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故乡

车子停在了村口。再往里，便是窄窄的水泥路了。我下了车，脚刚一落地，便险些踩着什么。低头看时，是一摊牛粪，湿漉漉的，还冒着些许热气。我小心地绕过去，向前走。路上这样的“点缀”还真不少，一摊一摊的，疏疏落落，像是谁在这灰白的带子上随意泼洒的墨点子。若是城里人见了，定要蹙眉掩鼻的；可我看着，却觉得亲切得很。这泥土与青草混合着牲口粪便的气息，不就是我儿时每日呼吸的空气么？

路两边的田埂，果然还是泥泞的。虽是三月，阳气上升了，可地气还在往回抽，人走上去，鞋底立刻沾上厚重的黄泥，愈走愈沉，仿佛大地在执拗地挽留你。田里呢，却有星星点点的绿意了，是些耐不住的野草，抢先钻了出来，嫩嫩的，怯怯的。远处有几株老柳，枝条上缀满了鹅黄的米粒，在微风里懒懒地摇着。这景象，和几十年前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时代的洪流在村外呼啸而过，到这里，却像是被什么挡住了，只留下些微的余音。这满地的牲口粪便，这泥泞的田埂，便是故乡坚守着的、不肯改变的气质罢。

我们是回来给父亲做三周年的。三年的时光，说来不长，却也足够让一种伤痛，从尖锐的刺痛，变成钝钝的、绵绵的牵挂了。仪式是繁琐的，点香，烧纸，供奉，叩首。我跪在父亲的坟前，黄土是新培过的，散发着潮湿的、洁净的气息。我默默地看着那堆纸钱在火舌里蜷缩、变黑，化成灰白的蝶，随风舞起，又悠悠地落在田埂上、麦苗间。我想起父亲生前的样子，想起他最后几年躺在病床上的模样，想起他喊我乳名的声音。那声音，如今是再也听不见了。只有这风，还是旧日的风，吹过田野，吹过村庄，吹在我的脸上，凉凉的，像是某种无言的抚摸。

午后，抽了个空，去看望村里一位卧床的族中老人。是远房的伯母了，我该叫她一声的。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院里静静的，一只花猫在墙根下晒太阳，见了我，懒懒地抬眼，又合上了。屋里光线很暗，有一股老年人房间里特有的、淡淡的药味与陈腐气息。伯母躺在床上，很瘦小了，像一团蜷缩的影子。我走近，唤她。她转过头，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空空洞洞的，像两口枯井。我报上父亲的名字，说我是谁家的孩子。她依旧茫然地望着，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旁边伺候的堂嫂凑近她耳边，大声说：“妈，这是东头XX家的二小子，你还记得不？小时候淘气，爬树摔下来，还是您给抹的紫药水呢！”伯母的目光闪动了一下，仿佛那遥远的、模糊的记忆深处，有一丝极微弱的亮光被点燃了。她努力地辨认着我，终于，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叹息：“哦……是……是二小子啊……”那声音里，有辨认出的喜悦，更多的，却是一种穿越了漫长岁月的疲惫与茫然。

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哀。在伯母的世界里，我们这些归来的人，早已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我们不再是那个具体的、有着鲜活故事的某某，而只是一个模糊的、需要费力辨认的影子。我们的名字，写在身份证上，写在履历表里，方正、标准，却没有一丝温度。只有那些土得掉渣的乳名——二小子，狗剩，黑蛋——才是打开故乡记忆的唯一钥匙。这些名字，母亲在灶台边喊过，父亲在田埂上骂过，伙伴们在麦垛间追着叫过。它们沾着泥土，带着奶香，混着汗水，是烙在我们生命最初的印记。如今，这印记，也只有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还依稀记得了。

从伯母家出来，已是黄昏。落日熔金，将西边的天烧成一片桔红。村庄的上空，飘起了几缕炊烟，是那种最原始的、用枯枝败叶燃起的烟火，带着草木的清苦。有妇人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那拖得长长的尾音，在暮色里回荡，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一切似乎都没变，可一切，又分明都变了。

我站在村口，回望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三月的风，暖暖的，柔柔的，吹在脸上，像母亲的手。可我知道，这故乡，我是再也回不去了。不是路远了，也不是村子变了，而是那个能凭着乳名，就能将你一把拥入怀里的时代，过去了。我能回去的，只是这样一个三月：有满地的牲口粪便，有泥泞的田埂，有亲人长眠的坟茔，还有一群渐渐认不出我的、模糊的老人。这便是故乡了，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精神故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