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与“亲商”

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检索“亲商”一词，得出68000条信息，其中90%以上是各地方政府的宣示：“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而我国省级政府31个，地市级政府332多个，县级政府2860个，乡镇级政府44850个。在我们这个有两千多年“抑商”传统的国度，今天各地方政府高度一致地“亲商”，对比之强烈，发人深思。

系统提出并论证“抑商”政策的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外末作”。此后多数王朝都有过抑商政策，而公开宣称不抑兼并而要“恤商”的只有宋朝。事实上，一个王朝草创之初，往往比较认真地“抑商”，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商贾势力逐渐膨胀，“抑商”政策逐渐废弛，商业的基本冲动是兼并扩张，没有了“抑商”政策这个紧箍咒，商业资本迅速膨胀，结果“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接着就是官商勾结，豪强坐大，社会由此而动荡，王朝由此而覆亡。前朝之鉴，使新王朝又重提重农抑商政策。这就是抑商政策连绵不断的内在逻辑。

细观当今各地方政府的“亲商政策”，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包括依法行政、公开行政、提高办事效率、废除乱收费、减少无谓干扰等，这是任何一个责任政府、有效政府都应该作的，而且不仅是对“商”，对任何社会成员都应如此。它是政府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谈不上什么“亲商”。

而另一类则只能称为“谀商”。如，有的政府制定了“领导干部帮包企业制度”，甚至干部到企业“挂职”，这政商关系还能说清楚吗？有的政府选定“重点保护企业”，这等于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公平待遇。有的政府提出要“牢固树立投资者是‘上帝’的意识”，无怪乎有的地方出现了“商人领导官员，官员控制群众”的现象。有的政府擅自减免企业使用公共资源应缴纳的费用，这等于拿公共财产私相授受。更有的政府提出要“政企携手”、“政企依存”，确立“利益共同体”意识，简直把官商勾结当作“政绩”，无怪乎出现了那么多以地方政府为后台的强制拆迁案件、经济诈骗案件；无怪乎工伤、矿难比比皆是。

其实，即使站在“商”的立场上，这种“亲”也还是少些为好。多少依赖官商勾结而发达的企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胡雪岩到周正毅，这种教训还少吗？与权势走得太近，首先被牺牲的是“商”。晋商、徽商以毫厘致富，传家500年，这才是“商道”。

至于政府，本应是社会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平衡者，如果要说“亲”，还是“亲民”的好，自古商为“四民”之一，厚此薄彼，协调、平衡又从何谈起？和谐社会又何从建立？至于那些在官商勾结中倒下去的官员，历历在目，就不说了吧。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恐怕是官商双方都应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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