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逍遥游》如何才是逍遥的问题，郭象的注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认为大鹏与鷃雀之类，在形体、识见、理想、能力诸方面尽管有所差异，但都可任其性而逍遥。（郭注不符合庄子的本意，可参阅边家珍《论〈庄子〉的以“大”为美》一文。） 

  东晋支遁（支道林）则明确反对这一看法。据《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 ‘各适性以为逍遥。’ 遁曰: ‘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支遁说，如夏桀、盗跖那样“以残害为性”的，也能算作“逍遥”吗？这一反驳是相当有力的。

  又，《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的注：“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地之）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支遁以为，人的满足感是分层次的，饥而食、渴而饮，而不识嘉谷、醪醴之美味者，只是较浅的满足，谈不上逍遥。而大鹏虽曾高远翱翔，却有待于大风；鷃雀以近笑远，骄矜于内心，两者均不是真正的逍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才得“至人之心”，才是“至足”，也才是真正的“逍遥”啊！

   郭象借助于《庄子》，发挥他自己的思想（不是郭象注庄子，而是庄子注郭象）；而支遁则通过这种批驳，力图在思想认识上使庄子回到他自身，从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群儒旧学，莫不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