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芹辛苦  缘红存墨----追忆周汝昌著《献芹集》的启蒙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5日发布（第35593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63-171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一

  周汝昌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出版了《献芹集》，这是当时周先生《红楼梦新证》专著之外的第一次红学文章的结集。我所得的是初版，定价2.5元，如同稍早得《启功丛稿》只消1.5元一样，80年代初期低廉的书价和读者的低收入正相适应。而我仍偏爱那时期的书，因其错讹很少，编校认真。

  《献芹集》全书四十二万字，收入自1962至1981年间的长文短论共五十余篇，涉及红学的方方面面（附录中还收录了具有纪念意义的1947年考红第一篇文字），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充满新鲜感，其启蒙发昧之效自不待言。记得由文雷编选的海外和港台的论红文集，八十年代之初亦已问世，无疑打开了扇扇窗口，而内地学者的论红专集还很少见，尤其像周先生这样资深涉广的论红之著更为难得。比之此后三四十年间周先生不下六七十种的研红著作而言，《献芹集》似乎只是一个端倪，其中许多文章都扩充发展成了一部专著；然而《献芹集》自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让我这样的老读者感到亲切。

  周围的师友其时都在辛勤耕耘，著文立说，他们常常以“误入红楼”“红边”“梦边”自谦；这类谦词于我倒是十分切合、实事求是的。我自来并不喜欢或说读不懂《红楼梦》，中年以后才略有所悟，接触“红学”就更晚了，1980年前后读到《献芹集》中诸文时是个地地道道的初学者。由于这本集子涉及面很广，这里只能就其中印象深刻绵延至今者略为忆说。

                               二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可说是一个“老大难”却无可回避的问题。在这里，关于续者何人和如何续成两大疑难可先搁置，只说面对作品本身，每个读者和研究者都要作出自己的抉择。

  在《献芹集》中，周先生对此有极为明确的表述，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前后气脉的不一贯以及后文的庸劣诸方面，都有深入的阐述。

  本书《自序》即对后四十回拙劣地歪曲曹雪芹表示了强烈的义愤，这“是我的红学的全部主题内容，而且观点是永远坚定的。我着重表示：把这一点说明白了，对我比什么都重要，只要这一点明确了，别的都可以靠后再谈。”“对一个读者、研究者如何看待曹雪芹八十回书和程高后四十回书，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管你的观点是否同拙见一致，但你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最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尽可对后四十回持有歧见，但无法否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周先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把它郑重地提到了红学的关键地位。

基于自身的艺术敏感和长期研究，周先生反复阐说了作品前后部绝非一贯，其间存在巨大差别。“这后半部的一切一切都跟前半部大‘翻转’，前半和后半的那种变化，那个不同，那个差别，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的”，“没有一个处理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如果仅仅是爱情不能得遂，“曹雪芹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大概用三个回目就差不多，它干嘛费这么大事呀？‘十年幸苦’哪！”那个“掉包儿”的手法不高明，“很廉价，是廉价的手法，很低级，很庸俗”。伟大的作品“绝不是这么个陈套子：才子佳人呢，本应美满，却出了个坏蛋，从中破坏了。这种千篇一律的俗套子，‘又必旁出一个小人其间拨乱’，不是曹雪芹在书的一开头就批了吗？他会自蹈？伟大的悲剧看了不是让你痛哭流涕，而是让你震动，让你深思。眼泪并不是称量悲剧是否伟大的砝码。”如果仅是赚人眼泪，“那何用《红楼梦》呢？”“悲剧并不等于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我是说，曹雪芹的设计，不是像后四十回那样子，简单、肤浅、庸俗、低级，它是一个极其丰富、深刻的悲剧，它有种种的曲折变故，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他通过这个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红楼梦》这部作品特别深刻、丰富、复杂，这样就构成它的巨丽、伟大。它不是单一的东西，很肤浅的东西，把什么什么一切都摆在最表皮”，需要自己思考，“我们一下子看不清懂不透，大家的看法自然就发生了不同，然后大家就各自抒发自个的见解，同时又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红楼梦》，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红学的发展主要是这样，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红楼梦》为什么出了红学，这主要的原因不是人为的”，“它取决于作品的本身”。

至于后四十回文笔的寡淡庸劣，周先生更是不能容忍，他说：“到了后四十回，那个劣笔闲文简直是车载斗量，你删一大段去对全书的情节都毫无影响；前八十回不是这样啊，句句话都有它的用处，没有一个字是苟下的，因为曹雪芹写还写不过来呢，它还有功夫说废话？所以说它是‘惜墨如金’。”文集中，周先生借香港友人作家胡菊人的话，对后四十回文字给以评判，举的是八十七回黛玉想家的例子，“这种劣笔简直无法与原作相比”“续貂之坏，完全是文字带来，文字破坏了黛玉的形象。这段文字赘累，庸俗。用的是四字成语，又是锼文腐词：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像‘顺口溜’。黛玉不会念这些字眼，一个人伤感时也不会这样文绉绉的念陈腐词句。什么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又岂是黛玉随口说得的话！”周文特引此例说，“胡先生在这一章里用了5节来论述高鹗后四十回的糟糕文字。我是十分同意，篇幅所限，不能尽举了。单从上面一例来看，你可感到那种空洞而又庸俗的文字的气味是何等强烈。”这里用不着什么“考证”，如果具有相当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字敏感，“一到你的眼前你马上就应该基本辨别出来。那个手笔的高下，那是很分明的事，很鲜明的东西。”

笔者80年代中期曽有《不可企及的曹雪芹》一文谈后四十回的巨大落差。我并没有多高的艺术鉴赏力，只凭一个普通读者的直感，从接触《红楼梦》起就觉得后文淡而无味、匆匆翻过。写此文“只想从艺术感受出发，谈谈后四十回的艺术描写，包括某些被人认为是写得不错的地方，是怎样地较之前面大为逊色，从而反衬出前八十回的生趣和光彩。”（吕启祥《不可企及的曹雪芹》，写于1984年10月，载《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尽量少用大家熟悉的例证，避开后四十回中明显的“败笔”，以期判别美学素养的高下。我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当然也受到前辈包括周汝昌先生的影响。尽管不能认同彻底否定后四十回，但周先生对后者的痛切批判、指谬斥误则多有人所不及的精到之处。

时至今日，学界对后四十回的褒誉之声盛于昔时，有著名作家亦对之大加肯定。当今，小说版本早已多元，学术意见亦多歧为贵；而笔者本人对后四十回的巨大落差之见至今未变。张爱玲以《红楼梦》未完为人生憾事，白先勇则以得见续书为莫大幸事。我是始终赞同张爱玲的。黄裳先生在《献芹集》序言中说：“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我颇有同感，但也生出了困惑。某些我所敬重的学者和作家不乏看好续书之见，使人困惑。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续书存在巨大落差。我们应当记取周先生强调的后四十回问题的重要性和他批评意见中的合理性。

                              三

   《献芹集》中所收诸多论析讲解作品的文章，多识细察，深入浅出，不仅能益智博趣，且大有助于我们对小说文学渊源和抒情性质的了解。

  周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在《红楼梦学刊》创刊号和《红楼梦研究集刊》上的文章均收入本书，题为《红边小缀》和《红海微澜录》。虽曰“小”、曰“微”，却是最基本的提绪引端深有寓意的地方。如“红楼梦”三字的来历，又如空空道人、石头说话、蠢物的故实，贾雨村甄士隐名与字的关联等。尤其着意于“青埂”二字，特意引《长生殿》中《普天乐》曲词以明其出处，提出“说《红楼梦》与《长生殿》有关系，绝不止是一些文词现象上的事情”“《长生殿》这个剧本，思想水平、精神境界，都远比不上《红楼梦》小说；但我们不应单作这样的‘呆’比，还要从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历史关系去着眼。”理解《红楼梦》，不要放在“真空”里，而应看看上下前后，看看当时的情形，庶几可望近真。

由于熟悉中国古典诗词，本人又擅诗，因而周先生对《红楼梦》的诗境、对小说的抒情写意之笔自有会心。“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看时是那样模糊，而想时是那样清楚，这是中国艺术的绝高造诣。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与诗有绝大的关系。” 1981年济南的全国红学研讨会主旨谈艺，周先生发言即整理为《红楼梦艺术谈》一文，其中着重讲到曹雪芹几乎把民族艺术的精华都运用于小说艺术，“第一是诗。这不指《红楼梦》里有很多诗句，有很多诗社场面等等，是指诗的素质、手法、境界，运用于小说中。……你看他写秋窗风雨夕，那竹梢雨滴，碧伞红灯的种种情景，哪里是小说，全是诗！”紧接着举出“乱用虎狼药”一回里同样有诗境，“写那冬闺夜起，拨火温茶，室内温黁，外面则寒月独明、朔风砭骨的种种情景又哪里是小说，全是诗！那诗意的浓郁，简直使你如置身境中，如眼见其情事。”类此，在别的小说中是很难遇到的，这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

笔者曽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写过一篇谈红楼梦与李贺诗的文章，题为《笔补造化， 穿仄入幽--<红楼梦>与李贺诗》。(吕启祥：《笔补造化， 穿仄入幽--<红楼梦>与李贺诗》《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4辑)据雪芹友人“牛鬼遗文悲李贺”的提示，探寻销熔在《红楼梦》小说机体中李贺诗的艺术踪迹。心知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能点染，不必坐实，也还是不顾笨拙作了些粗疏的论析。如果说就李贺还敢写这样一篇文字，碰到李商隐就不敢下笔了。林黛玉不是说过，她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吗,只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是相信了林姑娘的话的，觉得唐代三李之中，雪芹大约不怎么赞赏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吧！正是在这一点上，周先生给我开了窍，针对我这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读者说：“林姑娘嘴里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可她却深受义山的影响。你看她的最好的一篇诗《秋窗风雨夕》，里面有这样的话：‘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好了，我们很容易地抓住了她的‘把柄’，她正是运用了义山的‘冷灰残烛动离情’而加以脱化生新的，‘不喜欢’云云，非假话而何呢？”

  正是在《芹溪与玉溪（谿）》一文中，周先生辨析了林姑娘的“宣言”，提醒读者，“真如此吗？雪芹高才，笔端狡狯，村言假语，何所不能？正是所谓‘那是曹子建的谎话’。然而假中辨真，便知义山诗在芹、脂一流人心目中的位置了。”雪芹用过“宝钗无日不生尘”作谶，同“留得残荷”一样，亦为义山诗句。更为显豁的是，北静王初见宝玉就以“雏凤清于老凤声”夸赞，这是李义山的名篇名句，此处有脂批，“妙极，开口便是西昆体”，二十五回写黛玉烦闷，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倚门出神，脂砚于此又批“所谓‘闲倚绣房吹柳絮’是也。”周先生指出这所引的也正是玉溪“西昆体”中的句子，这一句，今之唐诗选本里未必选得着，未必为人知晓。小说中更有一首很不寻常的回前诗，诗作者深知底里，其中一联云：“茜纱公子情何限，脂砚先生恨几多！”周先生说，“我一看，这和玉溪生又是大有渊源关系。玉溪《泪》诗里说过的‘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此非从玉溪脱化而何哉？他（她）们读玉溪诗熟极了，下笔不觉流露出影响痕迹。”正因为周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读得多、读得熟，常能发现以至一眼就能看出其间的渊源，从而大有益于我们对《红楼梦》诗性的理解。

  自身也经常吟咏的周先生对题红诗的见解值得重视。他说“题《红》的诗，自昔及今，数量极大，质量则高下不齐，真好的不算太多。这并非是作诗的才力不够，而是这种题目确实很难作得好。它涉及的方面很复杂，比方说，不但需要‘诗才’，还需要‘红学’；既要包括着文艺赏析，又要兼顾关合绘画特点；前人题咏既多，又不能落套雷同；既不可写成浮艳之词，香奁之体，更不可以有陈腐恶烂之气……。”这是甘苦之言，也是识者之见，足资治红学史者和咏红者为鉴。

                               四

   周先生主张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强调其特殊性；但在某些重要场合亦有通达之论。1980年威斯康辛国际红学会进入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总结阶段，周先生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拳有内外家，医有内外科。《庄子》亦有内外篇等，“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这一席话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与欢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其平实和包容，宜乎为大家所接受。

本文开头已说明，《献芹集》是周先生1981年以前红学文章的结集，他最重要的专著自然是《红楼梦新证》，此著的历史地位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给以充分的评价。周策纵先生曾言“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极重要的著作。”（周策纵：《周汝昌著<曹雪芹小传> 序》写于1980年，原载香港《中报月刊》第5期,收入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99页）冯其庸先生说“《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冯其庸：《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版）周汝昌先生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此著前贤时彦评说已多，无需再赘，周策纵先生还点出：“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讨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迪性的头绪”。（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第200页）本文以上所述均属这些“启迪性的头绪”。在此还想作点补充，集中多篇文章讲到了作品的人物、情节、结构、场景等小说创作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曾一再举宝玉挨打的例子，“写出了每个人在这个场面中的处境、心情、表现、言词…..搁在咱们手里可把人难死了，可在曹雪芹笔下把每个人都处理得恰如其分，你不知道在这个场合中谁是值得谴责的……我读到这里时，曹雪芹的艺术在我感情上的作用，感到好像每个人都值得同情。有一个旧批家说，它读到宝玉挨打时流泪最多，我同这个旧批家略有同感，读到这里就流泪。”在这里，周先生真实地道出了读者共同的感受：“不知道谁是值得谴责的”，“好像每个人都值得同情”。此际不由得令人想起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第三中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之不得不如是，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由此，“《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第254、255页）我感到两者有相通之处，无意作文论的申说，只实事求是地陈述得自周著的启示。

  《献芹集》编就时，周先生说“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尔后是又一个四十年了。2012年先生逝世，笔者有文怀念，文末特别提到《献芹集》书首题句“为芹幸苦见平生， 借玉通灵存翰墨”，本文仍愿以此作结。此题句乃先生自撰，由纂刻家以佳石仿汉砖字镌成大镇纸，珠联璧合，长伴书斋。今值期颐，重温此联，对景切题，当行本色。诚哉斯言，当为后学铭记。

（为本书体例统一，取消文后注。凡引自周汝昌：《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处，概不出注。）

                                         2018年元月完稿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3辑

附一， 周汝昌著《献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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