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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卅年一觉红楼梦赢得半生师友情 —略记我周遭的女教授、女学者

已有 555 次阅读 2024-11-20 17:45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F 卅年一觉红楼梦 赢得半生师友情 —略记我周遭的女教授、女学者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0发布（第35564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31-153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红楼梦》为大旨谈情之书,写女儿真情，亦涵盖亲情、友情，本文只叙学界师友之情。

刚一落笔，就觉得题目太大,一篇小文,怎容得下积年周遭的师友情谊！于是缩小范围,只限于女性学人,这样便有了本文的副标题。

需要申明的是我并非女性主义者，虽则知晓女性主义是时下的一种批评范式，但从未用过。况且向来对于以女性为标榜的种种,包括按比例、照顾性的遴选女代表、女委员、女领导等心存反感。《红楼梦》昭示的女性秉赋超凡是作家的偏爱,现实中并非如此。众所周知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非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实绩毫不逊于男性作家。衡量的标杆只有一个。古往今来，在任何领域里,女性惟有自尊自强方能立足,这也是我忆叙学术圈子里女性的一个基点。

说到自身，偏爱我的评者往往用诸如女性独有的敏感细腻一类话头称道,其实不然。北师大已故杨占升先生早就说过我写的东西无脂粉气、无女儿态,9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陈益源与我初次见面就诧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先生!（老头儿）”当然，上述是就文风而言，并不表明文章有多高水平,我有这点自知之明。平心而论，三十年来自己在学问上乏善可陈，即有寸进,亦仗众力，从师友身上获益良多,在此略记一二,以志不忘。

松花江畔“十二钗”

所谓“十二钗”，不过是一种戏谑式的比附，不可坐实更不能对号，本指参加1980年哈尔滨第一次红学会议的女性代表。在当年与会的百余人中,这个比例是不高的。我的旧照片中,保存着一帧小小的黑白照，大约系周雷兄所摄，背面曾注明“1980年夏哈尔滨十二女代表”，照片上的十二个人分成两排,前排五位是坐着的,较为年长,左起依次为戴胜兰(曲阜师院即今曲阜师大)、邓魁英(北京师大)、赵文兰(上海师院即今上海师大)、李爱冬（内蒙师院即今内蒙师大）、张傲卉（中央党校），后排七人,依次为刘敬圻（黑龙江大学）、郭小湄、王悦（大连师院即今辽宁师大）、冯宇（哈尔滨师院即今哈师大）和我,另外两位已叫不出名字，可能是哈市或就近某学校的老师。

三十年后的今天，其中两位已经作古。一位是戴胜兰老师,戴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是慈蔼稳重的长者，她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大约在八十年代后期或九十年初,戴老师来京开会,我曾去金鱼胡同的代表住地看过她。新世纪有从曲阜师大中文系毕业来京的学生,我问起戴老师,她们已完全不知道了,令人感慨。另一位冯宇老师也已病故，我是隔了多年才得知的。 在照片中,她和我同在后排,应是比较年轻的之一，她为大会提交了题为《论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姑----管窥红楼梦第五回》的长篇论文,约有近两万字,其后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辑上。新时期之初,人们纷纷把目光从“第四回为纲”转向了第五回,开掘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姑的深层含义，冯宇便是最早关注这一题目的研究者之一。如今只能睹文思人了。

大会的地点选在松花江畔的友谊宫，当年应是哈尔滨上佳的场所了。会上种种我已记忆模糊，反正有简报和著史的学人会记叙。令我印象深刻的倒是会下生活,我们这十来个人(本地的不住会)同住一室,是个里外套间，记得我和李爱冬、邓魁英、王悦等在外间，里屋有戴胜兰、张傲卉等。彼此如同姐妹，大家对出来开会这件新鲜事都颇感兴奋,可以暂时抛开为师、为母、为妻的身分,有一种自由解脱之感。在这间不大的宿舍里我们无话不谈,天上人间、家事国事、过去现在，而且索性无拘无束地唱了起来，京戏、昆曲、老歌、小调,一首又一首,一种又一种,彼此年龄虽有些差距,但上世纪三、四十年的那些老歌老调几乎都会,往往一人领起,众人相和,声逐浪高,惊动四邻。真有些忘乎所以，仿佛又回到了做“女儿”的时代。这样的“宿舍歌会”天天都有,直到散会之日，我们竟然唱到不能收束，不愿离去……。

其后，红学会议陆续召开，“十二钗”之数有增有减，至2002年,承胡文彬兄高情厚谊，组织了一次民间性的“红楼金钗中秋雅会”，让我们这些“老大姐”有重新聚首的机缘，其邀约以“小诗代简”，谓“春风笑语松花畔，二十三年弹指间。相期菊月重聚首，香山梦圆待高贤。”落款署“护花山人胡文彬”。他还请了蔡义江、林正义两先生作陪,戏称“护花使者”。赴约的有如下9人: 邓魁英、邸瑞平、张傲卉、李爱冬、郭小湄、王悦、庄克华、刘敬圻和我。此次聚会精心安排,蒙香山黄叶村、大观园等热情接待，特别是借重杜春耕先生之助畅游钓鱼台。期间雅兴逸韵，后文还将提及，在此先记郭小湄即席所赋《临江仙》一阙，以志此情：

曾记哈城相见日

狂歌尊酒相偎

回头双鬓已垂垂

谁知天上月

过往总难追

胡公妙思胸中出

红楼歌声更脆

当年好景又重归

中秋明月夜

喜与月相随

这首词,仿佛又把我带回到狂歌忘情的当年好景中去了。

“五朵金花”----五个大妈

在哈会十二人中,算来“北师大出身”的竟有五人,不知哪位男性代表拿我们开玩笑，说是“五朵金花”，邓魁英老师反应敏捷，立即顶了回去，说你该称“五个大妈”！众人大笑不止，我觉得十分“解气”。

五人之中,论年齿,赵文兰老师最长，80年初识后两年,即82年在上海师大开第三次全国红学研讨会, 赵老师是东道,热情又忙碌。那个时期她教学任务最重,自身课多,还协助年高体弱的老先生管研究生，带着学生南北奔波,问学求教。总之，赵老师敬业、谦虚、淡泊名利,乐于助人。89年退休之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屡次住院均能闯过难关,这与她心态平和、处世豁达有很大关系。2000年她回北师大来过我家,希望今后还能见面。

以学历和成果论, 邓魁英老师当然是最资深和知名的一位了。邓老师自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中文系，留校任教，56年起便有学术文章见诸报刊，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早已成为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尤以唐代文学和杜甫研究成就卓著，她的杜甫诗选和相关论著广为人知,在古代诗歌、小说、戏曲诸方面都有成果。这里只说《红楼梦》研究，当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邓老师便有《王熙凤的典型意义》的重要文章发表在北师大学报上，这一期（1963年第3期）学报实际上是一个纪念专号,学术质量堪称上乘,同时刊出了钟敬文、启功、郭预衡诸先生的文章，邓先生文章也在其中,均为力作。新时期伊始，1978年的北师大学报上,邓先生就有《红楼梦中反映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红楼梦反映的高利贷和典当剥削》两篇文章。如果我们翻开创刊于1979年的《红楼梦研究集刊》，便会看到赫然处于该刊第一、二辑头条位置的论文《红楼梦的政治倾向》，由聂石樵、邓魁英夫妇共同署名，文长四万五千字,分两期载完。该文全面详尽地论说了《红楼梦》对于封建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到文化教育的批判揭露，宣告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审判书。这篇论文和当时许多论文一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唯其如此,也就具备了代表那个年代的特性，被选入了《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刘梦溪编）的“思想主题研究之部”。

正因为在学术上的贡献, 邓魁英老师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红学会最早的常务理事，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的历次红学会议上,我们都能同她相见和相处，可敬且可亲。在北师大, 邓老师虽则没有给我这一届上过课，可外子于1954年进入北师大历史系，给他们开中国文学课的恰是邓魁英老师和另一位青年教师。至今他还记得并学着邓老师的声调:“毛延寿——”大约是有关王昭君的什么吧。邓老师的课是普受欢迎的，在高校任教，须有真才实学，若再有上佳表述，则更理想, 邓老师二者兼备，十分难得。

王悦是我的学长,或曰师姐，刚留校那阵子住集体宿舍，我们还有同室之谊。以后她到辽宁任教，80年重逢自然喜出望外。王悦对《红楼梦》的研读领悟有她独到的角度，她在《红楼梦学刊》上先后发表过《槛外人纵横说红楼》、《痴人说梦》，分别见于1990年第二期及2003年第一期，都是从佛学角度立论的。前者为万言长文,起首便引弥勒菩萨诗：“手把青苗种福田,低头便是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文中论述曹子有善根、心慈悲，用他创造的形象普度众生。后者在文末指出《红楼梦》的“味”在于以“中观”破两边,并不执着于“有”或“无”，旨在使人看清梦境，活得自在。文后署写于“海城三学寺西僧寮”，这是王悦退休后讲学的所在。这些文章融入了王悦的人生感受,对作品有独特的领悟。退休前在高校讲授《红楼梦》的课程自然对作品有全面的分析评述，王悦80年代在《红楼梦研究集刊》发表过《读红琐记》的万字长文可见一斑，该文从琐细处见大手笔,选择几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剖析提升，给人启发。

以后，我还在《中国文化》刊物上见到王悦关于酒文化的专文。她善饮有量，谈酒文化不是纸上谈兵，当是在体验基础上的论述。

2002年中秋雅会再聚首之时，王悦是从三学寺来的,她本多才多艺，擅唱昆曲，记得80年宿舍歌会时就唱过,这次更活跃了。在香山的晚会上,她亮出延安时的拿手节目,连唱带跳,十分精采。

“李大侠”

不记得是谁给李爱冬老师起了个“李大侠”的外号,这对于面色红润、体格魁梧、性情有豪爽一面的李老师而言，是切合的;然而李老师其实还有重情善感、细腻温婉的另一面,相处熟了,就会了解。李大侠，我也时常这样称呼她,虽则不敬，却很亲切。在北师大,隔着辈儿，我自然无从认识她;自1980年在哈会相识后,她常来北京,接触多了,觉得她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红学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李爱冬嗓音嘹亮高亢，雅好戏曲曲艺，为人热情随和，这里且按下此端不表,我想先说说李老师在学术研究上的优势和特点。

这就得从李爱冬老师的几篇红学文章说起。写作和发表于80年代的《从红楼梦子弟书看红楼梦对中国说唱文学的影响》，是一篇有见地有材料的佳作。文章从清代说唱曲艺繁荣在《红楼梦》中的反映说起,指出“子弟书”这一与《红楼梦》问世几乎同时出现的、主要由八旗子弟创作的书词，其风格为“深不甚文，谐不甚俚”。以《红楼梦》题材改编的子弟书，一方面同原著相较自然差距甚大，另方面则因从原著吸取了养料,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精神文化品位和艺术表现水平。行文中举出《椿龄画蔷》的例子：“情重失神便似痴，哪知局外也忘机。女伶魂走何时也?公子魂销却为伊。两下迷离一样景，一番风雨两不知。好一幅难画难描的痴人小像，全在那彼此交呼猛醒时。”文章作者紧接着点评道:“多么传神！完全抓住了本段情节的精神。”我不仅有同感而且觉得对子弟书应刮目相看,甚至改变了对通俗文艺的某种偏见，我们应当充分尊重那些《红楼梦》改编者和演唱者的艺术创造。

记得80年代某一时段李老师曾在北师大作访问学者，其间经常得到启功先生的指教，她本人对曲艺既喜爱又擅长，这篇“子弟书”的文章应当就是在那一时期酝酿完成的。其发表则已到了《学刊》1988年第4期了。联系到她的另一篇论文《漫谈红楼梦中的“礼出大家”》也同她的切身感受和成长背景有关。她曾和我谈起如今年轻人言行举止的失范无礼，不少写《红楼梦》文章的人对其中描写的生活茫然无知。的确，一般人做红学文章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李爱冬则不然,她对于大家族的那些礼数规矩是熟悉的,北京地安门一带原先有属于她家的房屋（如今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对于那一带的街道店铺了如指掌，缘于此,曾直率地指出刘心武小说《钟鼓楼》中的某处硬伤，投书北京晚报，却无人理睬。其实李爱冬才是真正的“老北京”，对旗下生活有直接的感受，待人接物之谦和有礼与启先生颇为相似。某年,她来师大想看望启先生,其时老人已不堪打扰，李爱冬去到小红楼前，朝启先生住房鞠了一躬，便离开了。她几乎每年都会来京参加辅仁大学和贝满女中的校友活动,近年我还收到以她为主力编成的一厚本《贝满人语》。像这样有益社会、表彰他人、辛苦自身、毫无报酬的事，她都会心甘情愿地去做。总之,由于生活阅历和教育背景使她在研读《红楼梦》时关注到“礼”，认为有其积极的值得承传的方面，不应全盘否定。我很赞成她写这个题目。当然，她落笔很谨慎,从字面未必能看出她的良苦用心。这篇文章作为提交给1992年扬州国际红学研讨会的论文,收入了论文集。

对于红学事业,李爱冬是十分关爱的,她慎察明辨，敢于直言。在1997北京国际研讨会中,他提出《红楼梦》研究要少些臆断和曲解，不能凡有“言”，皆成“家”，不能任什么样的思想趣味都来撕扯《红楼梦》，这样下去，只能“毁红”，呼吁提高责任心和鉴别力。由此我们看到了她爱护《红楼梦》的一片赤诚。

上文提到李老师的研红从子弟书角度切入不是偶然的,究其实,曲艺于她远不止是一般的业余爱好,而是濡染很深、研习有素,甚至融入了她的生活以至生命。在北京鼓曲界票友自办的刊物《八角鼓讯》这片园地上,李爱冬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有二十来篇之多,其中有一篇叙及“记得我十几岁前,除了随母亲去曲艺厅(如东安市场内的新中国游艺社、升平、凤凰厅等处)听唱外,在夏秋季的傍晚，还有时请走街串巷的盲艺人到家里来演唱。” 盲艺人生活很清苦，“唱一个晚上所得无几，待之亦仅清茶而已。但这些先生们差不多都身怀绝技，懂得多种鼓曲，能弹能唱。有些在当时曲艺厅里已很难听到的东西,他们都还能唱”她回忆有一个曲子：“调缓音沉，苍凉纡回,伴着夜凉如水的寂静，意境悠远。”“今日回想起来,这几位先生确实给了我们不少知识和欢乐。我之深爱鼓曲，启蒙途径有三:曲艺厅、唱片和盲先生。”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爱冬在台湾的老哥哥年年都要回来到京津听赏曲艺，直到走不动了才罢；为什么她的贝满同学去国离乡，早在海外定居，却还不远万里,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等地赶回来参加曲友的聚会。盖因这里有他(她)们的童年记忆,有伴其成长的乡韵乡情，有如同“城南旧事”的氛围情调，有他们心中梦中的老北京。这一切活动,自然少不了李爱冬的牵线、组织、陪同，她自身便是个中解人。每当我在学术会间、席间或房间里听她十分投入地唱起来时,总觉得背后有一种深沉的底蕴。较之鼓曲艺人,她有更高的文化,就鼓曲本身而言，她也入道久远了。那一首《四世同堂》主题曲，她唱来京韵端庄，激越高亢，声惊四座,颇得骆玉笙大师真传，令听者无不动容。

与李老师相识久了,我总觉得她过分自谦自抑，其实她根基扎实，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自有特色。她对北京的依恋出自心底，1995年她将离京曾赋《有感》一首,内中有句云:“我自赴塞上,乡情日益深”“荏苒白双鬓，回京聆旧音。忽现儿时景，恍回大地春。”“历历京中路,声声乡语亲。余年尚有几,千里常驰奔。”“但闻歌时笑,谁读泣泪吟！”“多谢真挚友，勿弃远离人。”我以为这是李老师作品中最感人的一篇,全然发自肺腑。

我自南来,居京虽逾半个世纪,仍是新北京;李爱冬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北京,她的文化之根在这里，如同《红楼梦》中的青埂----情根，是割不断的。她研读北京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自有他人难及的优势。

沪上二杰

1980年之后，或是次年,至迟不过1982年即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红学研讨会上,结识了华东师大的邸瑞平老师和上海师院（其时似尚未调入）的朱淡文老师。两位年龄相差颇大, 邸老师今已八十开外仍健朗活跃，朱老师不幸摔伤仍在恢复中。她俩在红学研究上成绩斐然，虽则学术个性迥异，而各有千秋。

最近得知，邸瑞平老师将有新著《独步红楼》问世，取意《红楼梦》千古名著，独步天下,倘佯其中,令人流连忘返。新著全书四十余万字，取这样一个书名及其题解，正道出了邸老师红学研究的特点和优长。即流连在《红楼梦》的艺术长廊中,品味、鉴赏、解析、领会，从人物形象到语言辞采，从精采篇章到细枝末节，一一给以评说探讨,富于感性,独出己见，正是陶情益智的好书。

只要翻开80年代的《红楼梦学刊》，就可以看到几乎每年都有邸老师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在1981年第4辑《尺水兴波----谈红楼梦第六十四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的艺术构思》。文章紧贴小说情节,娓娓道出了布局之巧、穿插之妙、头绪之清、用笔之周。第一次同读者见面就显示出小处着眼、分析细密的特点。紧接着82年第4辑上有《红楼梦语言的魅力》，其后有一则单撷出小说中“怡红院上夜”的情节,赞之为“旖旎的小诗”，这又是很有意味的以小见大之作。当然，邸老师绝没有忽略了人物，在84年的刊物上,就发表了总说性的《论十二钗的悲剧》，对于宝钗和黛玉这两个重头人物，各有两万字左右的长文给予详尽的分析论说。论林黛玉，着重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说薛宝钗，认为这个性格“最富于弹性”，引起了“审美领域里宽泛的谜一样的议论”。总之，论文作者借用清人赵翼诗意，说《红楼梦》是“到了千年不觉陈”，预支了不止三百年新意的杰作。

到了1996年, 邸老师将她历年授课心得及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收录整理成书,题名《红楼撷英》，三十万字,由华东师大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书分上、中、下三编，为“典型形象鉴赏”、“写作艺术探微”、“精彩章节品味”，既可作选修课教材又可为爱好者导读。邸老师的兴奋激动之情，充分体现在该书的后记里,这是积累十年、等待十年结出的果实啊！其实,又何止是十年呢,她说“我从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捧着《红楼梦》这本书读了,那时我家楼上的大书房里是不准小孩子上去的,丢在楼下书橱中的是扫叶山房影印的护花主人评本《红楼梦》。读久了,当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在第几回第几页上,可以随手翻到了时，红楼人物在我心中已各具面貌了。” 邸老师是天津人,读南开大学,曾受业于华粹深先生。“天津六里台的文学院抱着一泓湖水,十分幽静，那灰砖宿舍楼的下边,正好是一个朝东南的避风角，学生就围坐在太阳下上课。华老师一口京白,曼声细语，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中文系四年级一共只有六个学生,老师比学生还多.据说学校的招生精神是‘宁缺勿滥’。”

从这些忆述里,我们可以约略看到邸瑞平老师同《红楼梦》的渊源。对于邸老师而言，出书写文章，可能还是其次的或曰是水到渠成的副产品;她的讲课、她的出色的教学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主业。她的“红楼梦研究”选修课，开了一年又一年,她相信青年人的赏鉴能力和认识水平,每有新的感受和心得,就“急不可待地想向青年们倾吐。”正如华东师大中文系老主任,也是原上海作协主席徐中玉老先生在为她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瑞平同志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对《红楼梦》教学尤其激情满怀,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受到大学生们的敬重。”我们虽则无福听到邸老师的讲课，但在多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同样可以领略这种风采。1985年在贵阳召开的红学会议上, 邸老师声情并茂的发言,博得与会代表长时间的掌声，李爱冬老师受其感染，情不自禁，即席赋诗。记得1988年芜湖会议她也作过充满激情的大会发言。天生甜美的嗓音和艺术的气质，使她的讲课和发言总是有声有色。她生长天津,自幼听熟了单弦、大鼓、坠子等曲艺，更喜爱京剧和昆曲，南昆、北昆她都能唱，这和李爱冬老师有相似之处。

虽则邸老师退休已二十年,但她未曾放下心爱的《红楼梦》，在悉心照顾老伴康复之余，还在写、在编，今年将出新著便是证明。同时她也没有完全离开讲台，在上海本地不必说,2004年她受邀专程来京在清华大学开讲,座无虚席，连续三小时,毫不倦怠，课毕学生一路跟来,答疑解难,奉陪到底。其时,邸老师已经七十八岁,教人不得不伏。去年（2009）华东师大为本校三百余对金婚伴侣庆贺，新民晚报登了邸老师和老伴的照片，她从电脑传了过来，风采依旧。衷心祝福她永远年轻。

沪上另一位杰出的红学研究者是朱淡文。

从架上取下淡文赠我的两本专著,一本是我国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本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红楼梦论源》，属于金开诚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之一种。前者550页，后者410页，合在一起,约有80万字之数。

手里拿着这两部书,感觉沉甸甸的。一方面是指这两本书著作学术分量的厚重,另方面是指我心情的沉重。我知道淡文已经作出的这些成果的价值的影响,也深知她尚有巨大的学术潜力。然而正处于颠峰状态的,一个旺盛燃烧，激射喷发的学术生命,因意外受伤嘎然而止，就此中断了。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深深惋惜！所幸自然生命经多方治疗仍能正常生活,而脑部受伤至深，学术生命难以为继了。

淡文的红学研究特色鲜明成果丰硕。她十分自觉专注地全力投入到红学的文献学研究之中。她在《红楼梦论源·自序》中提出:“就研究方法而论,全部《红楼梦》研究可以划分为文艺学和文献学两大领域。……文献学研究,其目的不是要概括这部名著的美学价值,而是要探寻、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研究范围包括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红楼梦》的创作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创作思想,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这种研究方法要求作者尽可能取客观的立场和态度，重视文献证据,以作出尽量接近于客观实际的结论。因而，《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就其性质而论,更接近于历史科学。”

正是遵循这一方法和路子，淡文在上述文献学范畴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考索探寻，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例如有关曹家的人物从曹寅、曹宣、曹顒、曹頫以至于曹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一一加以考校，研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曹家败落的直接原因乃家族内部矛盾激化，互相攻讦，自杀自灭，导致来自皇室的外部打击,终至彻底败落。又如从文本存在矛盾的内证、相关脂评、特别是对明义题红组诗的逐一笺释，探索《红楼梦》成书过程是从《风月宝鉴》到明义所见《红楼梦》到《石头记》，也就是有一个从长篇故事经反复增删剪接到章回小说的漫长过程。再如对《红楼梦》的版本源流进行分梳，对《红楼梦》人物故事的原型或源头进行考索探寻等等。总之，涉及之广、用力之勤、体察之细，十分难得。两书相较，《论源》较为系统简明;《研究》则详备宽泛，书后还有一项近百页的《曹氏家族年谱简编》，详注资料来源，很具参考价值。

本来,新红学就是以考证为特征的,其主要成果几乎都在历史文献学的范畴。对此，淡文是十分清醒的,知道老一辈的专家已经作出了可观的学术贡献,而且由于文献材料的限制和学者观点的差异，几乎在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歧见纷出、争议不断。因此，红学的文献学是一个难度很大、不易有所创获的领域，然而淡文则知难而进，表现出可贵的学术勇气和信心,在《论源》的自序中写道:“笔者对各种已出的学术见解均无成见,个人的研究工作亦是在各家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然而因系文献学研究,故力求客观;虽假说乃为必需，仍据文献以为证验。在对各家论说有所取舍时，亦以是否有文献依据为标准。在各种文献记录有矛盾时，则先对文献本身予以鉴别，据其中较近于史实者立说。”尔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学术是发展的,在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诸方面，同道学人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考证，作出了新的成果;即便如此,淡文上述对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她的一系列具体学术见解虽可商榷，但在特定时段和角度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仍足可为一家之言，在当代红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如果稍微翻一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楼梦学刊》，就可以看到每一年都有朱淡文的文章。最早的在1981年第2辑“红学一角”《金陵十二钗应是三十六人》，虽为短文却已显示出实证性的特点，从1982年发表《曹寅小考》起,连年都是万字以上甚至二万余字的长篇论文,有时一年两篇。自1981至1997年,其密度之大、篇幅之长、内容之富在《学刊》的作者群中,实属罕见。刊物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她步步前行的坚实脚印，直到1997年倏然停顿，销声无迹。她的意外摔伤脑功能严重损害，引起了学界朋友的十分关切，不少人去信去电问慰，其中法国陈庆浩先生曾致信扬州大学黄进德教授（淡文的老师），信中说：“朱女史为中年一辈红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其成就为红学界所共认。我近年研究《红楼梦》之成书问题,从朱女史的著作中得到很多启发,就这次北京国际红学会看来，《红楼梦》成书问题大概会成为未来红学研究的热点。此一领域的研究,前辈学人俞平伯、吴世昌、戴不凡等导乎先路;张爱玲之《红楼梦魇》，贡献尤多，然皆未形成系统,而朱淡文女史则于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得风气之先,成一家之言，其于未来《红楼梦》研究的影响,当可预知。我们希望她病愈后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集考证与欣赏于一炉，建造更完整之体系。” 陈庆浩先生所言，表达了海内外学人的愿望。

除了倾心用力于红学研究而外,淡文还曾有关于小山词、淮海词、东山词以及李清照词等词学方面的专题论文,再早似乎还教过外语。本来,当她如愿以偿调入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后,工作环境趋于稳定,研究成果泉涌而出,不意于1997年罹此大难,远近友朋无不震惊叹息。我与淡文相识于1981年上海会议,以后在历次研讨会上均能相聚晤谈,她较我年轻得多,然论学不仅为吾友,亦可为吾师。我虽不涉考证，但留意文献学的进展，是她的忠实读者之一。她的文章有刚健清新之风,自成一格。记得80年代之末或90年代之初,她曾来京到我北师大家中,并相约同去拜望郭预衡先生,还留有一帧与郭先生合影的照片。1996年,杜春耕先生发起并发起召集有关《红楼梦》成书的专题研讨,特意邀请淡文专程由沪来京。这些往事，都已经成为令人怀想的记忆,然而淡文却恐怕不复能够记忆了。她伤病后我于过沪时曾专程去她家看望,其时已有某种程度的恢复,生活起居可以料理,仅能简单言谈对答,失忆和思维功能难以改善。再后曾通过电话问候,因她去女儿家中休养常联系不上,今年以来打过多次电话而无人接听,只有在心中祝祷她平安,更祈医学昌明、康复有望。

“山大”之星

上文叙及女学人中,出自北师大者颇多,而山东大学亦复不少,这里想说的是郭小湄老师和庄克华老师两位。据说庄克华入学时郭小湄已四年级了,此后又相继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

郭小湄老师是1980年会上最初的十二人之一,印象深刻的是她在会下唱越剧“梁祝”，神韵宛然，和擅唱京调的李爱冬一起,北曲南音，相映相彰，成为大家喜爱和追捧的“明星”。初会之后,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红学研讨会上似乎不常见到她;但因不久从大连调到了广州暨南大学,我姐姐在广州,我只要有机会到广州就一定会去看她。每去广州,在学界我必访的有两位,一是中山大学的曾扬华，一就是暨南大学的郭小湄了。记得某次去穗多年不见了,乍见之下她已银发满头,彼此惊喜交加。2002年中秋雅会，她又兴致勃勃，远道来聚。因此，我与她颇有相见之缘，加之电话虽稀而不断,故而熟悉起来。她虽较我年龄长、学问深,但毫无隔阂，任性而谈,无所拘束。

如果翻开《红楼梦学刊》，早在创刊号上就已见到郭小湄的名字了。那是“红注集锦”中的《说‘侬’》，对注释中的古代吴语自称‘我’为‘侬’的说法有所订正和补充,因为古诗中不是苏州人写女子自称也颇有称“侬”者，故尔现注欠严密。这虽是一则短文,却透露郭小湄不仅细研《红楼梦》，且于古典诗词一道同样熟悉并成绩斐然，事实正是如此。有关红学方面的文章就我的闻见范围内就有《红楼梦中的‘真’与‘假’》和《略论红楼梦中的时空观念》，前者刊发于《红楼梦学刊》80年第4辑，后者刊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都是八十年代之初红学刊物最早的作者，此二文乃郭小湄和她夫君毛庆耆共同署名的,另有她本人署名的万余字的长篇论文《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篇全面的、中肯的,从作品出发又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应为一篇用力之作。对于明清小说中的另一位名家蒲松龄，她有一份长达二万多字的《蒲松龄论纲》，其力度不逊于对曹雪芹。尤为难得的是郭小湄还能做宏观的理论研究,即超越了具体的作家作品，对中西小说的概念作了一番宏观的历史的考察,将“小说”这一名词的内涵外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期的演变加以比较,“不仅仅是对一个符号的理解问题,其目的在于从比较中探求两者在实质上的对应关系和各自的特点。”文中博引旁征，除中国古籍和古代小说外,还引用了多种西文辞书、外国作家的作品及其所著的文学史的原文。从《中西小说概念演变历程》这篇论文反映出的学术视野和外语水准,在同辈学人中恐怕是少有的。小说之外，郭小湄还有戏曲方面的,主要是关汉卿研究。1978年就写了《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一文,又有与毛庆耆合作的《论王国维的关汉卿研究》。

小说戏曲之外，我以为郭小湄更钟爱诗词，不仅是研究,更时有创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她便有一系列诗词名篇的赏析短章,如李白、李贺、李煜、李清照等。其中《李清照〈醉花阴〉解读》是从该词的英译谈起的,提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词百首英译》将此词的上片译为无人称，下片译为第一人称，未必妥当。文中引出下片的英译文，接着在对该词逐句解析之后，认为“全词无人称，读者却感到有人贯穿全词。至于是你、我、他(她)，无关紧要。读者已经和词的情境中的人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诗词的奥妙之处。”这是很有见地的。另有一文是对陆游名篇《书愤》的逐句解释，文末以此为例对律诗的平仄如何组合排列详加图示说明。此文写于1959年,足见她早就熟悉声律，研习试作了。赏析文章多矣，但能及于翻译或注重声律者，似乎少见。诗词方面短章之外，不乏巨轶，除脱稿于1979年的《杜甫诗歌成就及其原因概述》外,她有一部长达四万字的《清代山水诗概述》，从清初到乾嘉以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重要流派和诗人都有扼要而具体的评介，像是一项专题研究的成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几位晚清至近代的闽籍诗人的考订评述，这就关涉到郭小湄的家世背景、先辈渊源了。

2002年的中秋雅会期间有一个重要节目是游览钓鱼台,对于郭小湄而言，这是一次怀旧、访古、追寻先辈踪迹的难得机遇。小湄母亲的外祖，即为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人,同治进士，曾为太傅，即溥仪的老师。钓鱼台一地,系民国后皇室赠与陈宝琛，陈故世后,作为祭祀公祠，奉其画像于钓鱼台之青青簃。在其生前,此地应有诗文之会,参与其中的,似还有小湄的伯祖父郭则沄等闽籍诗人。治红者当知道，郭则沄还是《红楼真梦》的作者。总之，钓鱼台一地同郭小湄祖上有着丝丝缕缕割不断的联系,能触发后人历史的记忆和无尽的遐想。今天的钓鱼台是国宾馆，其规模和建筑自然迥非昔日可比，但有些老建筑还是保存了的。记得那天风和日丽，我随郭小湄走过不止一个院落，已记不清是否有一处即为青青簃遗址；但令我印象很深的是郭小湄流连其间，特意留影。在钓鱼台的其他场所,她也拍了不少照片。后来,她曾精选了若干洗印寄我作为纪念。对于乡先贤的事迹和作品，郭小湄十分上心,如林则徐族兄林昌彝与其《射鹰楼诗话》、陈宝琛弟子黄懋谦佚诗、郭则寿及其《卧虎阁诗》等,她都有专文，或考订、或评介、或追念,很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以郭小湄的学养功底，在高校执教可谓游刃有余。南下之后,因其教学出色竟遭个别有权者的妒忌而过早退休了。她个性正直耿介、淡泊名利，再也没有回到教学岗位,这是十分可惜的,我理解她的选择。

2006年,我收到了上下两厚册精装的毛庆耆、郭小湄合著的《中国文学通义》，岳麓书社出版,一百另六万字。这是他俩晚年检点过往教学和研究成果的汇总，是长年累月精神生产的结晶。其中有关诗词、小说、戏曲的作家作品论说，多出自小湄之手。此书有一个别名，叫做《惜日文存》。我更喜欢这个别名,它至少含两层意思，一是时间上的“昔日”，往昔之文,今日存之;一是情感上的“珍惜”，岁月流逝，然心血所凝,当惜之念之。《文存》不包括郭小湄的创作，此前,我曾央求一睹她的诗词创作并建议结集，她选了十余首打印寄给了我,几乎都是词作,感时、伤事、怀旧、自慰，题材颇为广泛,篇篇见真情、字字经斟酌。末页下端附言：“只给你和李爱冬看,万勿外传，切记。”我尊重他的嘱咐，收藏至今。在《惜日文存》后记的收束处有郭小湄新填的《贺新郎〈唱夕阳〉》一首，这是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当可照录于此.词曰：

老去心无虑。

似东风，吹绿黄叶，告别云雾。

沉沉流光人未老,敢抱斜阳漫步。

是甚物，令君倾注。

过眼光阴能有几,怎知得,又是流年度。

书稿定,岁将暮。

此生未有堪悲处。

百忧宽,消闲共赋，沐风听雨。

试作残年高歌饮，我带余辉起舞。

唱一曲，黄昏几许。

辞章若能遗尘世，胜绝那,象笏堆满屋。

天涯情，味留住。

辞章胜于象笏，正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操守。人或谓小湄清高，我却只觉她平易可亲。我们之间惊喜地发现彼此对从前李叔同、丰子恺、赵元任等中外老歌有同好,甚至为了回忆词曲在电话两头唱了起来！这是一种完全放松的,十分难得的情谊。

出自山东大学的另一位就是庄克华老师了。记不准是在哪次会议上,很可能是1981年的第二次全国红学讨论会相识的。开会地点在济南山东大学，山大是她的母校，冯沅君先生是她的导师。在以后的各种会议上颇有见面的机会,特别是1997年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饭店，我俩同住一屋，朝夕相处。2002年的中秋聚会，虽则都已退休,而无不应邀来聚，其中庄克华、郭小湄是最远的,分别从厦门、广州不远千里搭机来京。在京一切已由东道主精心安排,而往返路程则须自理，她俩不仅远道来会,且于临行前执意要在城里请大家吃饭，席间还给刘敬圻等打了电话。依依之情，至今难忘。

庄克华老师属于早期在红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她写于80年代之初题为《诗化的小说----红楼梦艺术初探》一文,约一万五千字,刊于1984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我以为这是庄克华老师研读《红楼梦》的切入点、着力点,她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住这一题目，不断充实、丰富,并以此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使之深化、更新。同期她还有《说“雅”----红楼梦艺术刍谈》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九十年代,她应邀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海峡两岸红学会议,提交了长篇论文《人与自然之生命共颤》，是论贾宝玉之人物创造的,文长一万六千字,发在1996年《红楼梦学刊》第二期。此会我未参加,但仍在庄克华会毕途经北京时见到了她。记得是在杜春耕先生组织的一个小型集会上,庄克华专诚与会,还作了有准备的发言,她的认真、热情,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90年代,庄老师在戏曲研究方面还卓有成果,《论宋元南戏的雅俗之变》意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总体发展的历史源流，把握好由“雅”向“俗”的历史性转化，对解决古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理论问题至关重要。该文载于《文史哲》1996年第5期。庄老师长期执教于厦门大学,小说诗文之外，戏曲也是她熟悉的领域，即使在校外,也常承担这方面的课程。

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是2007年初我终于有了一次厦门之行的机会。此前,尤其是在2002年的聚会之后，庄克华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诚邀我去厦门，终因俗事缠身未能如愿。此番外子应学界友人之邀去厦门大学讲学,我同行而无事一身轻，住厦大校内与庄克华会面十分方便。我们不仅可以步行往返于住地和克华家中，而且我们俩乘公交车在厦门市内浏览，尤其是漫步于厦大校内的海滨步道,自由自在，十分惬意。我亲身领略了厦大之美，她依山临海,山多奇石林木,海岸线绵长有致，学校居于厦门湾内,平和秀美，加之学校财力雄厚，真高校之福地。克华乃有福之人,她的家离海滨不远,可听涛观海;她老伴王教授和她一样热情诚挚，是这里北大校友会的资深会长。她俩都还有若干校内外的讲学和社会活动,虽退而未休。从这里我得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的讯息，以及我们共同朋友的近况。在厦门短短一周,称心快意，虽相期再来,但于我恐怕只能是一个愿望了。

近年来,侭管联系不多,但我确知克华依旧活跃在讲台上。厦门大学漳州校区的一篇报道题为《诗意红楼千古梦,浓情讲堂一夕谈----庄克华教授为厦大学子讲述〈红楼梦〉》，其中说庄教授“年逾古稀，仍然精神矍烁，条理清晰。”讲座题为《一部诗化的小说：解读红楼梦》，“围绕木石前盟、金玉姻缘、金陵十二钗、《芙蓉诔》和《葬花吟》展开，涉及到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关键情节,生动深刻，得到了在座同学的积极回应。”这是2009年年底的事，今年四月间,我和克华通过一次电话,她告诉我次日要去漳州校区讲课。从报道中和电话里,我仿佛看到了克华老师在讲台上的身影，敬业热忱，老而弥坚。

倘若要数“山大之星”，那么还有一颗更为耀眼的作家兼学者的马瑞芳。我呼之为“小马”，近年她更正曰“老了的小马”，即便如此,她仍不属于我们这一层,况且如今她早已名满天下,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众多的听众粉丝,毋需我再来锦上添花了。

梵音萦耳

上文已经提及,我与以上各位的交往都是一种学人之交、文字之交、君子之交，可谓其淡如水,会面甚少、音讯甚稀。但总有一丝牵念,一旦碰面或通话，就感意外的惊喜。

这就要说到近日给我带来意外惊喜的张傲卉老师了。她是三十年前松花江畔的十二人之一,2002的中秋雅集，她也是乘兴前来聚首的一位。我们的见面、相叙也就仅限于这样两次机缘。由于张老师任教于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古代诗词的教学和研究,极少参加小说方面包括《红楼梦》的学术会议,因而张老师不在红学圈子之中，却仍在我们友情的纽带之上。

除去上述两次聚会外,平日里和张老师可说是完全隔阂了。只是近年依稀闻得张老师结有佛缘。在我这面,觉得三十年过去了,离上次见面也有八年之久,理应有所问候，更想有所请益。于是在今年三月间，依2002年所留信息,拨通了张老师的电话。

我真幸运，不待报名，电话那头张老师惊喜地脱口而出：“你是小吕！”顷刻令我感慨万端，呼我“小吕”的北师大师长学长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也因我变老而改口。如今张老师仍依旧称，倍觉亲切。电话讲了足有个把钟头,知道张老师虽早已退休,但仍在编《燕京诗刊》，登载中央和省部级老同志的旧体诗词，虽为内刊,发行量却不小,普受欢迎。尤其是为老干部编的一系列诗集，自毛泽东起,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等等,还有如中央党校原校长杨献珍以及艾思奇等理论家,这些集子，索要者众,十分抢手。同时张老师手头还有诗词方面的科研项目，还要整理她父亲（原大公报名记者）的旧稿，正是名符其实的退而不休。在通话中我冒昧地询问是否皈依，她答曰早有此心,只是自己觉得功力未到,虽则居家,但久已持斋号佛，深研佛经。她修的是净土宗,崇尚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日后要往西天。她还告诉我信佛乃深受外祖母影响,老人临终坐化自了,凡功行深厚之人,身后火化可见舍利。平日里她信仰虔诚，经常布施，工作中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连子女也与她一起身体力行。还说如今有这样的青年群体，力挺传统文化,甘愿放弃工作…….。这一番话,直如醍醐灌顶，眼前一片光明。梵音佛信，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仿佛看见她勤修笃行的身影，顿时杂念俱消、身安心净。

我想,读《红楼梦》的人是否易于参透“好”“了”、与佛结缘呢！

行文至此，收束之际，顺笔记一樁趣事。今年元月廿九日,香山黄叶村邀红学旧友聚会，恰逢蔡义江先生农历生日，席间有几位女士要蔡先生许个愿，老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道:“但愿来世托生做个女教授！”这是极具个性的愿心,也是地道“红楼梦式”的。我当即产生了两种感想，一是莫非自己前生为须眉浊物？这当然是胡想；再者想到,女教授们有福了,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呵，应当十分珍惜《红楼梦》给予我们的福分。

这就回到了本文的初衷，记叙女教授女学者们各自以及相互的红楼情缘。自忖并没有刻意“拔高”她们，更无意以世俗的所谓“半边天”与男性学人争驰；只因周遭学术姐妹确乎历历有人,我之所知虽仅为她们的一鳞半爪，但亦不可因己之疏懒而使其泯灭。乃据亲见亲闻，实录其事，力求追踪摄迹，不加穿凿，以期存留她们问学和教书之业绩。至于闻见所限，才力所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知我谅我,是为至祈。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还是那句老话:结缘卅年相聚恨短,红楼一梦地久天长。

写于2010年4-5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收入《红楼梦会心录》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附注：

2018年7月4日邸瑞平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我通过博客表达哀思，“今接内蒙古师范大学李爱冬老师来电，告邸瑞平老师于本月四日辞世。邸老师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她女儿遵母嘱事后告知生前友好。现将八年前之文和2013年若干照片重发，以寄哀思。 吕启祥 敬悼 2018.07.28”

2022年3月9日，我的博文《痛悼郭小湄老友》：郭小湄先生的女儿打来电话，沉痛通报她的妈妈郭小湄久病不治于2022年2月23日离世，终年88岁。闻讯我们深感悲痛，谈及结缘红学和在广州看望郭小湄的情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毛庆耆先生和家人节哀。记得2014年3月下旬,我和老伴广东行, 22日上午,我赴暨南大学看望中文系已退休多年的红学家郭小湄教授,并学书赠郭小湄词作几幅。今见郭小湄教授裱好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现在授权发布其中两幅。启祥并非书家,只因激赏小湄词作,钞录下来,以表敬佩，更示友情。

2023年12月20日获悉“沉痛敬告：我们的母亲李爱冬于2023年12月20日晨在北京医院老年病科去世。享年92岁。走得安详宁静，她将活在子女孙辈和爱她的亲朋好友心里。”我们发出唁电：“惊悉爱冬大姐走了，十分悲痛。老人走得安詳宁静，子女尽力尽孝，老友遥盼爱冬大姐天国自由遨翔，家人节哀。吕启祥，黄安年，二十一日十五时四十分敬挽。”

2024年4月16日，我们在《痛悼学界良师益友邓魁英先生离世》博文中写道：老友先后传来邓魁英先生今天上午六时因病在北京逝世的噩耗，她的离世使我们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邓先生淡出学界以来仍不忘学界老友。2013年11月25日经先生的亲自安排，已经84岁的邓魁英、85岁的邸瑞平、82岁的李爱冬、76岁的吕启祥在北师大丽耘宾馆相聚的场景至今令人难忘。当年红学研究者中“金陵十二钗”的四位难得见面，格外兴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疫情期间和邓先生电话联系未断，相约疫情解除后再见面。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今年1月19日上午是和邓魁英老师最后一次电话沟通。在聂先生2018年去世后六年，邓先生也走了，到天国和聂先生相会去了，她和聂石樵先生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先生一路走好，愿聂鸿音、聂鸿飞及家人节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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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十九，看望学界老友邓魁英、李爱冬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第22847篇）

今往北师大看望邓魁英先生，她已届九十，八十八岁的李爱冬先生也如约来聚。下面是邓魁英、李爱冬、吕启祥三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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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十，教师节前看望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老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9月4日发布

9月3日上午，我和吕启祥来北师大看望文学院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三位老师。郭预衡先生今年89岁, 聂石樵先生今年83岁, 邓魁英今年81岁,他(她)们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知名教授，见到他(她)们身体健康,非常高兴。记得1954-1955年间邓魁英老师为我们历史系的新生讲授中国文学,而吕启祥在中文系就读和任教时从三位先生那里受到的教益就更多了。现在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郭预衡老师告诉我们他的臂腕有劲，腿脚灵便,这和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玉田学了一手少林功和行义功有关,这还是我们头一回听他说起。我们看到迄今他的书法还刚劲有力，实在不易。聂石樵先生每天清晨在学校操场走步健身一个小时,下午还活动三刻钟。看到他那修长结实的身材十分羡慕，他打趣地说,我原来体重130斤，现在120斤了,我怕再瘦下去。在三位先生那里自然有很多学术话题，时间飞逝，只能相约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