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哲学」让人类“为自身立命”与“为AI立心”。

自私的基因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原则延伸到人类社会。

《自私的基因》中提出，自私的并非人类本身，而是基因。中国古代的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

对群体而言，无私的人越多，群体的竞争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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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原则延伸到人类社会的理论。它主张人类社会也遵循类似生物界的竞争和适者生存规则，认为社会进步是基于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社会不平等现象，认为这违反了自然的竞争原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泛流行，被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政策，关注社会竞争、效率和创新等问题。然而，这一理论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认为其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生物学的进化规律简单地套用于人类社会是不恰当的。它被指责为冷漠无情，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合作和互助的重要性。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还被滥用或误解，用于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阶级划分、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殖民等进行辩护。

对于人性，荀子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善良行为是人为（伪）的、后天教化和约束的结果。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也有呼应，例如“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且是自私自利的，即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自私自利的行为在社会学上是被允许的，只要不伤害他人。而如果制度架构和政策机制不能激发人的私利，形成不了正向的激励，就会不可持续。

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这些消费者）能吃上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心和自利”。尽管经济主体受自利驱动，但最终双方都能获得最大好处。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将其总结为：“私恶即公利”——私人的恶德带来了公共的利益。

然而，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自私的并非人类本身，而是基因。基因的自私性也表现为“亲缘利他主义”，即基因会促使个体对有亲缘关系的人表现出无私行为，且亲缘关系越近，无私行为越明显。这类似于儒家的“仁爱”，主张爱的差异性和等级性，即根据亲疏远近、长幼有序来施以不同程度的爱，以维护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

然而，互惠利他论和群体选择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不仅有自私自利的基因，还有无私和利他的基因：“自私”（“利己”）是人的天性，“无私”（“利他”）也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掉个人，虽然会导致“利他基因”显性出来的单独个体可能没有遗传下去，但当生物以种群为生活单位时，这些“利他基因”广泛隐性在群体中并有助于整个种群的延续，这也不违背进化论的模式。

对群体而言，无私的人越多，群体的竞争力越强，虽然无私的人在群体内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假如他没有得到额外的长期补偿），即：在群体内部“自私”会战胜“利他”；而在群体之间“利他”会战胜“自私”。因此，那些更具团结精神的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在群体竞争中更具优势，而无私奉献的个体则被这个群体永久讴歌和铭记。实际上，如果个体长期坚持“利他”并存活下来，通常这个英雄也会获得群体的额外加倍补偿。

《超级合作者》一书提出，进化法则不仅包括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还有合作。人类的合作精神、利他精神、乃至道德感都是进化的结果。“进化选择的是善良而不是邪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善良才选择合作和利他，而是因为合作和利他行为更有利于生存，从而使这些有利于群体和个体生存的“善良”基因得以延续。

竞争对手之间不仅会“弱肉强食”，还会选择合作，因为合作的结果通常优于自私自利。例如，两个竞争对手的公司，与其内卷杀价、通过恶性竞争争夺市场、最后玉石俱焚，还不如通过协商合作以获得共同的最大利益。因此，合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并由此建立起来道德规则：我们也可以说道德部分源于理性，甚至是一种利己的理性。

中国古代的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即使拔一根毫毛能够对天下有利，他也不愿意去做；同样，也不贪求天下利益来满足自己。这种思想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感受高于一切，过于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而忽略了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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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哲学一吴怀宇”（中国科学院博士、北大博士后）作者主页：www.OpenDAI.org；邮件：huaiyuwu@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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