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同一件铜器铭文或器盖对铭中，同一书写者将含义相同的字写成不同的形式，以达到视觉变化的美感。不过，许多重要铜器的长篇铭文，没有出现避复；而字形显著变化的字例可有多种解释，尚不能证明西周先人有意“金文避复”。 

1   “王沛姬. 真假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153-178” 第四章第二节“章法•避复”中结论性意见如下。下文引用若未截图则标出页码。

避复多出现在：①器盖对铭；②结构比较复杂的字形；③人名或称谓，尤其是作器者的名字(P155)。不过，赏赐者、尊者之名的字形往往不会变化（P163）。 

2   铜器铭文确实有很多字形变化的情形。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

2.1  西周铭文制作的方法尚没有完全理解；所说“铭文避复”源于稿本书写还是泥范植字，也难以知道。起稿者不经意写出不同字形也是可能，并非为了美观而有意“避复”。器盖对铭，铭文每个字都会重复出现，“个别字出现变化的概率也会较大(P156)”。器盖对铭的字形差异如令方彝(“公”九见，盖铭中全部以及器铭中可见者皆截出)，也可能源于植字者不同。即使同一制作者，如果不能认识稿本中全部文字，只是描摹文字，可能引起字形欠缺或笔画疏漏。

2.2  结构比较复杂的字形，书写和移植时出错几率当然较高，但有些字形如“宝”下方本来就左右不定，现在 “够夠”都是规范字体呢；此外，含义不同的字如“中、仲”当年就该字形不同，现在区分“粘黏”并不是避复，混用乃至用错也是可能。

  结构复杂的字形出现变化，还可能源于字范凸出的泥条损坏，而锈蚀铜器的拓片也可能引起误读，并非先人有意“通过增加或减少字根避复以求得美感”。师虎簋(集成4316)器主“虎”两个字形不同(P163)极可能源于字范损坏或锈蚀而非有意避复；截出另两个“虎”字形以及“右、内”两字，前者笔画粗细有别，后者并排而所见字形不同，皆非“为了美感有意避复”。

2.3  某些人名或许字形复杂且不常见，从稿本移植泥范可能有疏漏；*鼎(集成2755) 受赐者即器主之名 

说前者反写是追求视觉美感而避复，有些牵强。至于(走馬)鼎，器主名三见而字形差异显著，或为现代人伪作——张政烺先生(1912-2005) 已“疑心是假的”。

铭文可能需要反写，个别器物的字体有误或许并非有意，如郑季盨(集成4454)“季”和大盂鼎(集成2837)“盂”上方竖钩上方禾穗有向右、向左之别。大盂鼎中“𩁹”结构相同；当然，复杂字形局部的细微差异完全可以归于疏漏。

3  许多铜器的铭文没有出现避复，逨盘和墙盘也是出土明确，铭文360、275字，都有大量的重复用字，没有见到字形显著变化。前文已具体说明， 2020年山西垣曲北白鹅M3 出土夺簋，器盖同铭而没有避复，字形标准、美观，重复出现字体而无明显差异，“夺”器、盖各四见，字形复杂，也未变化。至于复杂字形没有避复，字例很多。

1978年陕西扶风齐村出土的㝬簋(集成4317) 中，“王、皇、朕、用、立”，笔画几无差异；“隹、康” 独字和构件都是相同。“䵼(shang1，烹煮牲肉以祭祀)”笔画粗细与锈蚀相关，而器主名“㝬”，笔画缺失也并非“避复”。那些“声称笔画缺失而有意避复”的字形，倘若与下面三个“㝬”比对，多数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吧。 

4   西周先人真会有意“铭文避复”以追求美感吗？专家所举字例尚不能称为“证据坚实”。㝬簋铭文规整难道不美？“王、皇、朕、用、立”，笔画几无差异呢。 

铜器铭文字形的显著变化可以有多种解释：起稿者不经意写出不同字形；器盖对铭的字形差异，可能源于植字者不同，或未能认识稿本中全部文字，描摹文字引起字形欠缺或笔画疏漏。此外，字范泥条的损坏以及铜器锈蚀的拓本都会引起铭文误读。 

附注：㝬簋和夺簋想来是顶级冶师制作，字形规则。前者器主厉王，后者器主夺为周王册命负责“成周讼事”和“殷八师事”。此外，令方彝为西周早期，记述周公明保的重要祭祀活动，现存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器盖同铭，但行款不同，或两人分作。盖铭拓片较为清晰(“公”九见全部截出)，“用牲于、父丁、𥄳、寮”等多见而字形相同。

Ritual wine container (fangyi) with masks(taotie), serpents, and birds -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上方为盖铭，下方为器铭。后者第一行下方“周”缺“口”或缘于除锈未尽，并非“有意避复”。请参阅前述㝬簋的三个“㝬”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