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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8)
大型学术专著《狂犬病(RABIES)》第18章的译文
前记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GARC)合作,发起制定“2030年前在全球消除狂犬病”的计划。由于99%的人类狂犬病感染都是源于被犬咬伤,只要犬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就可将人的患病率降为零。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提前达到目标。中国也很有希望按时达标。
让尽可能多的人全面深入了解犬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将有助于达此目标。目前国际上关于狂犬病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大型学术专著是《狂犬病的科学基础和管控(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简称《狂犬病(RABIES)》。该书最新版(第4版)已于2020年5月面世。该书共有22章,其中第18章是《犬狂犬病及其控制(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现将此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供参考。
犬狂犬病及其控制(8)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2.流行病学和社会经济学框架对犬狂犬病控制的影响(6)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frameworks on dog rabies control)
2.3. 超越“有效性”:探索狂犬病控制的社会因素(3)
(Beyond “effectiveness”: Exploring social dimensions of rabies control)
支持社区和政府拥有自己的卫生干预措施,可以培育一种集体责任的文化,鼓励社区成员对项目规划、发展和执行有更大的参与度和自愿承诺(参看例证:McFarlane & Fehir, 1994)。这种支持可以进一步促进赋权(empowerment)进程。然而,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志愿者和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通常需要快速见效或节约成本,因此无法提供这样的支持。但这项任务并非不可能完成,尤其是如果能采用整合社会科学经验的新方法的话。例如,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志愿服务理论和模式中学习(Hustinx & Lammertyn, 2003)。在没有志愿服务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仍然存在集体活动的自愿参与角色。例如,在狂犬病流行地区进行犬类疫苗接种等集体行动,可以基于特定社区的文化承诺和规范。这种方法可能需要耗费时间、没有直接补偿,且受益不明显,因此在人们处于资源贬乏型生存状态,且存在竞争性基本需求的地区(例如非洲大部分农村地区)可能会面临挑战。然而,了解个体在这些环境中如何体验和参与社区生活,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志愿服务如何得以实施的有价值见解。例如,当个体为集体项目(如讨论特定健康问题或发展议程的村级会议)投入时间和精力时,他们会对小型农村社区产生集体认同感从而促进社会凝聚力。例如,在东非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法规通常由社区自行制定和实施,以正式明确个人对集体的职责和承诺。
此外,通常还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传统规则和地方习俗指导社会互动以及社区参与的规则。简而言之,如果清楚地理解并通过志愿者以新的方式应用社会规范,可能会对个人对狂犬病干预项目的贡献和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造福公众利益。然而,旨在促进公众对狂犬病干预项目产生认同感的项目可能仍会面临成本方面的限制,尤其是与所需的人力资源有关的成本。支持接种人员和行政人员(例如负责登记犬只和发放接种证书的人员)的相关费用严重挤占了一些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活动预算(Hatchetal.,2016)。如果人们拥有一种所有权感,并通过志愿服务或通过共同决定的规则参与这些项目,他们就不仅仅是被动接受干预措施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这可能带来成本削减的好处,这是授权所带来的非有形好处的衍生结果。然而,为了成功实施干预措施,仍然需要提供高质量的疫苗,这仍然是许多狂犬病流行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
对于可持续的狂犬病控制计划而言,另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是识别和动员社区中的关键守门人(gatekeepers),他们的参与可以带来所需的覆盖范围,例如那些能够影响他人参与或最有可能带自己的动物接受疫苗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针对特定人群调整方法。社会科学(例如人类学或人文地理学)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在与社区持续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并认识到守门人在维持社区参与方面的重要性。虽然寻找和与社区守门人互动很耗时,但在许多话题领域,从环境保护倡议(Davis & Goldman,2017)到公共卫生(Virhia,2019),建立信任和建立关系都取得了成功。此外,针对最容易感染狂犬病的人群,如儿童,可能需要关键的守门人来关照这些特别脆弱的群体。与儿童的互动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不仅处于主要的风险之中,而且他们也是最常负责照顾狗,包括带它们去接种疫苗的人。
因此,不仅在制定有效的宣传活动方面,而且在规划旨在提高人们对狂犬病及其控制的认知和意识的干预措施方面,将这一特定群体纳入其中变得特别重要。然而,儿童——就像成人群体一样——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家庭和社区的一部分。在考虑特定目标群体,如儿童时,需要了解家庭和社会动态,以及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亲子关系的本质。仅通过学校向儿童传达的信息可能不一定会转化为行动(Power et al., 2004);因此,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应针对特定社区中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和其他关键守门人。
总之,干预措施的实施和可持续性需要超越单纯的流行病学因素,还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此外,应扩大个人和社区赋权努力,使干预措施对整个社区有益,同时支持个人利益。由于消除狂犬病是一项公共福利,仅关注个人选择、经济决策或项目成本是不够的。我们主张更加重视超越成本效益和紧迫性的更广泛理念。理解社区需求、个人角色、社会规范和文化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揭示如何改善集体对公共福利的贡献至关重要。与这些理念进行互动可以促进个人和社区赋权,同时支持可持续的干预项目。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D. Knobel et al., Dog rabies and its control, in: RABIES: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AGEMENT, 4th edition, https://shop.elsevier.com/books/rabies/fooks/978-0-12-818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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