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育又历经多次整合，机构升级，名称越来越响，内涵却越来越小，教育的特色就是规模大、收费高，质量越来越下滑。为了争夺生源，学校之间面和心不合，为了学校排名、学位点评比。人际关系代替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跑部钱进成为规则。

申报学位点时，各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资源、为了话语权，为了小集体的利益，各自坚守着那可怜的狭隘的观念和地盘，把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与学术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大有人在。体制方面，学术政治化趋势明显，为了实现控制的欲望，各类评比不断。教育办成今天这个样子，主要是体制催生的结果。学生失业、能力不高。教师被殴打、被丑化，与教师不务正业和不学无术不无关系，这可能是教育的最大失败和悲哀。教师越来越困惑，哪还有心思去解惑。教师都困惑了，学生价值观还能明确吗？

不幸的是教育失败的归因又偏了方向，认为失败是缺少一流的人才引导，才导致今天的结果。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线性思维必然采取不科学的举措，病急必然乱投医。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但采取手段能指全都功利色彩浓重。国家对国内科研队伍的平开始怀疑，开始高薪聘请国外人才。但如果体制、环境不变，洋为中用的出发点不会实现。未来，在中国的学术界一场土洋对资源的争夺将成为学界竞争的焦点，由此催生的体制变革也将为期不远。学术的泡沫如何消除呢？也许只有等到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我们不希望国家对类似三鹿的监测标准也要靠外国制定，也不希望国内学者把精力放在无谓的口水战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是因为本地的和尚不念经。“打扫好卫生再请客”，要想留住客人，必须体制先行；决策行动是好的开始，要想未来值得期待，勤于制度建设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