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95级同学的入学30周年纪念。召集人希望95级的同学们各写一份自己30年以来的工作情况。虽然我没参加95级同学的聚会，但召集人还是给我来了微信，希望我也能凑个热闹。为不让同学们扫兴，那我也就写一篇。10月31日是截稿日的最后一天，我的的稿子也写好了。贴在科学网，留个念想，谁知召集人张罗的文集何时才能见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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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4年获机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影响》的大课题。课题主持人金吾伦先生希望我于1995年来京做他的博士生。“进京赶考”时我已41岁。金先生还有二项额外的“刚需”，精通英语和会用计算机。“精通英语”虽谈不到，但博士考试我的成绩还是进入前几名。1989年5月在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叮嘱我关注当时计算机的发展情况。会后我即刻请人帮我买来一台286个人计算机，并比较熟练地掌握其应用。

一、留在哲学所的遭际

除了读博士，我还要协助导师做部分课题调研。项目的最终研究报告除提交中央办公厅之外，还出版一本书《千年惊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为该书认真写了一章《电子出版》，想着这基本就是我博士论文的主体。将来毕业后继续回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所《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做编辑。但导师却坚决否定了我的毕业论文选题，那只好将其改为《信息化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98）。毕业后，导师要留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工作，接他的班。1998年毕业时，我44岁。当时就在想，已经44岁了，还能有什么作为？

分到通县华兴苑的集体宿舍后，我先后翻译了《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和《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这几部译著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尤其是《驯服偶然》对我以后研究莱布尼茨非常有帮助。在通县单身宿舍住了不到2年的样子，有人让我搬到海淀黄庄，那里可以上网，我在网上就像猎手一样准备随时出击捕获猎物。因为我笃定国际哲学界一定会做出反应。

二、敏锐发现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哲学的宣言书

差不多2000年左右，我在网上发现牛津大学旅英意大利学者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的文章，“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什么是信息哲学？），我花不少时间把该文读了差不多上10遍，彻底吃透其精神。结合我若干年的实际调研以及当时互联网思潮涌动，断定该文即当代“信息哲学”在国际上诞生的宣言书。2001年，我与该文作者取得联系并获得中文版版权。

我于2002年率先发表了“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哲学动态》（2022）。这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当代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趋势性的文章。版权办妥后，我马上把译好中文稿投给《世界哲学》（2022），并在年底发表。弗洛里迪在维基百科上说，他的这篇文章首先是被介绍到中国的。学界公认，将当代国际信息哲学介绍到中国，属于里程碑式的工作。

2003年我撰写了“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一文，发表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的第1期。这是我国学者发表的首篇关于“信息哲学”的研究型文章，其重要意义主要强调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转向“信息的哲学学科”。这篇文章进一步论证了信息哲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内容。20世纪国内学者也有不少研究信息这个问题的学者，但格局显得太过拘泥。到了21世纪，将信息哲学纳入“科学哲学”学科，这无疑是研究范式的转移，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为提升，中国科技哲学又新增了信息哲学的内容。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早于1997年便成立了信息网络与科学基础专业委员会，我作为该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肯定倾向于“比特”的基础。首届会议的议题之一便是科学“基础”问题的探究不仅应涵盖“‘原子’基础”也应包括“‘比特’基础”。……特别是在“信息文化论坛”引领的“‘比特’基础”的讨论中,覆盖了信息哲学、信息主义、信息安全、计算主义、信息技术与权力等得到深入的分析,其中“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的界限问题”、“量子信息中的哲学问题”、“信息科学基础的哲学反思”、“信息科学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等问题，也成为会议探讨的一部分。后来各大学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等。

三、提出创新理论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

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早在1998年见于我的博士论文，毕业后也在进一步构思。我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所工作，懂点儿数理逻辑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内容。觉得单靠信息论这个工程问题很难撑起哲学的一片天，但是有莱布尼茨这位数理逻辑的开山鼻祖及他与中国的联系的加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第六篇，还专门写了莱布尼茨与《易经》的部分。那时正处于东学西渐的时代。莱布尼茨与中国的联系至今仍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在武汉时，我曾翻译过部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略知一二。

2004年我又在科技哲学专业的《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发表了“信息哲学——当代科技哲学的新范式”一文。该文很有特色又被收入哲学所编的《新中国哲学研究50年》（人民出版社，2005）该文提出了二个主要问题，首先，指出21世纪的科技哲学强调“信息转向”（这与弗洛里迪观点不谋而合）。认为信息哲学系“引导性”（orientative）学科，更强调“如何做”。而非“认知性”（cognitive）学科，重在强调“是什么”。

正是由于强调“如何做”就显得错综复杂，反过来看，却又生机盎然。但它的出现并非没规矩，根据我的研究，在数百年哲学史的大跨度下，信息哲学所遵循的是形式传统，即邵雍—莱布尼茨—罗素传统，莱布尼茨正是见到了邵雍的先天易图（方圆图），才让他灵光乍现，受到启发，这不就是他于1679年写的二进数算术有关吗？于是他就将易图的阴阳爻映射为0和1，这样邵雍就被自然而巧妙地置于信息哲学的大框架中。

其次，就是由我首创的“模态信息论”（MIT—Modal Information Theory）和计算结构论（CST——Computational Structure Theory)，它们为“比特”的闪亮登场奠定了基础。有相当强的中国色彩。莱布尼茨曾与中国有很大的联系，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迷”（Sinophile）或“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国外有权威学者甚至认为莱布尼茨的哲学受中国理学传统的影响很大。我的“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就是沿莱布尼茨这条线走下来。尤其是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理学有很大关系。而“可能世界”就是模态逻辑重要理论。

四、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大约在2003年的样子，我得知计算与哲学欧洲分会（E-CAP）要在2005年召开国际分会。我写了“An orient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投给E-CAP 2005组委会。大会采用我的稿件，并为我安排1小时大会主旨讲演。协商好后，对方负责我在瑞典的落地费用，哲学所出往返机票。会议召开的时间是6月2日至4日。我于5月30日抵达瑞典斯摩。

2005 年 6 月2日，来自瑞典、英国、美国等 22 个国家的 101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是惟一位代表中国参会的学者，我的讲演被安排在6月4日早晨，1个小时下来，获得出奇的好评。组委会精选文章由刚成立的剑桥学者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出版了专著《信息、计算与认知：跨学科对话》（Information, Computation ,Cognition：Nexus and Liminal）。我的文章是该书的第六章。E-CAP 2005共有101位学者参会，但专著仅仅选了25篇。剑桥学者出版社成立于2001年，信息哲学2001年创立。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专著封底是这样介绍这部书的：“这部由世界顶尖专家合著的著作，系统梳理了当代哲学与科学领域研究中若干重要组成部分。书中聚焦计算、信息、认知及其交叉领域的概念性问题，揭示并拓展了学科边界与学术争论中的深层关联。

这次会议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和惊奇的是，与会者竟然不知道莱布尼茨还曾与中国有如此深厚的关系。此次国际次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发现以后研究的切入点！开完会回国后我立刻将“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刊于《哲学研究》（2005），还写了二篇文章“参加欧洲计算与哲学大会记事”《哲学动态》（2005）。又将其扩展为“从中国视角看计算与哲学——参加欧洲计算与哲学大会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

五、领衔翻译弗洛里迪的《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并邀请他访华

弗洛里迪于2004年还主编了《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Blackwell Guild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一书。我立刻请商务应书馆的朋友将该书的版权“抢”到手，由我领衔将其译成中文，《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后来国际出版巨擘爱思唯尔的《科学哲学手册》（Handbook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也将信息哲学纳入，所出版的多卷本《手册》的第八卷就是《信息哲学手册》（Handbook of Information）（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如果说前者适合普通学生和研究生，那么后者就是专家的案头参考书。这两部著作先后被我以及山西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专业的同仁们引入中国。为我国在信息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铺平了道路。中文版的《导论》早于《手册》5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有固定的学者交流项目。各所均可以申请，2008年伊始，我便开始跑项目，中英学者可以互通有无，那就尽量争取。然而，这个项目落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主管此项目的单位是社科院外事局，哲学所只有同意权，没有决定权。好不容易把所里的工作做通，还要让院外事局批准，项目才能落地。外事局对这个项目还是很谨慎的，毕竟社科院有数十个研究机构，他们也要采取平衡的策略。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外事局见到哲学所这些年没申请这个项目，于是就批给我用了。弗洛里迪夫妇于2008年9月20日到9月30日来华进行学术巡讲。10天在华时间，分别在哲学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做了5场报告，他在华10天的学术之旅非常成功。不仅为中国学者了解到国际信息哲学的最新动态，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后的交流奠定了基础。他回到牛津大学后，于2015年至2016年出任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主任一职。后来国内大学有不少老师到OII研修。他的“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开创了信息哲学的先河。而他也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我率先将其引入中国，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六、成为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和莱布尼茨学会研究员

2007年，我应邀写了一篇“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二进制数术和现代计算机的关系”文章，发表在厦门大学2007年创刊号《心智与计算》（2007）。正是这篇文章为我带来意外的收获。国际易学联合会的挂靠单位就在哲学所。时任联合会的副会长的董光璧先生见到我写的文章后，便推荐我担任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这篇文章为我带来2016年国际易学联合会颁发的龙马奖荣誉证书。参加工作以来，获集体奖倒是不少，但我最重视的是国际易学联合会为我单独发的龙马奖荣誉证书。它代表着我研究的易学来路正。可以说该证书就是一张入场券，让我有资格光明正大的研究易学。实际上，我写的那篇文章与董光璧先生赠与我的《易图的数学结构》（武汉出版社，1987）有很大关系。

同年，我打磨了10年的博士论文以《信息哲学探源》为名出版（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其中的第九章更把“模态信息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2007年，我在Springer-Verlag主办的《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发表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一文，进一步阐述模态信息论。该文刚一发表即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文，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2007），把影响拓展到俄语世界。

从那以后我的研究重点分别从邵雍的先天易学与现代信息哲学齐头并进。但主要还是发力逐渐完善我自己提出的“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看看弗洛里迪的《导论》就知道，计算与信息是不可分家的。研究易学很难，只能慢慢来。但10年后的一项研究成在“计算结构论”上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否则单靠模态信息论等于无源之水。同时在易学研究中也取得若干其他心得。

北师大哲学系有莱布尼茨研究中心，他们聘我为该中心的研究员。后来在汉诺威召开莱布尼茨国际大会时，我又受到他们的邀请，到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参加2011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召开的的第九届国际莱布尼茨大会（IX International Leibniz Congress），我提交的论文是From Leibniz to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从莱布尼茨到模态信息论）英文本的论文集有三大册，我的文章在第二册。这篇论文在国内是见不到的。莱布尼茨大学对我的文章比较重视，开了一周的会，把我安排在第一天的逻辑组进行讲演。荷兰著名逻辑学家范炳坤（Johan van Benthem）对我的模态信息论进行了跟进研究，并发表“Categorial versus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论文（见其网站），探讨了模态信息论与范畴论的比较与融合，表明我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七、荣膺“世界级哲学家”的“雅号”

留在哲学所后，我先后担任了助理研究员、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室主任，研究员，工龄算下来共有45年。按照规定，2014年我年满60岁，正式退休。从事哲学工作的专家并不因退休而停止研究。退休后的2017年，我仍发表了“计算结构论”的一篇基石性质的文章“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哲学动态》（2017）。之所以说它重要，它不仅将模态信息论与计算结构论融为一体，而且还将华夏文明的“源代码”与西方当代信息哲学做了创造性转化，成为一种中西融合的学问。另外，从格论的角度切入，可将中国的易图带入正交模格而研究量子信息。

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XXIV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于2018年8月13日至20日召开，主题是“学以成人”。这标志着拥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彰显中国哲学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生，也促进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度交流与对话。本届大会的的规模可谓了破纪录，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8000名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参会。大会在中国召开，中国哲学家必须深度参与，儒道释诸家作为中国哲学的主力军，他们成为本次大会的组织者、主持者与核心讨论者。除此之外，大会的议题还设置了99个分组会议，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科技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分组会议。

大会科技哲学领域，专门设立第72分组会议，《信息哲学与数字文化》（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Culture)。我被哲学所推举，出任该分组会议的中方主席，在国家会议中心主持了一周时间的会议。那年正好是我毕业20周年的纪念。当与会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学以成人”的开幕式时，可以说，我在事业上进入了所谓的“高光时刻”。

八、自成一派

此后数年，我对易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的课题《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研究》，哲学所于2024年5月为我的课题结项。但老干局与我签订的合同是出版一部专著。我于7月份专门登门拜见董光璧先生，希望请他写篇序言。看到我的书名叫《当代国际信息哲学的中国之路——致敬邵雍》时，他突然插话到，应该叫《当代国际信息哲学的中国学派——致敬邵雍》。我顿时吓了一跳，马上说，这也太张扬了吧。他答道要有自成一派勇气。我回答说，让我再好好想想。他说没问题，有事他兜着，是啊，一位90岁的老学者为我背书，我还怕什么？

开始按照结项的初稿开始撰写专著。2025年1月10日《苇草智酷》希望我去讲一下专著的概况。我虽然是他们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但近几年参加他们的具体活动并不太多。既然想听我讲，而且海报都印好了，我就去吧。虽然线下人不多，但线上人却不少啊。由于专业性比较强，几乎无人提出问题，后来我将讲演的PPT贴在中国科学院办的《科学网》上，认可度还算过得去。那我就安心写作吧。

总而言之，三十年过去，我在信息哲学这个领域取得了里比较理想的成果，尤其在学科引进、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中西融合、创造转化、国际交流、教学讲演、译著译文以及同仁协作等诸多方面的耕耘，让我自成一派，也该知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