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殒落----我所认识的袁水拍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日发布（第35471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59-75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照片及相关资料。】

诗人的殒落----我所认识的袁水拍

         如今，对于年轻一代, 袁水拍这个名字已经陌生。只有中文系学生在现代文学史课程里会略知这位诗人；或者当人们回顾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时，会留意《质问文艺报》一文的作者就是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或者想起十年浩劫末期他曾“荣任”文化部副部长。这种种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过来人，也会渐渐淡化，以至淡忘。

        由于某种机缘，我在水拍晚年与之有些接触往来。水拍于1982年逝世，十年之后，我写过一点回忆的文字,刊于《一份缘》；至今，又过了将近二十年,算来水拍已届九十五岁了。翻检旧文,又重读了他的诗集，不免引发诸多感触和思索。现在将前文重刊于此,做为上篇;将增补的作为续篇，合在一起,似乎可以拓展和深化对于水拍的认识,也算是我对于这位新诗人、老领导的一个纪念。

上篇

            翻开抽斗，在斗底保存着一份十年前的讣告和逝者给我的两封信及两个便条。我不止一次地想写一点忆念的文字，因为在水拍同志的最后岁月，去医院看望者寥寥，了解病人彼时心情的怕也不很多。然而，或许是因为我很少写这类文字，或许是自觉人微言轻，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几次提笔又止，终于没有写什么。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惊异于自己竟疏懒至此，作为后辈，一种歉疚之情从心底油然升起，我实在不应该再耽搁。两张条子中的一张，或许竟是绝笔；而这信件，足可见出他辞世前心中的悔恨和渴望。                                  一

      讣告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由“袁水拍同志治丧小组”发出的，上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著名诗人、中共党员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间质纤维化病，经友谊医院久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时四十分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定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        这样的讣告和仪式在那个年月可以算得是真正从简的。人们都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追悼会不断，为了纪念十年浩劫中的死难者，寄托哀思，一般都很隆重。而水拍的情形比较复杂，他既“在劫难逃”，又于十年的末期重又被任用，因而再度受到审查，直到病篤住院，审查似乎还未结束。对他而言，不一定很在意讣告中“著名诗人”的头衔，却极其看重“中共党员”这四个字的分量。我不清楚在他生前是否被告知党仍然接纳他，但我确切知道这是他最后岁月中郁郁于心、耿耿于怀的一件大事。甚至可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我去看他虽次数不多，但每次必听他提到党籍问题，深感他为此焦虑、忧伤，愈到后来愈益迫切。住院之后，我曾表示愿尽力替他转递一封信，为此，他复了我一信，照录如下：         启祥同志：         你来看我后写的信，已收到。我随即复你，说过二三天答你一信。经考虑，我不写那封信了。因为九月底、十月初，我在困顿中已写了封信。内容主要是检讨（当然只有要点），向党认错赔罪，希望在我的病情日渐加重中，能早日得到党和人民的宽饶，让我留在党内，请党继续察看考验，让我做一点写作研究工作，不是要继续窃居什么地位。目的是能够在社会上见得人，与老朋友老同志重新见面，与读者能够见面，为读者写一点东西，服点务。当然，给领导写信，不好写得这么具体，只能表示一个大意。这封信是辗转托收信人（本文笔者按：信写给陈云同志）的儿子陈元转给秘书室的。又，为了秘书室的同志，可能已不复是60年代的老同志（那时他们可能认识我），所以附了一封致秘书的信，说明写信人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教导，在他的住宅里听过评弹的录音带，接受他的指示，为评弹写了若干文章，还整理过他关于评弹曲艺的指示，作为学习材料发给过开文艺方面会议的代表。那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周扬、默涵同志，还有不少人，据我了解，是称赞这个艺术品种的。我家乡是南方，更是它的爱好者。我认为中国传统的讲唱文学有其特点、优胜之处。我的病如果不至于不起，我还想做一些文艺宣传，包括评弹的工作。最近从报上看到了陈云同志关于由《真情假意》评弹改编的电视剧《真与假》的谈话，多次想写文，无奈体力不支，多次搁笔。我不能再一次噜囌地给他写信，只能托你有机会向她女儿讲有这么回事。我只希望早日处理，哪怕偏重一点，让我求医问药，得到一些“见得人”的方便。我确实犯了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一定改悔。现在，我和我的孩子，都不知道这种病该怎么治疗。匆匆，体力有限，很草率，希谅！祝好。                                        袁水拍 十•二十一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的诚恳认错之心、执着向党之心以及渴望做事之心。其时，他病已重，在我这样一个后辈，一个既不掌权又不出名的普通人面前，不必矫作，不必讳饰，所言是真实的。 　　在此前后，还给过我两个便条： 　　 　　启祥同志： 　　冯、巫（按：指冯其庸同志和巫大夫）均已来过，谢谢您！ 　　我大约过二、三天给你复信。 　　刻安                                         袁水拍 十•十 　　 　　启祥同志： 　　艾克（按：指艾克恩同志）今天即来看我，时间短，但不容易，都是关照之故，他讲了不少使我宽慰的话，一片好意。 　　祝你去沪顺利，回京后给我一封信，谢谢！ 　　祝好                                     袁水拍 十•二十二        此处“去沪顺利“是指我一九八二年十月下旬去上海参加第三次全国红学讨论会。临行前曾去医院看望，告以回京后再来，从便条中见出他确在盼待。然而，待我会毕返京，接到的却是一纸讣闻！                                   二

       我第一次见到袁水拍同志大约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其时正值毛主席对文艺“两个批示”下达之后，空气相当紧张。从各高校调集了一些同志来参加文艺评论，我也在其中。水拍同志是文艺处（相当于今天的文艺局）处长，我们多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教师，文艺处通过贾文昭同志管我们的工作，作为处长自有他的一摊事情，平时很少见到。        以前，也许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他的《马凡陀山歌》，记得是一个有插图的，开本近乎见方的本子，封面有漫画式的作者像，在大学里，我曾参加过《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自然知道马凡陀就是袁水拍，而且似乎还知道”马凡陀”谐音“麻烦透”，那些政治讽刺诗，嬉笑怒骂，使得国民党政府伤透了脑筋。什么《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等等，流传甚广。       正因此，对于这位文艺处的领导人，在我还有一种读者对作家的好奇心。一见之下，脑子里立刻跳出了那封面的漫画——真像，可谓得神，当时心里直想笑，对文艺前辈兼领导委实有点不敬。那封面大约是丁聪画的吧，这位画家有寥寥几笔神情毕肖的本领。私心以为写讽刺诗的人总该有幽默感，不会因为我的忍俊不禁而见怪吧。        现在回想，当时的中宣部有一种好的传统，那就是较少衙门气，对于各级领导人没有称“长”的习惯，从不叫某部长某处长，一律称同志,例如周扬同志、默涵同志、水拍同志、一平同志等等，习惯成自然，上下皆是，称“长”反而叫不出口。嗣后，不论世事如何升沉变化，对中宣部的老领导，我始终不惯称“长”，对水拍同志亦然。这种比较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不单是形式上的，在工作中也有体现。记得我们几个人写的东西，这些领导人还认真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今天看来，这批文章是“左”的路线的产物，缺陷和错误十分明显；然而就当年的工作作风和写作训练而言，仍使我至今受益。印象颇深的是在一次水拍同志主持的讨论会上，周扬同志讲了这样的意见：一篇好的文章总要有新意，或是有新的观点，或是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表述方法，三者居一，就可取了。又讲到论证问题，说论据不在多，只要有力量，一个例证就足可驳倒对方，胜过罗列一大堆与观点游离的材料。这些话并非针对哪一篇具体的文章，却给人启发，至今还记得很牢。会后水拍同志抓得很具体细致，我写的东西也经他改过，在清样上添画了不少。他曾长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改稿是家常便饭，无怪具有做编辑审稿工作细致严谨的作风。此后，他还批评过我的粗心大意，从我校看过的稿件中发现不止一处的“漏网之鱼”，很使我感愧。        六四年到京郊参加“四清”，水拍同志也编在我们工作队里，但不常在乡下。当时工作队队长是文艺处支部书记李曙光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市的劳而逸同志。据我观察，他们对水拍同志在生活上给以很大的照顾。那时工作队都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且不说水拍是否吃得惯北方农村的白薯棒碴粥，单是上炕落座，就把他难住了，那高大的身躯，又从不会盘腿，大约连手脚都觉得没处放似的，那浓重的南音更难于和老乡沟通，如果不是队长们陪了同去，恐怕是很尴尬的。不过他和我们一般队员不同，在村里时间很少，常常是来了又被接走了，听说是为了商讨毛泽东诗词的翻译问题。        如果没有“文革”的劫难及以后的种种，我对水拍同志的认识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不过是下级对上级、读者对作家而已。在我眼里，他的诗挺幽默，人却蛮严肃的。                                      三

      “四清”的锣鼓未歇，“文革”的风暴已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呼号，响彻内外，水拍依其地位属于“大判官”之列，自应打倒。我在文艺处虽年龄辈份均居最末，地道“小鬼”，但并无太多“解放感”，盖因学校造反派追赠我以“修正主义苗子”之名，中宣部造反派又加我以“泄密”之罪（将文艺批判的材料报告给母校），于是便成一“灰色小鬼”。所幸庙大鬼小，虽蒙灰色，不可依靠，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对于“黑帮”当然没有红色小鬼那样的优越感和革命性了。        一天，在办公室走廊里，光线幽暗，对面一个高大的身躯移近来，突然，向着这面的小鬼们深深一躬，人们为之愕然。其时，文艺处的批判会自然常开，大字报更不用说，可是比之大学，这里温和多了，但社会上大风暴不住地往大楼里卷，过不多久，听说水拍禁受不住冲击，吞服了大量药，在医院里抢救，处里的男同志都曾去轮流值班。水拍后来的病，实是此时种下的因。        69年中宣部军管，连锅端到了塞上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包括袁水拍、苏一平、于光远、许力以、李曙光、龚育之等等“判官”和准判官。当时真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凉气氛，准备一辈子接受再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三门干部”（按指家门、校门、机关门）来说，禁受大西北黄土、烈日、风沙、盐碱自然条件下的水田、菜地、基建、副业种种劳作，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而老同志中，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锻炼的，承受力显然要强得多；对于解放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化圈、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袁水拍来说，环境就显得分外严酷。在那又滑又窄的田埂上，他走不稳，手足并用，几同爬行；偶尔食堂发一次面和馅包饺子，也成了他的难题。有一桩轶闻，传扬甚广，是说连队派水拍去放驴，驴跑了，他高喊“站住！”毛驴自然不懂诗人的语言，我行我素。这一场景我并未目睹，我只见过他赶着鸭子，但揆情度理，此事当非杜撰。毛驴在干校是个重要角色，磨豆腐送豆腐都得靠它。我在豆腐坊干过很长时间，日复一日伴着毛驴看磨磨浆。驾驴车送豆腐的多半是小伙子，要毛驴听话非懂得那几声特定的吆喝不成。水拍不谙此道，蹓牲口时呼叫“站住”，不足为怪。       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却带着几分苦涩。       那年月，一天劳累，几乎不想什么。除去语录，无书可读，只有《红楼梦》例外。在文化沙漠之中，翻开《红楼梦》，真是如获甘霖、如逢知己。种种人生况味，升沉荣辱，几乎都可以从自身和身处的现实世界中得到验证。尤其是高层权力走马灯似的更迭，使得我辈凡人眼花缭乱，真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七三年以后，干校的人陆续被调回城里，重新分配工作。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又一轮重新排列组合。水拍同志不仅重新“登场”，且属升迁的一种。其中原委，非我所能通晓；只是因了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又成了他的下属。       缘由是中宣部既为“砸烂”单位，全班人马自不可能复归，走了一大程“五七”道路后只有各奔前程，我仍回到学校。其时正值招收工农兵学员，大搞评法批儒，拉着队伍，今日工厂，明日农村；今日道古，明日说今，既不教学，也不科研。一本鲁迅语录，我奉派讲过十数场大课，觉得鲁迅有知，未必愿有此殊荣，我辈后生如此宣讲法亦属“史无前例”。总之对不安定无秩序的生活难以适应，于是见了文艺处的老同事不免诉说，想找个稳定的学术工作静心去做，避免折腾。       水拍同志大约知道我在干校读“红”，时下演“鲁”，便告知可以去参加一项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我觉得难以胜任，他说可以学习，他自己也想学。其时此项工作已经开始，校注组同志们带着部分征求意见稿四出求教时，水拍命我同他认真逐回校读，并要我去北京图书馆查看“程甲本”。这个校注组便是冯其庸同志主持的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属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后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苏一平同志对这项学术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直至完成。       当时，以水拍的处境和地位想要做具体切实的学术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受命要管其他更多更“重大”的事。但即以这为时短促的一段工作而言，他确实十分顶真，兴趣很浓，不仅踏下心来仔细校读，还常常提出各种问题。我曾想过，对他说来，潜心做研究或搞创作，也许更适合他的本性。                                       四

    “四人帮”垮台后，水拍理所当然地又从他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又一次受到了审查。文化界与他同辈的人对他多所诟病，不屑往来；他自己更觉难见故人，封闭起来。今天回想，在他固然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也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何况，正如袁鹰同志所说，水拍一旦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就全力投入，勤恳如故，“却不懂城廓依旧，人事全非。这种单纯和天真，自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见《袁水拍诗歌选•后记》）。的确，他的单纯和天真，有时不亚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几乎近迂。这个从三、四十年代起就真诚地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党的诗人，对于那些假借党和人民名义以欺世的人，是未必能够辨识的。在他已经作古的今天，尤其应当平心静气地历史地来看，而不宜过分苛求的。      这段时期他蛰居家中，悔恨苦闷，精神极度压抑，偶尔，向我借书，记得是吴世昌先生的《红楼梦探源外编》，不久归还。附条说“承借吴氏书一册，谢谢。后，我又买到一本。现将书奉还，但非原书。原书有您签名，不料我看时，竟忘乎所以地将有些书页划了线写了字了。”这大约是八二年三月间的事。谨慎细心，一如往日，而且更甚了。有时也托我找些资料和文章来看，三月三十日给我函中谓；“信及大作剪报均收到。大作已读，甚佩用力之勤，分析甚细。文引甲戌本眉批，烘云托月，背面傅粉等语，不知是否均能举出具体例子来？过去似知道金圣叹有这类评语，亦未深究。所以只是传闻，有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联系不上书中某段某句.还有: 烘云托月是否与背面傅粉是差不多的一回事?不过是彼此说明的互文?什么叫背面傅粉?是否指写宝黛爱情却写他们的闹别扭,闹得越僵,托出爱的越深?这是很粗浅的联想.不知究竟如何?”     我不记得他看的是哪篇文章,信中提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机会讨论,多半是因为他生病,反正是没了下文。在此前后记得有些相熟的同志和我都曾建议他写点评弹方面的东西或搞点翻译，总之是要做点事情，一边等待组织上审查的结论。但他终于没有做多少，没有心思做，后来病重了更没有精力做。 　　在水拍同志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那悔恨、急迫、诚挚的心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文化人，而且在文化界长期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他自有欠缺和过错，这同他脆弱的一面相关，但他确实还有诚挚执着的一面，合起来才是他的全般。由于不是同一代人，更由于我是一个普通人，对我不需顾忌和掩饰什么，因此，我眼里的水拍也许比较近真，近乎他的本来面目。我并不熟识水拍同志的家人，他的夫人先他而去，我只见过几面，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口柔软的苏白和一双柔软的手。他的孩子早已自立，似乎不在文化界，亦不知今在何处。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袁水拍诗歌选》，徐迟为之作序，袁鹰写了后记。徐、袁二位都是诗人，而且是水拍的老朋友、老同事，相交数十年，相知自然也是很深的。读着这些序跋文，尤其是翻看这里编选的二百首诗，仿佛又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爱国青年和革命诗人的身影，感受到盛年逢盛时的充沛豪气和明丽时光，联想到我所看到的那蹉跎倾跌的晚年，不免感慨系之。选集中最后几首针对日本修订教科书掩盖侵华史实而发：《日本文部省修辞学发凡》、《课长申辩增广》、《教科书歌》、《今文观止：文官武辩记》，写于一九八二年“八•一五”前后，均载于香港《大公报》，国内读者不一定见到。我以为这几首诗既保有马凡陀式的锐利和辛辣，艺术上也更臻圆熟老到。可惜只有几首，而且此时离他辞世仅两个月。  

　　作为一位诗人和评论家，水拍自有他的幽默、机智和锋芒。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行政能力实在不怎么强，只是记录上级的指示和讲话特别详尽，谨慎得像一个办事员。我宁肯忘记了他是一个什么“长”，而把写“马凡陀山歌”的诗人袁水拍保存在记忆里。这样或许更有意义。本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应当有他的一席地位的。 　　

续篇

    以上的文字写于1991年，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水拍的影象时而模糊，有时反而更见清晰，优秀的诗人和勤谨的办事员的叠象反复呈现，令我困惑又促我思索。

五

    推究起来,水拍与我之间，还有一种渊源，也是我较能理解和体察他处境和心情的缘由，那就是,在他身上我仿佛见到父亲的影子，也就是说，他的前半生,其经历和个性与我的父亲颇多相似之点。

   水拍是苏州人,1916年生，1935年考进中国银行作练习生,抗战开始调到中行香港分行当一名低级职员。我父亲1908年生长江浙，年轻时考进上海中国银行，从练习生做起。中行对练习生要求很严,历时很长,须遍历各业务部门的最底层工作,方始正式录用。1938年父亲调香港，41年返沪。彼时香港中行规模很小,人不会多,从时段上看,应同过事，但我从来未问过水拍,更无从由父亲处得知。我父亲于1951年病逝，存年仅44岁,是典型的“严父”，对幼年的我似乎从未说过什么话。38年全家随父去港时把我留在了上海。后来知道，香港中行有个叫王棣的与父亲同事，是水拍的儿女亲家。对此我亦未求证。这些都不重要,我想说的是,银行的职业训练养成那种勤谨、审慎、驯服的作风，其积极面是敬业、严谨，其负面则唯上级之命是听,保守拘束、胆小怕事。对父亲而言，循此习性，终其一生；对于年轻得多的水拍,也不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解放前他写诗、编刊等是业余的，解放后他调入党报,又到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身负重任。谨慎持重,自不待言，同时也显得拘谨呆板，勉力做他并不擅长的行政领导工作。华君武有幅漫画，速写“除四害”时“水拍爬上屋顶,以长竿缚布挥舞，状甚严肃可笑”。此画极其得神，水拍着西装，戴深度近视镜，虔诚得近乎迂，正是他执行上级指示状态的写照。记得水拍曾长期在胡乔木手下工作,对乔木同志的指示、讲话，他几乎奉若神明,我见过他开会做记录的那些小本子,一页页密密麻麻地记录下乔木的讲话，几乎做到一字不漏，传达时也一字不易、源源本本。在文艺处水拍主持的会议总是上传下达、贯彻执行，少有他个人的见解，更不用说异议。他恪守上下级的伦理秩序与他旧时的职员生涯不无关系。印象中我父亲替上司(行长、总经理之类领导)起草信件时字斟句酌、反复诵读、多次修改,直至钞写恭整，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他一辈子就在这种代人捉刀的秘书性质的文字生涯中度过。青年水拍才高笔健、意气风发，及壮又身居高位，他的勤恳忠诚当然成就了很多业绩；然而世路并不平坦，一旦错误路线占了上风,一个不善独立思考、不敢顶风抗压的“老实人”，不栽跟斗、不陷泥淖，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年动乱末期水拍的“荣升”文化部副部长导致新一轮悲剧也就势所必然。海外的朋友谓“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是惋惜、是责备，更是深知其人的体谅。

    中国银行对其从业人员的业务要求似乎也包括外文。我曾很奇怪，不知父亲的外文从何处得来,他并未上过大学,连新式学堂也似未进,旧学得自学塾家授；而面对哥哥姐姐就读的教会学校那颇深的英文，却能居高临下、游刃有余，他职责范围内的运用,当不在话下。想来是自修的吧。水拍亦未读大学(考入沪江未读而就业了)，他的英文水平则达到能翻译外国诗的程度,在重庆时他译过霍斯曼、彭斯和拜伦等人的诗，以后还曾从英译本转译聂鲁达的诗。担任《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组的组长，尽管组内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等外交和中外文学的专家,当组长固然是“把关”，也总得“粗通”吧。总之，我对水拍的外语水平,至今“莫测高深”，犹如诧异于父亲之“无师自通”。然而他们曾得益于中国银行这个涉外业务对于员工的外文要求，这点大致是不错的,至于水平高低则要看个人所下的功夫和修为的深浅了。

    水拍一生生活在城市中，苏州、上海、香港、重庆、北京。他是个地道的城里人。生活相对优裕、稳定,不必说对农村、对农活一窍不通，就连日常的柴米油盐、饮食起居都备受照顾。一句话，就是生活能力极差。这样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一旦作为“革命对象”“下放”到了农村里,其窘迫、尴尬、手足无措、乃至四面楚歌的境况是注定会出现的。前文已经叙及水拍在“四清”和“干校”时的状况，不必说劳动,生活就是一关。此际我很容易联想到父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家务俗事一概不问,据母亲说他一辈子连条手帕都没有洗过。在缺乏生活能力这一点上.两者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对此，我是颇能体察的。

    父亲早逝，完全没有经历五十年代起的种种“运动”。不同于父亲这样的旧知识份子，水拍早年倾向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历次运动他都是在革命的一边,以他者为革命对象的。“文革”风暴骤起,地覆天翻，自身被打倒，成为革命对象，水拍不能理解、不能禁受，他绝望了,吞服了大量的药。

　我曾经想，如果当时在医院里抢救不及，回天乏术，那么,水拍就同老舍一样，他的悲剧，也就是与老舍同类性质的悲剧，没有了以后的种种,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会不一样了吧！

    然而，历史,包括个人的历史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悲喜剧，水拍便属于十分独特的那一种。

六

    对于袁水拍诗歌的成就和影响，我发现自己存在着很大的盲区,需要校正和补课。五十年代上学，只是知晓他的一些代表作,主要是《马凡陀山歌》里的篇章。这些歌谣，短小犀利，易诵难忘。比如《一只猫》“军阀时代:水龙,刀，/还政于民:枪连炮。/镇压学生毒辣狠，/看见洋人一只猫：/妙呜妙呜，要要要!”《东南西北古怪风》里的“国以币治，/善哉！善哉！”“大亨世纪,/万税！万税！”又如“关金票,乌鸦叫,/千元法币没人要”“ 关金票,三上吊,/百姓急得双脚跳”“十八层地狱刀对刀，/十八层高楼打中觉”（《关金票》）“黄浦氽到阶沿上,/房子造在金条上,/工厂死在接收上,/鸟窠做在烟囱上”“脑袋碰在枪弹上,/和平挑在刀尖上,/中国命运在哪里？/挂在高高鼻子上。”（《发票贴在印花上》）此外像《幕开幕落》、《海内奇谈》、《人咬狗》、《四不象》等,单看题目，俏皮中就露出锋芒,可圈可点。到六十年代忙于眼前工作,即便是到了他手下,亦未认真研读其作品。长期以来总是把他看成一个讽刺诗人、一个唱响山歌抨击时弊歌颂光明的战士。

    这当然不错，但远远不够。诗人兼老友的徐迟和袁鹰不愧是他的知音，如今徐迟亦已作古, 袁鹰健在，重温他们为《袁水拍诗歌集》所写的序跋实在是最佳的导读和最切的评论,使我对袁水拍的诗作又有了若干新的认识。

    首先说数量，徐迟是从一大包著译中进行选编的,其中成书的有二十本之多,包括诗集十本、山歌集两本,还有译诗集六本,诗论集两本。这还不全,编者还找出旧藏两本补上。其中解放前的诗集有《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和那脍灸人口的丁聪插图的《马凡陀山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有《春莺颂》、《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与诅咒》等,还有一本编好而未出的《云水集》。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数量相当可观，纠正了我原来觉得水拍创作不算很丰富的老印象。

    再来说艺术质量。我一向以为水拍诗歌的精华部分是山歌和政治讽刺诗，忽略了他的抒情诗。而徐迟以其诗人的艺术眼光和纯正趣味指出“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抒情诗。那应当是他最擅长的诗歌形式,自有他特具的优势和卓越的禀赋的”。举出的往往都是从我眼皮底下滑过而不懂得体味品鉴的例子，特别是题目叫《火车》的那一首,写一列冬夜旷野里奔向僻远乡镇的末班车,在摇荡的车厢里和清冷的小站上,两头有相互牵念着“我所约好的人”，那期待和被期待的心情写得真切细腻，足以打动每一个人。我读这首诗被触动过,却不能领略那诗的真谛；徐迟誉之为“廻肠荡气”的抒情名篇。因为这种几乎人人都有却未必能说出的体验被诗人捕捉、表达出来了，“能说出这种共感的抒情诗诚然是最好的抒情诗了”。徐迟还认为“如果袁水拍能将他的才华集中于写这种抒情诗，他将得到何等的丰盛收获。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写得和彭斯一样好,和拜伦一样好,甚至是可以,完全可以写得和所有那些大诗人的抒情诗一样好的。”这样高的评价令我震动和省悟,此非过誉,乃行家确评,校正了我对于水拍诗歌艺术成就的认识。可惜水拍未能在这一诗歌门类中充分展现他的才华,时代和现实驱使他把热情投向了山歌的创作。他那嬉笑怒骂幽默讽刺的山歌如投枪匕首,早已广泛流传赢得光辉战绩了。

    复次还想说说水拍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后辈从字面上从诗集里难以感受到的。水拍诗歌不出自象牙塔，而来自十字街头,最初都发表在报刊上,反映现实迅捷敏锐，锋芒犀利，痛快淋漓,当年国统区的进步青年集会少不了朗诵马凡陀的山歌。袁鹰回忆在一次营火晚会上表演过《朱警察查户口》（调寄《朱大嫂送鸡蛋》）观众情绪热烈。这表明山歌的鲜活,它在与群众的互动中获得了生命。今天我们虽则会唱《朱大嫂送鸡蛋》，在这熟悉的曲调中填入《朱警察查户口》只觉得幽默讽刺，甚至感到有点搞笑,这是由于时移世易，失去了现场感,对于诗的战斗性和影响力就无从切身体会了。同样的,对于水拍抒情诗的魅力也是意想不到的。徐迟还记得《铃鼓》和《哀悼》这两首抒情诗曾由育才学校的一位表演艺术家朗诵过,“那一次是我一生所听到的最美的诗和最感人的朗诵了”。这是何等令人陶醉的艺术享受！诗要能够朗诵，给人以美感，当然还要有能够欣赏的对象。我深感由于年代隔阂和水平限制,对于水拍诗歌的成就和影响是认识不足的。

    此外，水拍的眼界胸襟还体现在他国际题材的诗作、翻译和外交舞台的活动中,他对世界和平运动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纪念的。

七

    作为一个个案，袁水拍的生平和创作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比方说,适宜的环境和土壤怎样萌发诗人的才华,催生诗人迅速成长、成熟；又在怎样的条件下变得沉默、干枯以至于窒息。徐迟说得好,“诗人要桂冠，勿要乌纱帽”。水拍的才情在乌纱帽底下萎缩、压灭是不争的事实。本来，诗人、作家、艺术家是不宜做官、不宜受诸多限制的,连毛泽东都说水拍应当多写,“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外出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在信中称赞他讽刺教条主义的诗歌《摇头》（《毛泽东书信选集》）。时至今日，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组织部门总是要让那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各方面的专家戴上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使之官僚化,使各种学术、艺术、教育机构衙门化。“创造性人才”又何从生长呢！

    水拍的创作道路其实也有相当的代表性,现代文学史上除去鲁迅早逝，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等,他们的成就自然高于水拍,而他们的创作高峰期都在上世纪上半叶，与水拍相仿，尔后也都少佳作、概念化、不灵光了。

    从作家的主观方面看,水拍身上存在诸多矛盾。我们看到他的艺术秉赋一旦触发是怎样地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造就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黄金期；他的谋生手段职业习惯又怎样与张扬的艺术个性形成反差。总之小职员和大诗人二者统一在他身上。还有那些一望而知相互矛盾的特征：身躯高大而慢声细气,笔下流利却拙于言词，颇有权威却谨小慎微。反正其人并不如其文。尤其是在我认识他的后期。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遑论抒情诗；“运动”起来，哪里还有山歌，只剩下了检讨。

    在我的心目中很难想象水拍是富于审美情趣的,他进过艺专、学过美术,早年浸润在苏州深厚醇美的文化氛围里。我知道他喜爱评弹，以为不过是苏州人,听着顺耳。其实他对评弹艺术濡研很深,不仅自身创作得到了滋养，而且对这一艺术品种多所倡导和扶持，还由此与陈云同志结了缘。前文叙及他想给陈云同志写信就是因为有此旧缘，其时我曾承诺帮他送信，因外子时任教北师大历史系,兼做77级班主任,而陈云的女儿恰好在此班级。后来未曾找我而水拍自己通过陈云秘书递上去了。

    这信的内容前文已引述，足证他对党的忠贞不渝。他似乎不大在意诗人的称号，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包括我这样的后辈不能忘记。尽管我的视角有局限,我亲眼目睹了诗人的殒落，而只能从书本里、从上一代人的回忆里窥见诗人当年的光芒。而这光芒，已经足够在诗的星空里永久闪烁了。

2010年3月中旬增补

附记：

         上篇原题《我记忆里的袁水拍》，写于1991年8月，载中华散文文丛《一份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所提到的诗人和报告文学名家徐迟、原中宣部的领导周扬、林默涵、原文艺处的苏一平、艾克恩、贾文昭、还有巫君玉大夫，都已相继谢世了。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 7期；

                    收入《红楼梦会心录》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附一，袁水拍著《袁水拍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文史综合研究藏书】（WSZH编号第68103）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9月30日发布（第28479篇 ）

2019年1月6日-2021年5月31日笔者整理并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了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吕启祥在纸质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黄安年美国问题中文藏书、吕启祥藏书《红楼梦》研究书目等目录。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我们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是一个普通教学和学术工作者学术探索历程的文字记录。对于笔者通过网上广泛征求有意接收的单位达成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现在发布的是袁水拍著《袁水拍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文史综合研究藏书】（WSZH编号第68103），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850X1168MM，32开本，15印张，31.8万字，460页；3.15元，书号10019 3831，封面设计郁风，插图8。

序（徐迟，1984.4.6）； 目录，1-5辑，后记（袁鹰1984.9）

照片34张拍自袁水拍著《袁水拍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文史综合研究藏书】（WSZH编号第6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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