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个，中国第21个，全世界第248个。
　　2009年1月6日，北京市卫生局正式宣布，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19岁女孩黄燕清，因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于1月5日凌晨7点20分去世。
　　这是北京市迄今为止确诊的第二例人禽流感病例。之前的一例，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例，发生在2003年11月。当时，24岁的解放军士官史某，最初曾被诊断死于非典型性肺炎（SARS）；之后经确认，在2006年8月被追溯为人禽流感病例。
　　这也是中国第21例死于人禽流感的患者。中国先后有31人被确诊为人禽流感患者，最终只有10人得以幸免，死亡率接近七成。
　　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也是1997年疫情自香港发端以来，全世界第248个死于人禽流感的患者。目前中国死于人禽流感的人数，仅次于印度尼西亚（113人）、越南（52人）和埃及（23人）。

祸起冬至鸭
　　从福建莆田来京打工的黄金歉没有想到，冬至前夜的一顿晚饭，竟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场灾难。
　　1月7日晚，在他们长期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东村西北角一处简陋的平房内，黄金歉和眼圈有些发红的妻子告诉《财经》记者，按照老家的风俗，每年冬至前夜，都要炖鸭炖鸡，作为食补。
　　黄金歉在北京打工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的大女儿黄燕清中学毕业后，也来到北京开始了打工生涯。
　　2008年12月21日，冬至。听说有老乡要去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的行宫买活鸭，他委托代为购买三只鸭子，一只自家食用，另两只送给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黄艳清的舅舅，以及另一个同村的远房亲戚。
　　12月19日，远房亲戚提着两只褪过毛、开过膛的鸭子，交给黄金歉。黄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他正在清理鸭子时，突然手机响了。在他接听手机的几分钟内，黄燕清主动帮着拔鸭子身上的细毛。随后，黄金歉继续清理鸭子，女儿去洗衣服。当时父女还说了一些话。没有人意识到，短短几分钟内，一切都永久地改变了。

漫长确诊路
　　2008年12月24日，黄燕清开始发烧，并表现出感冒症状。这时，黄金歉还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只是替女儿买了点常见的感冒药。
　　第二天，黄燕清体温降低，身体有好转的迹象。当时正值圣诞节，她和同学几乎发了一晚上的短信。
　　但一夜过后，12月26日，黄燕清的体温又急剧上升。意识到情况不妙，黄金歉决定把女儿送到距离居住地最近的管庄医院。
　　从黄燕清的暂住地至管庄医院，步行只需要五分钟。这是一家装修简陋、只有四层楼高的一级医院。在进行简单的问诊后，医生让黄燕清打三天点滴。尽管在2003年SARS之后，管庄医院和北京市其他医院一样，也设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但由于病人很少，所以平时并不开诊。因此，黄燕清是和其他内科病人一起就诊。
　　连续打了两天点滴后，黄燕清高烧仍未退。12月28日，再也等不下去的黄金歉决定带着女儿，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潞河医院求医。
　　作为一家二级甲等医院，潞河医院拥有独立的发热门诊、独立的20多层住院楼和专用的救护车。急诊科室不但包括常见的急诊外科、急诊内科，还包括急诊骨科和急诊口腔科。
　　12月28日当天，在诊断和拍了X光片子后，医生认为黄燕清患有肺炎，并为其开了同样的处方——还是打三天点滴。但连续打点滴后，黄燕清高烧还是没有退去。尤其是12月29日晚，黄燕清的体温一度达到40.5摄氏度，黄金歉只得把打完点滴返家的女儿再送到潞河医院住院治疗。
　　12月30日上午，黄金歉向医生提出，要为女儿拍肺部CT。黄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医生的回答是，一周之内不能拍CT。黄金歉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决定给孩子转院。
　　距离潞河医院仅八分钟车程的北京胸科医院，成为黄燕清的第三站、也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作为一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这家医院早在2003年即被确定为SARS定点医院之一。
　　12月30日上午11点多，发病的第六天，黄燕清在北京胸科医院时被告知，只有出示身份证才能办理住院手续。直到当天下午1点30分左右，黄燕清的家人才办理了住院手续。
　　在入院后的前两天，北京胸科医院并没有给出诊断结果。直到2009年1月1日，黄燕清发病的第七天，医生的说法仍然是可能为“霉菌感染”。
　　也就在这一天，黄燕清被转到重症监护室（ICU）病房，并上了呼吸机。由于胸科医院的人血白蛋白也相当紧缺，黄的亲戚还委托在辽宁沈阳的朋友，先后购进两批共计135毫升人血白蛋白。这种被俗称为“生命制品”“救命药”的药物，是从健康人的血液中提取的，通过静脉注射到病人体内，能增加血容量、解毒以及营养供给。
　　《财经》记者被告知，1月4日早上，北京胸科医院的医务人员拿着一张“化验单”，要求黄燕清的亲属把“化验单”和一份样品，送到北京友谊医院进行“肺炎衣原体”的检测。
　　这一天，黄燕清被确诊为人禽流感患者。次日凌晨，黄燕清去世。

疑虑与反思
　　2009年1月12日，中国卫生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对于北京市对于禽流感病人的处置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一过程“是及时有效的”。
　　之前，1月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向《财经》记者表示，该中心不存在任何瞒报和延误的情况。因为在检测结果显示禽流感病毒呈阳性之后，中国疾控中心在半小时内就把结果呈报卫生部；而卫生部在组织流行病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讨论后，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各界通报了该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疾控应急办公室负责人王健研究员告诉《财经》记者，1月4日晚，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对患者标本进行平行检测后，中国疾控中心用最为快速的核酸检测办法，对标本进行了复核。最终在接收标本仅仅几个小时后，就给出了检测结果。
　　过去五年中，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不明肺炎、人禽流感在内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中国确诊的人禽流感病例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发现的。通过针对突发疫情的被动应急监测系统，也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各发现了一例人禽流感病例。
　　除了上述两套系统，中国目前在31个省（区、市）都建立了针对普通季节性流感的监测网络，包括63家网络实验室；2009年，还将增加21家。中国疾控中心信息中心主任马家奇介绍说，这些网络实验室也均具备了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能力，所有省级疾控中心实验室还具备了禽流感病毒血清学检测能力。
　　仅依靠这些，能否足以阻断任何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
　　早在2004年8月4日，卫生部就公布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办法规定，凡是发烧体温高于38摄氏度，具有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经抗生素规范治疗三至五天病情无明显改善的病例，均应被列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
　　但北京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直到1月4日，他们才接到北京胸科医院的疑似禽流感汇报。此时距黄燕清发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天。
　　《财经》记者试图采访北京胸科医院，但被拒绝，称“一切都要去找卫生部门”。
　　长期从事H5N1禽流感病毒和SARS病毒研究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院教授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关键是要把人禽流感有可能在任何地区发生的观念贯彻给所有的基层医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身体健康、以感冒发病，之后迅速发展为肺炎的患者，且通过抗菌素治疗效果不好，又有禽类接触史或者到过家禽市场，就应该马上列入被高度怀疑的个案加以上报。
　　“很多医生在接触到疑似禽流感病例时，一方面，他们认为人患禽流感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考虑到人禽流感病例对当地农业、禽业的影响，对于是否要上报，基层医生可能会迟疑。”管轶解释说。
　　救治H5N1人禽流感病人的最佳时期，是在发病后的一周内。在这段时间，通过达菲、注射已康复病人或者接受过H5N1人禽流感疫苗注射的病人血浆，有很大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而如果在发病八天之后，患者才接受抗禽流感治疗，其生还的几率就很低了。
　　2009年1月，越南有一名感染禽流感的八岁女孩，在一周内得到及时救治，最终转危为安。
　　在黄燕清这起病例中，所有200名密切接触者，最终都被证明安全，即未发现任何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迹象。北京市卫生局在1月13日也宣布，黄燕清所感染的病毒来源仍然为家禽。但具体的病禽来自何处，却仍然是个谜。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家禽养殖国，中国到底有多少携带着H5N1病毒的家禽，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1月8日，中国农业部在其网站发布“农业部进一步部署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的通告。其中提到，2008年，全国共监测到禽流感样品474万份，检出禽流感病原学阳性样品51份，对病原学阳性禽群均及时进行了处置。
　　对于这一数据的真实性，管轶表示不敢苟同。他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对中国国内家禽禽流感状况的多年调查，虽然这些家禽普遍实行了强制性免疫，但往往仍有3％至4％的家禽携带H5N1禽流感病毒。因此，中国大陆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禽类的真实数量，可能要比这个公布的数字“还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1月12日，一条来自越南《劳动报》的消息，似乎也给管轶的担心提供了一条注脚。越南北部谅山省动物卫生官员在对从中国走私进来的16份家禽样品中发现，其中八份均感染了H5N1病毒。■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