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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末,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主办的“植物园园艺国际杂志”(Sibbal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otanic Garden Horticulture)刊出一篇题为《保护园艺项目组成要素之调查》的论文。论文基于一项朴素的研究:约访全球七个机构的九位园艺从业者,听他们讲清楚一件事——一个保护园艺项目,到底由哪些要素拼成。
国科大研究生课程《植物园与人类社会发展》摆出这篇论文三组数字:9/9,受访园艺师一致认为,“保护园艺”的定义准确描述了自己手头的工作;0/9,没有任何一位的职位名称里写着这个词;20.5%,正在做保护园艺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保护园艺师”。
一门手艺做了三十年,被写进《昆—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扩大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行动的目标清单,从业者却不肯把名字印上“名片”。问题出在哪里?文章作者休斯用九次访谈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不是缺技术,是缺“承认”——自己承认,机构承认,社会承认。本文沿着这门手艺的来路与去处,把这份答案讲完。

康奈尔植物园活体收藏中保有 12 种全球稀有、易危或濒危植物,并管理 40 余处自然保护地(3600 英亩)
1 一门三十年才被叫出名字的手艺
保护园艺是一个先有实践、后有名字的行当。1992 年,苏珊·华莱士(Susan Wallace)已在植物园里做这件事,并留下一句常被引用的观察:在盆里养好一株植物,是一个有限的小挑战;而长期养护二百株、并保持其间的遗传多样性,绝不是同一个挑战重复二百次,它是量变到质变、难得多的另一种挑战。1995 年,雷(Rae)把这类工作称作“为保护的园艺”(horticulture for conservation);直到 1997 年,阿福尔特(J. M. Affolter)才正式使用 保护园艺学(conservation horticulture) 一词,并给出首个定义:将园艺学的技术手段与知识体系,应用于稀有植物的保护。
此后定义逐层加厚。2017 年,格拉茨费尔德(Gratzfeld)补充:保护园艺特指与迁地活体收藏相关、代表物种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的园艺活动,并承担培训与知识共享、运用最佳实践、创造新知识、联结人与植物和信息的功能。2024 年,迈耶(Meyer)等完成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全球摸底(即 BGCI-USBG 2022 年度调查,238 位受访者、54 个国家),并给出更全面的定义。支撑这一切的底子,是怀斯—杰克逊(Wyse Jackson,1999)对植物园的经典定义——“保存有记录的活体植物,用于科研、保护、展示与教育的机构”。请注意“有记录”三个字:它划出了保护园艺与普通园艺的第一道界线。
与普通园艺相比,保护园艺差在六个维度:栽培结果更不可预测,价值取向从景观效果转向种群存续,信息需求要绑定来源证明与生态数据,每一株都要系统记录、建档可溯,小种群对病虫害与杂草污染更敏感,整体上更耗费时间与空间。因此,判断一件事算不算保护园艺,可以看三个要素:目标物种是否受威胁、材料来源是否可追溯、结果是否指向种群存续或回归野外。

保护园艺在植物保护体系中的位置示意:以保护园艺为枢纽,联结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科学研究、教育阐释与来源明确的种质管理
2 家底与警钟:收藏不等于保护
植物园的活体收藏(living collections)是它参与保护的本钱。吉文(Given,1997)为有效保护立下四条底线:遗传多样性必须足够,单一种源不等于保存了物种;植株必须健康、抗病,小种群尤其脆弱;每份材料的来源数据必须留存、系统建档;收藏必须维持足够的多样性与个体数量。四条缺一,收藏就退化成展示。

带标签的活体收藏:来源与记录是保护园艺的底线,每一株都可追溯,植物收藏才不会退化成展示
一座植物园合格的植物收藏可以同时干七件事:经遗传比对后向衰退的自然种群补充个体;在可及环境里研究病害与检疫问题;观察物种怎么长、怎么繁殖;为受威胁类群补充分类证据;为难繁殖物种摸索栽培技术;用成熟的商业技术实现大批量个体的规模化养护;以及让访客看见物种受威胁的现实。把“收藏”转化为“保护种群”,正是苗圃式的迁地培育设施。
野外植物探索与采集:保护园艺的起点在原生境——把野生种质带回收藏,是迁地保护链条的第一环
但一个数字像警钟悬在头上:全球植物园中一株植物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15 年(受威胁物种因获得资源倾斜,略长为 18 年)。史密斯(Smith,2021)指出,尽管植物园握有独特的资源组合,过去100年里收藏管理并未真正有效保护物种;史密斯(2025)称这一发现为“刺耳的觉醒”,呼吁把保护园艺完全融入园艺界。另一个侧写来自康奈尔大学:康奈尔植物园官方资料显示,其收藏中只有 12 种植物属于全球稀有、易危或濒危等级,同时管理者 40 余处自然保护地(约 3600 英亩),对美洲金莲花(Trollius laxus)、流苏扁蕾(Gentianopsis crinita)等当地珍稀物种开展迁地保存与回归——收藏与保护之间,隔着“记录、来源与长期投入”这段路,任何名园都不能免走。长木花园(Longwood Gardens)2025 年在同一期刊上发布的实践报告则给出正面示范:先评估园艺能力与基础设施、再把保护重点对齐全球需求、借伙伴关系扩大影响、以研究拓展使命、最后善用公众资源,并以陆生兰为优先类群,累计繁育 37 种宾夕法尼亚本土兰花数千株——其中肯塔基杓兰(Cypripedium kentuckiense)的繁殖难题,是靠授粉后 18 至 29 天采收未成熟种子的“青荚技术”攻克的。
3 九次访谈:让沉默的经验开口
手艺在手上、在脑子里,怎么变成可以比较、可以教学的知识?休斯选的方法并不炫:半结构访谈加归纳式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再按布劳恩与克拉克(Braun & Clarke,2006)的主题编码(thematic analysis)收敛主题。
抽样是刻意的:从 BGCI 的 GardenSearch 数据库筛选“植物园/树木园+保护机构”,按全职人数(1—10、10—50、50—250 以上)与地区分层。17 份邀请,7 家机构响应,最终完成 9 次访谈,平均时长 65.5 分钟;受访者从业年限 4 至 37 年,平均 18.5 年。样本横跨四个洲:澳大利亚(200 人以上大园)、中国香港(50—200 人)、尼泊尔(10 人以下小园)、英国北部两座大园、英国一座树木园与一座西部小园、美国一座中型园。论文自己提醒:样本偏“全球北方”大中型机构,这是结论可推广性的边界。
分析上双管齐下:一手访谈逐字转写,41 个初始码归入活动、技能、资源三类,收敛为 24 个主题;二手数据来自迈耶等(2024)那份 238 人问卷的匿名原始答复,专门再编码“自认为是不是保护园艺师”的回答变化。两套数据独立编码、相互印证——小样本因此讲得出大道理,而“大道理”最终汇成一张主题地图(thematic map)。
4 20.5%:不承认的名字,等不来的资源
问卷里的那 18 个不肯自我声索的人,给出的理由只有三种:8 人觉得自己不够专业或经验不足,8 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并非一直属于保护,只有 2 人说自己不直接动手。也就是说,卡点主要不是“没在做”,而是“够不够格”的自我怀疑。把两份数据合起来,正在做保护园艺、却不认为自己是保护园艺师的人,约占两成(13%+7.5%,即 20.5%)。
林奈早就说过,不先给事物命名,就无法谈论它。从业者不愿自称,机构领导和资助者就更看不见这份工作的价值——名字的缺失,直接等于资源的缺失。有受访者说,向行业之外的人讲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是争取支持的前提。
一个对照实验恰好证明“命名”是有效的组织工作:在那份 238 人的问卷里,先问“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保护园艺师”,答“是”的占 63%;给出定义与例子、答完全部问题之后再问,比例升到 76%——38 个人当场改口,45% 的人发现自己比以为的更深入地参与了保护园艺。至于外界怎么看:35% 的受访者感到自己的专长被承认,24% 部分承认,28% 不承认;65% 的人认为,一张保护园艺证书或类似认可会帮到自己的职业。同行最懂这份价值,越往上(领导)、越往外(公众)越不被看见——这正是沟通要解决的问题。

园艺的保护价值被谁看见:同行最懂,越往上(机构领导)、越往外(社会大众)越不被看见——这正是“命名与沟通”要解决的问题
5 一张要素地图:真正的枢纽是沟通
九位从业者最看重的活动,排第一的竟然是团队协作与知识共享(89% 提及),其次是试验与研究(56%),而且必须跨学科:生态、分子、分类、土地所有者,甚至搜警犬,都是合作对象。一位受访者的描述很有画面感:“科学家、生态学家和植物学家坐同一间办公室……这在植物园里很少见。”
素质方面,九项素质里排最前的是三样并列:植物激情(passion for plants)、园艺基本功、懂保护原则。激情听上去不科学,却是三位受访者一致强调、且同行评议文献尚未系统讨论过的主题:“我是被个人兴趣驱动的。你要是真喜欢,一切都会变容易。”另一段原声指向教育:“没法把一个人‘训练’成好园艺师——那种思维得长在他自己身上。他得去观察、去试、去找成功的规律。正式培训只能赋能,不能替代。”

保护园艺的九项素质被提及次数(满分 9):植物激情、园艺基础与保护原则并列最高(各 9 次),三者缺一不可
资源方面最反直觉的发现是: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获取信息”的渠道(9 位中 7 位提及,居五类资源之首)。信息不只在论文里,还包括原住民知识、历史记录、数据库、气候预测,甚至付费墙后的文献。时间和空间是两道最现实的瓶颈:“有足够时间照料一个种群,是很大的限制因素;要有足够空间把它们妥善分开、给对条件。”而学习投入的价值排序里,排最前的是苗圃动手、跟人学和野外动手,远高于听课与看书;87.5% 的人认为导师带教必不可少或非常有价值。

五类资源被提及次数(满分 9):“获取信息”以 7 次居首——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信息渠道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论文的核心图——保护园艺项目的输入主题地图:中心金圆是“保护园艺”本身;黄色矩形是第一层主要输入(保护原则、时间、空间、沟通、团队、植物激情、园艺技能、试验研究),直接决定项目能否成立;蓝色椭圆是第二层支撑输入(生态学、植物多样性、其他专业、组织支持),让第一层的能力真正发挥;浅蓝多边形是第三层具体活动、技能与资源(监测、记录、遗传多样性、繁殖技术、多样信息来源),是日常真正“下手做”的环节。箭头表示最常见的支撑关系。

保护园艺项目输入主题地图:中心金色圆为“保护园艺”,黄色矩形为主要输入,蓝色椭圆为支撑输入,浅蓝多边形为具体活动、技能与资源,箭头示最常见的支撑关系
而把一切连起来的枢纽,是沟通(communication)。地图里,沟通向上连团队与其他专业,向下连组织支持、同行社群、本地与非专业公众、多样信息来源。这也解释了前面所有发现:不敢命名,就是沟通断裂;沟通断裂,价值就不被看见;价值不被看见,资源就进不来。无独有偶,《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全球现状、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广东科技出版社,2026)为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公众科学教育开出的能力框架,正以 4C(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沟通、协作、创造与创新)为核心——这张地图的枢纽,已被写进国家战略的要素清单。保护园艺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养花——它靠沟通把专业、机构、社区和资助者连成一张网。因此,这张图既是结论,也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差距分析(gap analysis)检查清单与工具箱的骨架:哪个节点薄弱,就从哪里补起。
6 地图之外的三个盲区
地图再全,也有照不到的地方。第一处是生物安全。吉文(1997)把植物健康列为保护原则之一,小而遗传贫乏的种群尤其容易遭病虫害;但在全部访谈里,生物安全只被零星提及三次——一次培训需求、一次空间问题、一次收藏管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主题。是从业者真的没意识到,还是样本量没浮上来?论文把“进一步研究生物安全”列为首要建议之一。第二处是地域鸿沟。有受访者直言:欧洲那套基质配方“上盆时还行,下地就完全没用了”。技术经验高度依赖本地材料条件,在园艺产业欠发达地区,未必买得到发达地区大园随手可得的试验基质——经验可以共享,配方不能照搬。第三处是信息。多位受访者反复强调,最宝贵的知识往往“不在网上”:原住民与本地社区积累的本土知识、尚未数字化的历史记录与日志、分类数据库、气候与天气预测。做文献综述的人只盯数字资源,会漏掉田野里、老人手里、旧档里的关键信息。
7 六点提议
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刚刚起步,保护园艺恰恰是其中最容易被低估、又最考验长性的一层。以这份研究为镜,再对读《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2026)为我国国家植物园开出的任务清单,会发现这篇论文恰落在清单的两处要害——公众科学教育与专业培训;保护园艺,正是能同时挑起这两件事的抓手。由此,有六点值得记下。
第一,把“命名”当成基础设施来建。岗位名称、职位描述、职称序列里写不写“保护园艺”,决定 20.5% 的沉默者敢不敢承认自己的工作;而 63% 到 76% 的对照说明,给一个清楚的定义,就能让一群人当场认出自己。命名不是文字游戏,是资源分配的前置条件。
第二,把记录与来源当作收藏的生命线。平均 15 年的植株寿命提醒我们:收藏不等于保护。每一份材料带来源、带记录、可追溯,才谈得上遗传多样性管理,否则家底再厚也留不住物种。
第三,把沟通技能写进园艺培训课程。主题地图的枢纽是沟通,而不是繁殖技术——向领导、资助者与公众讲清价值的能力,与扦插、播种同样应当被教授。这条路,恰好与《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为国家植物园专业培训铺就的轨道同向:该书建议建立标准化教育培训核心平台,围绕植物“引种采集—迁地保护—资源利用”全链条,构建“兴趣入门—技能提升—专业认证”的进阶保护园艺课程体系,采用“知识讲授+团队实操+个人实践”的情景化教学,并实施培训质量控制与效果追踪;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实用园艺证书课程(CPH)已是现成先例——八个模块约七成学时用于动手实践,70% 的毕业生半年内获得园艺相关工作。落到中国,保护园艺课程正是国家植物园专业培训发展的抓手:兴趣入门给公众一个低门槛入口,专业认证给 20.5% 的沉默者一张可以改口的名片。
第四,为“获取信息”修路。本土知识、历史档案、气候预测、开放文献的获取渠道,比单纯的资金投入更卡脖子;同时守住所有培训里的动手环节——苗圃与野外的手感,课堂与屏幕替代不了。
第五,补上“全球南方”的数据,警惕经验照搬。论文的七条行动建议,第一条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新入行园所补采数据;基质配方的教训说明,任何“全球适用”的工具箱,都必须在最受威胁处重新校准。
第六,把保护园艺做成公众科学教育的抓手。《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判断,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公众科学教育正经历“从知识普及向创新能力培养”的战略转型,并建议构建以 3R(读、写、推理)为基础、4C(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沟通、协作、创造与创新)为核心的公众科学教育框架;书中还提示,探究式学习、本土植物实践与数字工具相结合,可将知识留存率提升 52%。保护园艺几乎是为这套框架量身定做的载体:播什么、怎么播、活了没有,每一步都是真实的科学问题,天然构成“知识讲授+团队实操+个人实践”的探究式学习场景——公众在苗圃里亲手播一次种、参与一次回归种植,比读十块展牌更接近保护的真实。更妙的是,教育公众与培训从业者这两件事,在保护园艺这里用的正是同一套材料:同一套课程、同一片苗圃、同一个动手环节。
结语回到开头那三组数字。9/9 与 0/9 之间,隔着的不是能力,而是承认;20.5% 的沉默,可以用定义、岗位与培训一点点化开。《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2026)已经为这一步配好图纸:把“保护园艺课程标准化建设”列为公众科学教育体系的四条具体措施之一,把“园艺专业培训”写进植物园绩效性标准(C6 公众参与)——培训这件小事,原来被摆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保护园艺是科学,是手艺,更是一种被低估的事业——名字一旦被承认,资源与物种都会跟上来。
延伸阅读
Hughes, K. (2025).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onents of conservation horticulture projects. Sibbal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otanic Garden Horticulture, 24(24). https://doi.org/10.24823/Sibbaldia.2025.2131
廖景平 等(主编). (2026). 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全球现状、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广东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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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6-10-16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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