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英国约克大学生物系一年的访问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这里的人相互信任，从而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生物系的几栋建筑物互相连通，每一层的实验室很大，但并没有划分为几个小间；虽然里面若干个研究小组，但他们的药品试剂及其实验用品都摆在架子上或放在抽屉里，并不上锁，当然别人也不会乱拿乱动。不会像在国内实验室一样戒备森严，国内有的科研老板在自己实验室都要将冰箱上锁，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像贼一样防着。生物系每个工作人员一把磁卡钥匙，可以打开几乎所有的实验室，因此很多设备都可共享共用。生物系大楼楼门也凭磁卡钥匙进入，一楼大厅有厨房，厨房配备有微波炉、烧水器、煮咖啡的机器、冰箱等常用设备，另外大厅里有自动售货机，可投币购买一些食品，因此在周末和假期也可进入实验室照常工作。

 

 2、在约克大学生物系成为终身制（tenure track）的教师都是具有很高研究水平和取得较大科学成就的人员。刚毕业的博士通常要经历多年的博士后生涯，很多都在不同国家的著名实验室做博士后，这些具有国际博士后背景的，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才会有机会被骋为终身制人员。由于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过百所左右，同美国相较而言，竞争也就更加激烈，通常的看法是，没有一两篇CNS（Cell、Nature、Sciences）文章及数篇高影响力的论文，很难被英国的大学骋为终身制教师。当然，选拔成为英国大学终身制人员具有严格的标准，同样严格的评审晋升制度也保证了约克大学具有世界水平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准。例如我所在实验室的H M Ottoline Leyser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BA和PhD毕业后，1990-199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布鲁明顿（Bloomington Indiana）做博士后，1993-1994年到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1994-1999年为英国约克大学生物系讲师（Lecturer），1999-2002年为高级讲师或副教授（Reader），2002年成为教授，2007年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而生物系的另一个女教授Dianna J Bowles于1973-75年在德国凯泽斯劳腾大学（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Germany）做博士后，1975年于雷根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Regensburg, Germany）做博士后，1976年于以色列魏泽曼科学研究所（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Israel）做博士后，1976-7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做博士后，1978年在德国海德伯格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Heidelberg, Germany）做博士后及雷根斯堡大学工作，之后才在英国大学任职。约克大学的每一个终身制人员不管职称高低，都有自己的实验室，都可招收博士生。在国内的二三流大学，刚毕业的硕士博士甚至本科生都可成为终身制人员，但这些人进来后通常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往往在艰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多年挣扎，最后或者沉沦，或可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实验室。

 

 3、英国学生在报考大学时，通常都会随父母到在大学开放日到若干个大学去考察，一旦选中学校和专业后，大都不会因厌学而荒废学业；本科毕业后，只有真正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才会申请继续深造。硕士学制有两年或三年，博士学制有三年或四五年的，他们本国学生通常都申请到奖学金，根据奖学金的来源约每月一千至两千英磅不等（与工业或企业来源的奖学金较高），大约与本科生出去工作相去无几。而国内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高中考大学往往一考定终生，本科学习期间就有很多学生因各种原因厌学而荒废学业；毕业后很大比重的学生是因为难以就业而选择报考研究生；硕士每月生活费二三百元（博士生活费略高一些），连吃都不够，还有不少人因学业忙或经济原因使个人婚姻成为问题，因此无不视之为苦差。很多硕士生在做论文期间往往因为找工作或复习考博士而心有旁骛，硕士论文往往草草了事。而博士毕业后，又有严峻的就业市场在等着他们，因为国内的工业企业和博士后流动站并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吸收刚毕业的博士生。

  4、现在想起来，我在英国约克大学生物系做研究实在是一种很愉快的经历，我注意到实验室的博士生也不像国内的博士生一样精疲力竭，为发表一两篇SCI而焦头烂额。这里的博士生通常在周末和晚上很少加班（周末实验室多数情况下空荡荡的），即便是正常工作时间也是比较自由，工作时间自己安排，或早或晚，导师并不去干涉和指责，当然他们干起活来还是挺投入的，也是很愉快的（不少人边听音乐边做事）。博士生是否毕业与其研究工作的多少与水平决定，学校并没有强行规定一定要发表一两篇SCI论文才准毕业。如果说这里的博士生没有压力，那也是不确切的。以Ottoline Leyser实验室为例，每周有例会，定期要汇报工作，因此也不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工作没有进展。另外，学校虽然没有规定，但往往许多实验室在招聘博士后时会有要求，比如至少要在高影响因子的本领域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一篇等。越是有名的导师，手下干活的主体越是以博士后为主，因此在这里博士生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也不必独自摸索，因为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博士后可以请教。实验室通常有实验技师，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维护和运转，也有工人负责清洗玻璃器皿之类简单的体力工作。总体上看，在这里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尽享做科研之乐，因为他们不必像国内的很多实验室一样，学生既搞论文研究，也做工人的工作，很多常规的研究技术都要自己独自摸索，因为老板手下没有博士后人员，也没有技师和工人，他们在很少的生活费支撑下制作论文（很多人担心毕业延迟），更有毕业之前要发表SCI论文的门槛，国内读完博士简直要要人的老命，至少也要脱几层皮，掉几十斤肉，那里还有享受科研的乐趣？

  5、英国灵活的博士后招聘体制，不仅可使本实验室的工作深入开展，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的实验室之间的学术交流和融合。通常的看法是，实验室的老板只要有钱（科研资金），就可招收博士后，钱越多，手下做事的博士后就越多。博士后选拨的关键一个是面试，另一个是导师推荐。顺便说一下，国外的导师在写推荐信时一是一，二是二，对于赞赏的词极度吝啬，除非你真的那么好；而国内的导师写推荐信时大多由学生拟好，只代签名而已，或者极尽溢美不实之词。博士后合同通常以三年为期，但也有半年或一年的。当研究进入到一个现有实验室人员不熟悉领域或阶段时，或者需要跨学科研究时，这种灵活的博士后招聘体制可使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连续而深入，避免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由于英国属欧盟国家，欧洲的其它国家可很方便地到英国工作，因此实验室往往有很多欧洲国家的博士后工作人员，我所在的Ottoline Leyser教授实验室就有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奥地利、波兰、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博士后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搞植物发育遗传的，也有的是搞计算机和生物信息学的，这些背景和擅长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不仅有利于研究人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研究本身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6、在各个层次上制度化的而且极为活跃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学术进步。生物系的网页公告版上都会预告每月的Lectures/Seminars/Talks。通常每周数天都有不同主题的Lectures/Seminars/Talks，大致周一到周五有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infection and immunity、plant biology、Biochemistry and structural biology、bioinfomatics方面的讲座安排，多是从其它院校研究单位请来的在各自研究领域极活跃的专家教授。中午时间（12点15分、1点15分）的Lectures/Seminars/Talks他们也叫lunch club，此时正好是英国人的午饭时间，英国人的午饭极为简单，可边吃边听。周一的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为专题系列讲座，由各大生化试剂与设备公司赞助。听讲座的有学生，也有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Ottoline Leyser教授虽然是院士，有时她也会来听讲。此外，入学的博士生和本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会按顺序在系级水平上轮流讲述自己的课题。除学校与系级讲座外，在实验室水平上学术交流也比较活跃，一些前来参观的研究人员或参加应聘博士后的人员也会在实验室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国内的二三流大学相比，这种活跃的学术交流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国内的大学，学术交流频次很少，即使有，参加的人也不踊跃，有时甚至要组织学生前往充数。这种状况在于大学的研究本身并不活跃，或研究的领域不在前沿，因而视学术交流为可有可无。

  7、在实验室管理方面，Ottoline Leyser教授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同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种管理形式是以每周例会进行组织的。实验室每周四下午2点1刻进行，每次有一位博士生或博士后研究人员讲本领域最新发表的论文（有不少是论文的印刷版尚未出来，在线电子版发表的最新文献），所谓“本周论文（paper of the week）”，另一位讲述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计划和进展（project report），讲座之后与会者讨论相关问题；如有其它问题，会后与导师预约谈话。采用这种形式，实验室各成员不仅可掌握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导师也可掌握实验室各个项目或方向的进展情况。研究人员在埋头做实验的同时，也要定时整理自己的项目结果和进展，会后可通过讨论及与导师谈话，来对自己项目的研究路线加以调整。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在实验室成员数目较多时尤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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