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牙买加平原的山坡上，有一座占地113.7公顷（281英亩）的树木园，它不收门票、不设围栏收费门岗，每天自黎明至日落向所有人敞开。它的园门石墙上同时刻着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园局的名字，建园一百五十四年，从未因经费、安全或疫情而关门一日。这座园子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景观有多精致——它没有小火车、没有高空栈道、没有展览温室，园容与一百年前几乎无异；而在于它把三件极难的事做成了制度：把可读性做成记录制度，把免费写成契约条款，把中国植物写成学术源流。本文依据该园机构总体规划、景观管理计划、活植物收集政策与历年年报，兼及中文驻园记录与中外植物学史文献，勾勒这座“做而不说”的北美最古老公共树木园的意象剖面，并讨论它对中国国家植物园可能的启示。

1 信托句：一座园的两个基因

1872年3月29日，哈佛大学校董会与捕鲸商人阿诺德（James Arnold）遗产的受托人签订信托契约，将遗产与此前布西（Benjamin Bussey）遗赠的伍德兰山庄园合并，在西罗克斯伯里的山坡上立起一座新园——这便是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契约里只有一句话，却把园的“读什么”写成了法人条款：收入将用于建立并维持一座树木园，“在可行的范围内包含所有本土或外来的、能在西罗克斯伯里露天环境中培育的乔木与灌木”。这一句信托句，既是收藏范围，也是意象范围——园的可读对象被永久限定为北温带木本植物汇集。

同年就任的首任园长萨金特（Charles Sprague Sargent），时年三十出头，在任五十四年，直到1927年去世。他在1873年度报告中写下该园第一句意象陈述：树木园“意在既教育公众、也教育求助其门下的专业学生；它将被布置为一座有适宜步道与车道的开放公园，几乎不可能不成为一处美丽、有益身心而富于教益的去处”。同一时期，登录号记录制度自建园第一天建立——每一株植物一个标准化编号，跟踪其名称与产地。这两件事，定下了这座园此后一百五十四年的两个基因：它同时为公众与专业学生而设；它的可读性，不靠言说，而靠编号。

首任园长萨金特肖像（1868年）。这位在任五十四年的园长，亲手写下该园第一句意象陈述，并把分类学秩序铺成了园路

2 千年租约：把免费写成法律事实

1882年，萨金特与波士顿公园委员会谈成了一桩在美国园林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安排：哈佛把土地让渡给波士顿市、并入城市公园系统，市府加购18.2公顷（45英亩）后再把土地回租给哈佛，租期一千年；1982年，这份治理协议又延期一千年。哈佛负责活植物收藏的培育与管理，市府负责道路、围墙、步道与治安并保障公众使用。树木园因此成为景观设计师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所规划的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公园带的一段。

萨金特与奥姆斯特德合作设计了道路系统。道路串起按当时通行的本瑟姆—胡克分类体系、按科属配置的种植区，各植物类群沿主道序列展开。1880年他致波士顿公园委员会的信中写下那个著名的构想：“游客乘车穿过树木园，甚至不必下车，就能对北温带的树木植被获得一个总体概念”。这是“车览北温带”——分类学秩序直接成为道路叙事，读园的速度被设定为车速。奥姆斯特德则从另一侧面写道：我们要一块人们在一日劳作之后能轻易前往的土地，“在那里漫步一小时，看不见、听不见也感受不到街道的喧嚣——实际上，他们会发现城市已被远远抛在身后”。

这份租约最关键的地方，不在景观，而在它把“免费开放”写成了园方的对价义务：每年每一天自日出至日落，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不是慈善姿态，而是合同条款。园门石墙上那块铭牌，左侧是哈佛大学的树形校徽，右下一行小字——“波士顿公园与娱乐局”，正是这桩三方契约的物化见证。

阿诺德树木园入口铭牌。铭牌上同时出现“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与“波士顿公园与娱乐局”字样，正是1882年千年租约所确立的三方耦合关系——哈佛、波士顿市与遗赠人——的物化见证

布溪谷地秋景。奥姆斯特德式自然主义道路沿水系与巨树展开，季相以春丁香、秋叶与百年连香树为高点。园方自述“一座树木园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一座博物馆”

3 没有殖民地的采集帝国

二十世纪初，阿诺德做出了它最具辨识度的一件事——向东亚，尤其是向中国派遣采集家。1905年起，萨金特聘任已两次为邱园来华的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威尔逊为阿诺德三次来华：1905至1907年、1907至1910年深入鄂西与川东、1911至1913年赴中国台湾，带回千余份种质、约16000份腊叶标本与2500幅植物画；其中约320种至今仍生长在园中。萨金特主编的《威尔逊植物志》（1913—1917）著录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3356个种与变种。1924至1927年，洛克（Joseph Rock）在滇川、藏东与甘青采集约两万份标本。

与邱园依托殖民地网络的采集形态不同，阿诺德没有殖民地可去——它是一台以大学为枢纽的学术采集机器。但正是这台机器，在同一座园子里与中国近代植物学发生了双向的、镜像式的相遇。1915至1925年间，中国近代植物学五位奠基人中有四位——陈焕镛、钱崇澍、钟心煊、胡先骕——在与阿诺德一体的伯西应用生物研究所就读。陈焕镛毕生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后来演进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即今日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发现百余种新物种、主持编纂《中国植物志》核心卷册，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体系与种质资源保护奠定了基石。胡先骕1925年获博士学位那年写下《阿诺德森林院放歌》，序云“阿诺德森林院卉木之盛为北美洲之冠……亦示吾国所宜效法也”，句有“吾徒借镜有先例，名园异国交相望”。

“中国威尔逊”（E. H. Wilson）肖像。他为阿诺德树木园三次来华，带回约16000份腊叶标本与2500幅植物画，约320种中国木本植物至今仍生长在波士顿的山坡上

镜像的另一端，是1948年那封著名的水杉邮件。1946至1948年，时任园长梅里尔以1800元（250美元）中国采集基金资助华敬灿在川鄂考察；水杉种子于1948年1月抵达阿诺德，获登录号3-48，随即分装六百余包分发全球学者与机构——胡先骕鉴定、郑万钧寄种、胡秀英参与分拣。这一帧小事，是二十世纪植物学史上最富象征意味的合作之一：一个被认为早已灭绝的孑遗物种，经由中美学者之手，从中国的山沟走向世界的花园。

水杉秋色。1948年1月，第一批水杉种子经阿诺德树木园分装六百余包分发全球——胡先骕鉴定、郑万钧寄种、胡秀英参与分拣

同一条园路，中国访客读到“家乡”，美国访客读到“东方”。园中有一条中国小道（Chinese Path），专类种植来自中国的木本植物，地插标牌上写着中文名。中国学者无不感慨：“看到那些熟悉的植物和中文名字，仿佛走进了东方的花园”；而罗桂环所记当年中国学生的感受恰是反向的——他们“观赏着来自祖国的花木，翻检着来自祖国的众多植物标本”，随即“为祖国缺乏自己的植物研究和教学机构感到不安”。这一座园，对美国访客是世界木本植物的图录，对中国学生则是一面借镜之镜。

4 三重身份与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然而，这座园并非没有张力。1954年，标本馆与图书馆主体连同馆长迁往剑桥的哈佛大学标本馆，园史书评记此事引发“持续多年的指控与诉讼”——“科学在场”的物理证据离开了树木园，园的意象重心开始向“景观”漂移。1975年，园方年报第一次直面城市压力：破坏与安全问题带来“加派保安、加高围栏、锁闭园门与收取门票”的建议——免费契约经受了它一百五十年历史上唯一一次成文收费提议；提议被搁置，但它提醒后人：免费从来不是自动的，它需要每一代管理层重新选择。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阿诺德做出了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决定：保持113.7公顷园地“按常规时刻表——每天自黎明至日落——全程开放”，年报里写着那句几乎像纪录片台词的话：“在公众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时候关门是不可思议的”。

丁香周日（Lilac Sunday），自布西山坡俯瞰。这是全年唯一允许野餐的日子，2022年5月8日疫后首次复办。一年仅这一日，园方允许野餐——免费契约下的公共节庆，克制而有分寸

但免费的经济基础是什么？2024年度影响信写得坦率：该年运营收入14803万元（2056万美元）、总收入16661万元（2314万美元），“整个事业由慈善支撑——阿诺德的全部收入来自捐赠、会费与捐赠基金支出”；官网募捐材料更进一步：“阿诺德不获哈佛大学或波士顿市的任何运营拨款”。也就是说，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在政府拨款背景下的法定免费不同，阿诺德的免费完全建立在慈善现金流之上。FY24影响信以一句口号作结——“阿诺德树木园。每天开放。每天免费。”——并紧接着点名感谢会员与捐赠人。免费是由捐款人守持的，这是这份契约最柔软、也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今天，园方把自己的使命说成三重：学术使命、保护使命与公民使命（civic mission）。美国国家公园署的词条则径直称它为“一处科研站、一座公共公园与一座树木博物馆”。这三个身份并置出自官方话语，却没有任何一份规划文本把它们分层表达清楚。园的意象问题因此不是“空间”问题——感知供给与装置密度都不缺——而是身份问题：研究机构、市政公园与活着的博物馆，至今共用同一片山坡、同一批巨树、同一套记录制度，却没有一份文本告诉访客，此刻他脚下的这一段路，究竟是科学现场、市民草坪，还是一座博物馆的展厅。

亨尼韦尔楼（Hunnewell Building），今游客中心。1894年亨尼韦尔捐建，2024年冬完成二十五余年来首次整体修缮。楼前白色玉兰与红砖墙面，是波士顿春日最经典的园景之一

5 三点启示

把阿诺德放回它在全球植物园谱系中的位置，它提供了邱园与爱丁堡之外的第三种原型：“遗赠—大学—市政”三方耦合的免费市民园。邱园以门票与会员维系世界遗产地的运营，爱丁堡以政府拨款背景下的法定免费为底色，阿诺德则以千年租约与慈善现金流维系每天免费——三种免费的制度来源（市场、契约、慈善），恰好构成情感层制度设计的三种原型。

对正在建设的我国国家植物园，最可迁移的经验有三条。

第一，把免费写成契约条款。1882年那份千年租约把“每天自日出至日落免费开放”写成园方的对价义务，免费由伦理诉求变为可执行条款；其可执行性以责任分拆为前提——市府承担道路治安，大学承担收藏。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全民公益性”若要落地，同样需要写明谁承担哪一半。

第二，把失败也归档。阿诺德截至2021年12月仍完整保存着94265份已死亡或未成熟的遗产登录号、涉及21556个分类群的“死亡注销收藏”档案——失败被完整归档，这在全球植物园案例中绝无仅有；配合五年一轮的七区轮查制度，它使记录制度本身成为一种可被审计的公共信任。

第三，把中国采集档案当作双向意象测量的现成现场。胡先骕1925年的放歌、陈焕镛等四位奠基人在波士顿的求学、水杉1948年的全球分发，以及园中的中国小道——这些都是“讲好中国植物故事”的国际镜像面。对方如何讲中国植物的故事，同样是我们的叙事资源；而采集叙事的去殖民化议程，也终将在这面镜子前到来。

一百五十四年过去，阿诺德没有为自己写过一句漂亮的形象宣言。它的使命句越来越“机构关系化”，而“可读性”“可意象性”一类词从未入句——唯一一次意象语汇现身，是2011年景观管理计划对橡树径的一句诊断：“夏季部分区段渐失可读性”。邱园说而不做，爱丁堡做而不言，阿诺德则走得更远——语汇近乎全然缺席，而装置独行一百五十年。三园合观，一个判断由此清晰：意象的自觉，不能由装置的密度、规划的语言或法律的条款单独担保——它需要被专门言说。这，或许正是这座波士顿山坡上的树木园，留给二十一世纪植物园事业最深的一句话。

阿诺德树木园档案

阿诺德树木园（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City：Boston

State：Massachusetts（MA）

Mail Address：125 Arborway, Boston, MA 02130-3500, U.S.A.

Website：https://arboretum.harvard.edu

Telephone number：+1 617-524-1718

Fax：+1 617-524-1418

Affiliation：Harvard University（与波士顿市公园与娱乐局依1882年千年租约建立公私伙伴关系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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