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是以明朝遗民身份进入清朝的。遗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遗民是忠君爱国者的典范。而在中国古代众多遗民人物中，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又是模范遗民，最受后人崇仰，尤为后世忠君爱国者所心仪。例如，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其《九章·桔颂》中就曾以伯夷自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那么，伯夷和叔齐兄弟作为生活于周代的殷代遗民，是怎样为人处世的呢？“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这就是中国古人心目中遗民人物的典型形象。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之所以广为世人传颂，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其以伯夷为师，对楚国耿耿忠心，终始不变，其行亦似伯夷、叔齐之“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终以投汩罗江自尽。屈原以后，最突出的遗民人物当推宋元之际的郑思肖（1241—1318）。他作为生活在元代的宋朝遗民，其行虽不似伯夷之类最终自绝于异朝，却绝不像顾炎武竟然还同异朝官员有往来。且看其生平事略：

 

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之连江透乡人也……初，讳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为异也。坐卧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赵子昂才名重当世，公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子昂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位碑，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1]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许多著名遗民人物，皆不似顾炎武这般同清朝官员有密切往来。顾炎武却不同。从顺治十八年（1661）起，他就开始同清朝官员往来了。其年，他游杭州，在西湖遇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1618—1683），遂与之订交。施氏顺治六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督学山东，转湖西道参议，以裁缺归。与顾炎武会面时，他刚复出，奉命守西湖。此后，顾、施之间尚有书信联系。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施愚山书》（此书又载《蒋山佣残稿》卷二，且内容更详细），其中称：“二十余年之交，宛然如昨，素心高谊，不可于今日宦途中求之矣”[2]。

 

康熙三年（1664），顾炎武至山东，与程先贞（字正夫，德州人）订交。程氏以祖荫历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入清后以原官用，顺治三年告病归里。其人虽曾降清，顾炎武照样与他交往，且交谊甚笃。康熙十年夏，还曾携从子洪善专程至德州拜访之[3]。及其卒，又作《哭程工部》一诗痛悼之，以致于令王蘧常先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认为“先贞以祖荫历官工部，《清诗纪事》谓以顺治三年告终养，则曾降清，以原官用，且曾腰玉为清效奔走。虽为时甚暂，而大节终亏。《纪事》以为细节，过已！先生以搘柱正气为己任，而相契之深如此，尤过于史可程，同一不可解者也”[4]。

 

康熙四年，顾炎武至曲阜，游孔林，继游阙里，得晤颜光敏（字逊逋，更字修来），遂订为忘年交。颜光敏为孔门著名弟子颜渊六十七世孙，康熙二年中举，六年成进士，官至考功司郎中。顾炎武与颜光敏的交往，更简直是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这从顾炎武遗文中多则与颜氏手札[5]的内容可以看出来。

 

上面提到，王蘧常先生曾对顾炎武与曾经降清的程先贞有深交觉得“不可解”。可是，这对顾炎武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完全不足为奇。他还曾与真正的“仕二姓”（案：程先贞尚只是以祖荫仕清且为时仅三年。）者曹溶有过较密切交往呢。曹溶，字秋岳，别号倦圃，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顺治初，历副都御史，户部侍郎。既而出为广东布政使。康熙五年（1666）六月，曹溶时任山西按察副使，顾炎武就曾偕其至雁门，访李因笃于陈上年署。是年秋，又专访曹氏于大同署中。彼此还曾赋诗互相赠酬[6]。

 

更有甚者，顾炎武以当年（康熙五年）再次入都，寓兹仁寺，又与孙承泽交上了朋友，还从孙氏处借了一些书，钞之以归。这是顾氏本人在《钞书自序》（载《亭林文集》卷二）中有明文记述的。孙承泽字耳北（一作耳伯），别字思仁，号北海，又号退谷，益都人。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三《山书》按语曰：“承泽……明崇祯进士，字给事中。李自成入北京，曾受命为四川防御史，后又降清，仕至吏部左侍郎。收藏颇富，著有《春明梦余录》，专记明代掌故。”连这样的人顾炎武也结交，足见其在社会交往方面的灵活余地和自由空间有多么大了。与上文提到的那个元初宋遗民郑思肖相比，顾炎武和他的差距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后者就因为赵子昂与赵宋为同宗而受元聘，遂与之绝交。

 

顾炎武与陈上年的交情也非同一般。上年字祺公，畿辅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巩昌府推官，内迁兵部郎。顺治十六年，出为泾、固道；十七年十二月，调雁、平道。康熙六年，裁缺归。后再起任广西布政司参议，卒于任上。其备兵泾、固时，李因笃曾追随之，因学问博洽，“祺公视为畏友，其投契之深，有同骨肉”[7]。上年调雁、平，因笃也跟从至代州，为陈氏做家教。康熙二年，顾炎武游五台山，经代州，访陈上年于署中（是日适值炎武生辰）访陈上年，同时也结识了李因笃。康熙五年六月，顾炎武偕曹溶至雁门，再访陈上年。次年，顾炎武在北京从孙承泽处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又是由陈上年供以薪米、纸笔，抄之以归的。史称陈上年与顾炎武“友善，篇章酬答，率以道义相切劘”，还说陈上年有个“亦以能诗文称”的从子名曰正（字正子，号端伯）的更“与顾炎武交至笃”，其人“康熙九年进士，由内阁中书历户部员外郎，礼主客司郎中。康熙三十二癸酉，为贵州乡试副考官。”[8] 可见，顾炎武通过陈上年的关系，更扩大了他在清朝官员中的交往范围。

 

就在再访陈上年于雁门的当年秋，顾炎武入都，适逢同乡沈荃（字贞蕤，一字绎堂，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亦自关来，二人相遇，“交相推许”[9]。无论其相互推许的内容是什么，由此也可见其对清朝官员的态度之一斑。是年，顾炎武往山东，并度岁于兖州守彭绳祖署。这说明，此前他已经跟这位兖州地方首脑有很密切的关系了。

 

顾炎武在山东的社交圈中，较为知己的朋友，除徐夜、张尔歧外，几乎是清一色的清朝官员。其中以颜光敏、程先贞最为相知。此外，其关系较为亲密者，当数被程氏以舅相称的李源（字星来，号霖瞻）、李涛（字紫澜，号述斋，1645—1717）兄弟[10]。顾炎武曾自称：“李老先生讳源，字星来，原任河津（引者案：清属山西绛州）令，与弟交颇密”[11]。其与李涛的关系亦相当密切。涛为乡试解元，康熙三年进士，曾知芮城（时属山西解州）令。康熙十五年入翰林，官至刑部侍郎。顾炎武客居山东时，是李家的常客。康熙六年，他初次寓李（涛）家。康熙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应程先贞、李涛之聘，讲《易》于其家；同听者尚有李源等[12]。是年八月程先贞作《赠顾征君亭林序》有云：“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13]。顾炎武后来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称：“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14]可见其初刻《日知录》，是因程、李等“二三同人”“劝其出以惠学者”而为之的。

 

康熙十二年，程先贞去世。但顾炎武与德州二李仍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他将入关中，还特地从京师赶往德州，对二李作告别性的访问。此后不复相见，但尚有书信往来。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李星来书》（1678）一首[15]、卷四有《与李霖瞻书》（1678）一首[16]，《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与李霖瞻》（1679）一首——均为与李源者；《亭林文集》卷三有《答李紫澜书》（1678）一首[17]、《蒋山佣残稿》卷二有《与李紫澜》（1679）一首——均为与李涛者，都是其入关中之后写给二李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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