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为何要写旧体诗？

李遇春

 

聂绀弩是建国后首屈一指的旧诗名家。他的旧体诗，今人称为“聂体”或“绀弩体”。写旧体诗而能自成一体者并不多见，古代不多见，现当代就更不多见了。启功先生有诗赞曰：“学诗曾读群贤集，似此新声世所稀。”足见聂诗超迈横绝于一时。然而，聂绀弩这位早年的新文学健将，为何在建国后要大写旧体诗呢？细考起来，似乎有四种缘由。

其一是劳动说，或政治说。具体说来，1959年的某月，聂绀弩时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改造，一天夜里指导员突然来要求每人都做诗，并说这是政治任务，说是要使全国出现新的李白、杜甫，新的鲁迅、郭沫若。就这样，聂绀弩也一下子沉浸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诗歌狂热之中，白天劳动，晚上挑灯写诗。他后来回忆说：“我已经五六十岁了，虽参加过军队生活，却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都是我想写或能写的。领导不教写，还想偷偷写，何况强迫要写？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如果有所谓奉命文学或遵命文学，我的旧诗，开始时就是这种文学。”看来，聂绀弩大写旧体诗的最初因缘是政治使然，似乎一切都是被动的，当然其中也有主动的成分，因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经》的风雅兴寄就是这么来的。看看聂绀弩的那些专写体力劳作的奇诗妙句，你是不得不相信，“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创造了诗人聂绀弩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聂绀弩就是一个“杭育杭育派”的诗人，他的旧诗起源于他在劳动中的呐喊。

其二是伤痕说，或压抑说。聂诗虽然始于遵命文学，但究竟还是诗人内心的创伤所结出的艺术果实。太史公的“发愤著书”之说，用在聂绀弩的身上显然也是贴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受难经历，就不会有《散宜生诗》。在聂诗滑稽诙谐的背后其实隐含有诗人内心被压抑的大苦痛和大忧患。诗人自己说：“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聂绀弩所谓的适合于旧诗来表达的“某种情感”，其实正是屈原、司马迁那样的受难文人所具有的创伤心理和忧患意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聂诗诗情沛然，气脉流贯，行止于曲折中见自然。所以聂绀弩才说“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这样的话，聂诗与那种无病呻吟之作相距何止霄壤。看上去灵感四溢，其实诗中流淌着诗人的忧伤。还是诗人的知音——香港作家高旅先生说得好，聂绀弩做诗是“胸中五岳成平地”，他把胸中五岳移至五十六字一组的律诗之中，“遂呈奇峰处处。”“其过程极自然。正如鲁迅所云，受伤后躲入森林，舔净血，养好伤，重出战斗之气概同。”鲁迅的原话是这样的，他在致二萧的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森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鲁迅先生是聂绀弩的师友，高旅借用鲁迅的话来谈聂诗，自是慧眼独具，切中肯綮。说起来，聂绀弩自1955年受胡风冤案的牵连开始，历经反右的劳改至“文革”的坐监，他所受到的友军的暗箭和落难后同志的快意的笑脸，可谓司空见惯，但虽然受了伤，他却并没有灰心，而是自己独自疗伤，这疗伤的工具，就是做诗。聂诗多嬉笑而少怒骂，他是不愿把自己的创伤轻易示人的。

其三是游戏说。如果政治说或劳动说是契机，伤痕说或压抑说是根本，那么，游戏说就是聂绀弩做诗的调剂了。做诗虽然神圣，但古人云诗乃“余事”，其消遣性也是毋庸讳言的。朱光潜指出：“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了一点。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对于文字游戏不免轻视。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去在形式技巧上做功夫，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聂绀弩以现代人来做旧诗，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游戏动机。他宣称：“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聂绀弩多次说自己做诗是为了好玩。他做诗偏嗜七律，就是喜欢对仗的乐趣，每每沉浸于对对子的隐秘愉悦之中。他还喜欢押险韵，喜欢和韵，喜欢叠韵，一和再和，同一韵脚反复吟哦，这不仅仅是游戏，而且帮助了诗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渡尽劫波。对于聂绀弩来说，做诗是文字游戏，是文娱活动，既自娱亦娱人。六十年代初，他在致高旅的信中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限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以尔我二人而论，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诗本涩，打油反好，故你认为打油者，我反认为标准。”喜欢打油，正是聂诗的公认的特色。聂绀弩做诗嗜打油，无它，专在娱乐而已，游戏而已。

其四是诗体说。聂绀弩在受难中做旧诗，前三种缘由似乎已经很充分了。但还不够。聂绀弩在做诗伊始，虽然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艺术使命感，也无意于重振所谓旧诗雄风，但随着做诗的深入，他还是自觉地把做旧诗与中国诗歌的出路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谈到自己为何在北大荒大写旧诗，除了领导的号召之外，聂绀弩还说过这样的话：“大概因为越在文坛之外，越是只认为旧诗是诗。”对于早年写新诗的聂绀弩而言，这话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他的诗歌观念起了变化。他不再独标新诗而鄙弃旧诗了。甚至对旧诗更为青睐。在六十年代初致高旅的信件中，聂绀弩与其探讨了旧诗和新诗的关系问题。他说：“五四后新诗，其佳者确在文学上辟一新境界，此与学外国诗颇有关系。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而旧诗终以难为通俗，通俗太过，又已不成其为旧诗，故虽有大力，亦不能使之重归文学与小说、戏剧同科。新诗则尽管有不可人意者，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聂绀弩承认新诗的历史地位，但对新诗的成就并不满意，对旧诗与新诗颉颃中的劣势处境也十分清醒。今天看来，聂绀弩的“大力”做旧诗，还是为旧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堪称新中国旧体诗坛的“碧海掣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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