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博文系2008年10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的《学术动态》（学术版）上发表的。至今已经过去近3个月了，这篇博文与我在先前在此贴上的“著名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教授访华记”有一定类似，少了一些‘官话’多了一些‘学术’，所以再贴在这里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协议，旅英意大利著名学者、当代国际信息哲学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偕夫人诺布尔教授，应邀于2008年9月21日至30日到中国访问，共做了六场系列学术讲演。

在北京的7天中，弗洛里迪首先于9月23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了题为“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的讲演。这是他在华访问期间信息哲学系列讲演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弗洛里迪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信息体（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弗洛里迪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得从伦理上考虑”。尤其是他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一个是“信息圈”（infosphere），这个术语对应于“生物圈”（biosphere），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对应于“重组”（re-engineering）。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

同日下午弗洛里迪顺访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并做了题为“认识论：相关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的专题报告。弗洛里迪先是简单的介绍了信息哲学问世的主要学术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然后又把信息分成三个维度做了分解，即作为实在的（as），用于实在的（for）以及关于实在的信息（about）。他的这场报告主要集中在“关于实在的信息”，亦称“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主要内容涉及信息与事实相关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弗洛里迪的报告重点阐发了从认识论角度考虑信息的“相关性(relevance)”概念。信息在何时是“相关的”，他认为有两个要素：就特定境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提供某信息作为答案；而关于该特定境域的信息则回答前述问题。分析这两个方面，弗洛里迪认为信息的相关性正是提出问题的概率和答案满足提问的概率的函数。关于答案，弗洛里迪提出了合适度(adequacy)概念来衡量。答案回答问题的合适程度涉及准确度(accuracy)和精确度(precision)两个方面。而合适度则是这两者的函数。弗洛里迪关于何谓“相关的”信息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开始，先给出初步答案，然后分三步对初步答案一次次修订，最后得出结论：信息处理中介要求持续高水平地处理相关信息以实现相关信息间以及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间的成功互动；教科书中的信息理论没有回答语义学的信息相关性的本质问题；主观主义的解释可以就数种重要的应用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相关性概念的说明做出满意的答复；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为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基础。

9月26日上午，弗洛里迪顺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并在人大哲学系做了题为“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讲演。弗洛里迪认为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曼纳（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弗洛里迪的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讲座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弗洛里迪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弗洛里迪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因为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另外，他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同日，弗洛里迪来到北京大学承泽园科社中心作了题为“本体论：实在的信息本质”。他先从所谓的“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讲起，然后进入主题。首先，他提到了祖斯（Kanrad Zuse）这位德国物理学家，是他第一个提出宇宙正在被某种巨大的离散的计算机所决定。这便是著名的“祖斯论题”（Zuse’s Thesis）。但是，这个论题是否正确呢？于是，弗洛里迪进一步追问，宇宙倒底是模拟的还是离散的？他认为拥戴模拟论的哲学家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黑格尔等；而拥戴离散论的就只有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那么，在这个图景下，他又问康德在哪里呢？从中不难看出，他基本还是沿着物理学家的途径往前推进。他认为数字本体论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在形而上学都存在着问题，并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接下来，他又提出所谓的“思想实验”（Gedenken Experiment）来从理论上论证宇宙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离散的的假设。在完成了他的思想实验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所谓的“抽象的层次”（LoA）理论，这样便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的二分很可能都不正确。之所以可能不正确是在于无论那种方式，它们都是一种表征存在的模式。最后他则提出两种“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s），一种是ESR（Epistemic SR）；一种是OSR（Ontic SR）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信息哲学提供了答案。这就是他提出的信息实在论（Information Realism）。根据信息实在论的两条本体论承诺，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语义建构的过程，而非表征的过程，而实在并非知识之源（source），而是可以被利用、操控和处理的资源（resource）。世界是不断动态地提供数据结构的总和。那么，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而并非人类不可及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可以不断在认识上延伸的资源。因此，说世界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没有一点意义。这是弗洛里迪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有许多争论。

9月27日，弗洛里迪离开北京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并于28日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做了他在华最后的一次题为“信息哲学：概览”的讲演。信息社会又有数据库化社会（databased society）之称，由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引发了信息革命。将世界和人类生活数据化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实在，使得无法预测的现象和经验成为可能，并提供了全新的有力的工具和方法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问题并开创了无尽的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信息革命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如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概括甚至影响到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呢？弗洛里迪认为，我们对信息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建立他所谓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为此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a）涉及到信息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的一个哲学领域，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b）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进行确立与应用的哲学学科。”关于信息概念的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是典型的哲学领域所要关心的标志；而动力学则关涉到计算这些的诸多问题；最后利用就是计算机伦理学的问题。那么，信息哲学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在他看来至少有四个：1）经典的：寻找一种统一的信息理论；2）创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以（a）为基础，为信息世界（信息圈）和信息社会所出现的传统的和新的哲学问题，开发并应用信息理论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概念、工具以及技巧来对其进行建模和解释；3）系统的：一种以（b）为基础的系统基础，信息与计算哲学的各个分支都聚拢在这个系统之内（原信息哲学），从人工智能到计算机伦理；4）方法论的：为信息科学与相关学科（其概念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基础）提供一种融贯性的、理论框架。最后，他的讲演在提出信息哲学所面临的十八个大问题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