上数学的运用，更保证了其思维的精确性；其归纳是保证科学思维的客观性，其辩证是保证科学思维的创造性——在哲学上把辩证思维的创造性称为“辩证法的革命性”。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传统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不同：前者是理论思维，其辩证是概念的辩证，即辩证地逻辑思维，其最高形式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者是直觉思维，其辩证是观念的辩证，即辩证地看待问题，其最高形式是老子的辩证法。
西方的现代哲学与现代科学都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但黑格尔辩证的逻辑思维并没有被抛弃。反形而上学和反辩证的逻辑思维并非是一回事。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科学都反对黑格尔式的哲学辩证法，但却并不反对科学的辩证法，相反，系统论、协同论等等，都是科学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思维形式上是相容的，而不是彼此相互排斥的。
我认为，科学思维过程中的创造性，是来自于逻辑思维（包括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的辩证性。而中国古来几乎没有逻辑思维，虽有辩证思维，却又不是理论思维，而是直觉思维，所以，这种辩证思维无助于科学创新，只有助于生活和实践中的应变——这种应变能力恰恰就是演绎思维过程中的创造性，表现在科学中就是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界之缺乏科学理论原创，我认为总的说来是由于缺乏辩证的逻辑思维，主要是缺乏辩证的归纳思维，这使得归纳成为机械的归纳，从而难以实现科学归纳中从“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提升，因为这种理论提升是需要辩证的综合能力的。之所以出不了原创性的科学理论，关键就在这里。
归纳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黑格尔所说：“在知觉里，我们具有一个多样性的具体的内容，对于它的各种规定，我们必须一层一层地加以分析，有如剥葱一般。这种分解过程的主旨，即在于分解并拆散那些集在一起的规定，除了我们主观的分解活动外，不增加任何成分。”（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113页）
“经验主义在分析对象时，便陷于错觉：它自以为它是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事实上，却将对象具体的内容转变成为抽象的了。这样一来，那有生命的内容便成为僵死的了，因为只有具体的、整个的才是有生命的。不用说，要想把握对象，分别作用总是不可少的，而且精神自身本来就是一种分别作用。但分别仅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方面，主要事情在于使分解了的各分子复归于联合。”（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13－114页）
黑格尔这里所讲的“联合”就是指辩证的综合，即在思维中把对具体的感性材料的分析得到的一些抽象规定，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基于逻辑分析的辩证综合所得的这个思维中的整体，才是事物真实的本质。只有在思维中通过分析和综合而使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真正实现由“个别”到“一般”的飞跃。
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主义一般以外在的世界为真实，虽然也承认有超感官的世界，但又认为对那一世界的知识是不可能找到的，因而认为我们的知识须完全限于知觉的范围。”（同上书，第116页）这两年来，我从科学网所感受和体验到的科学界的科学观念，恰恰就是这种经验主义观念，即只相信作为知觉对象的外在世界的真实性，不相信知觉范围以外的东西的真实性（即使承认也认为是认识不到或把握不到的），从而不相信超出经过分析具体的感性材料而得到的抽象规定范围之外的思维的真实性。由此当然不可能进行辩证的综合思维，从而必然使认识停留在要么是感性的具体，要么是思维的抽象，而无以达到思维的具体。如此，原创性科学理论从何谈起？
所谓思维中的具体，就是基于归纳过程中分析所得到的抽象概念的体系——科学理论。但是，经验主义恰恰把关于抽象概念的体系的建构过程视为“玩弄概念”或“文字游戏”，其于哲学的鄙视亦是因此而起。其实，现代哲学所运用的概念要么是来自近现代的科学，要么是来自来传统哲学。即使是来自传统哲学的概念，这些概念能流传至今，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哲学概念，未必就是应予否弃的。运用这样一些科学的和哲学的概念来进行理论的创造，这怎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不据事实地“玩弄概念”呢？如果哲学家不这样来进行理论创新，难道还需要哲学家先做了半辈子科学家再来当哲学家不成？
科学界对哲学的普遍鄙视态度与其不能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是具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的。难怪恩格斯要说，一个民族离开了理论思维，离开了需要学习哲学史来加以锻炼才能得到发展的理论思维，就不能攀登科学的最高峰。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既是哲学家也更是科学家，恩格斯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但至今中国科学界有几个人还相信恩格斯的这些话呢？当然，学习哲学史，并不等于研究哲学史。再进一步说，作为搞科学的，也并非个个都要亲自去学习哲学史，但就整个科学界来说，却总是要有人学习哲学史的，至少不能轻视哲学，因为轻视哲学，就是轻视理论思维，就是不把科学思维的辩证性当回事，就是不认为科学认识必要达到思维的具体，必要进行理论的创造。
综上所述，我说中国科学界没有理论创新，这决不是纯粹胡说八道，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虽然这根据也许并不充分。但我这样说，也无非是希望科学界多重视一些理论研究，而不要老是把科学知识“完全限于知觉的范围”（黑格尔语），如此而已。如果说得过火，敬请科学界的学者海涵；不实之处，亦敬请痛批和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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