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坐在孩子教室里，与一群家长。老师在讲台上，认真地讲解期末试卷分析，强调小学高年级段各方面的重要性；语数英老师轮流上台，还邀请了一位初二的学长分享成长经验，不仅口齿伶俐还条条有理，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中间插播了几个视频，有孩子们的校园学习生活影像，还有2位今年高考总分700+的同学采访，其中谈及“努力与卷”，总之是一场成功的家长会。如此，我的思绪回到40年前。

那时候没有家长会，因为没有电话和网络，老师不便召集到所有家长来学校，即使让学生们转告自己家长，可能很多家长会有很多原因无法来，比如孩子太多（那个时代多数家庭3-5个孩子）无法分身、需要下地劳动或无所谓之类的。印象中，家长与老师的交流主要是在开学报名交学费的时候，因为要交现金担心孩子弄丢通常是父母带着去交，学费虽然只要两三元钱，但在当时也金贵，父母们通常问老师的问题是“孩子是否在学校里听话”。其次就是家访，老师到学生家里和家长交流，对象主要是那种“坏孩子”，他们经常违纪如迟到、早退、缺课、打架等要面临校纪处分，老师当面通报给家长希望家里多加管教，多数家长回应的是“不听话就尽管打，只要不打坏就行”。

那时候家访方便的主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学生家都住在学校附近数百米之内，除了街上少部分吃商品粮的同学，学生们主要来自于周边两三个生产大队（村小组）。由于故乡的自然村落都是以宗族为单位的，以至于班级里的学生以两三个姓氏居多，甚至我曾经的班级有过3名同学同名同姓。以我所在的乡镇为例，可以窥探一下当年的乡村小学教育概况。该乡镇无论从面积、人口当时在县里排名均较为靠后，除了我们中心小学外，大概还有七八所小学，差不多1个村组有1所小学，也有靠近的村小组共用1所小学。这点与现在的“就近入学”是一个道理。这其中只有一半样子是完小（初小+高小），另外一半为初小，那些初小的学生读完小学三年级后必须转入到其它完小就读。每个学校的规模也有差异，大多数学校的一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班里的学生数量差异也较大，数人到四五十人左右），中心小学等两三所学校的班级规模可达2个班及以上。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有2个班，到了四年级，由于其它初小学校学生的新加入，整个年级变为4个班。

差不多每年初夏，会在中心小学河对岸的沙滩上举行全乡镇的小学运动会，用著名相声里的台词除了没有鞭炮齐鸣之外其它几个“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元素都不缺席。我最早知道的几个小学校名，也是从运动会红旗上认识的。运动会比赛的时候，分组是以年级为标准，我只有当拉拉队员和纪律员的份，一方面是由于自己体育成绩确实一般，另一方面当时的班级成员通常有一半左右是留级生，留级1-5年的都有，其中留级1-2年的居多，因此那些年龄大的同学在比赛中具有“以大打小”的优势。在我印象中，不记得语文、数学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还是两门都不及格就得留级。因为留级的原因，曾经有好几家的三姊妹与我或同时一个班或不同年级的时候同过班。有一些老留级的学生，家里认为再读书也是浪费时间，个头也够高可从事体力劳动就不让读了。

据查，我国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并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在1986年4月；各个省市区情况也不尽相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则是1992年12月30日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那个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在义务教育未全面实施的时候，不仅留级概率高，小升初也是许多孩子人生中的第一重要关卡。与近年公立摇号、私立自主考试、就近学位等结合的初中招生形式不同，那个时候初中学校没有选择，有且仅有一所学校，即我们全乡镇唯一的中学。小升初考试是全县统考，考点设在每个初中，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升学率大概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这意味着许多学生除了补习只有进入劳动市场，在当年后者就意味着务农或学习一门手艺活。

务农对于许多家长甚至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的。然而，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前夜。在我读小学低年级段的时候，我们学校晚上还要开夜校消除文盲。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则是由1978年11月国务院发布，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同步，扫盲与义务教育为80年代的“农村致富”、90年代的“民工潮”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教育主线。虽然当时的大学生有“天之骄子”之称，但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来说反而没那么重要，其重要性大概要在本世纪初入世之后才逐渐体现出来。

其实务农也是大多数教师需要面对的事，从某种意义讲，这个群体的多数其真正身份是农民。解放后有两个职业前面以“赤脚”作为定语，到90年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回头看不得不佩服领袖的建国大略及共产党扎根基层的工作思路。“赤脚医生”在我们乡镇基本每村组一个，能处理基本的感冒发烧等小病；“赤脚教师”则是那个时代乡村教师的主体。何为“赤脚”，是指本为农民（因为农民下田需要脱鞋）但兼职医生/教师，两者的来源主要是在农村青年中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群中选拔，他们并非国家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临时工”。

大概我小学三年级，学校来了一群实习的师范生，他们穿着胸口印有“吉安师范”的运动服，与我们的“赤脚教师”不同，他们说着普通话，会打篮球，会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女生则穿着花裙子和漂亮的凉鞋。总之，是一股与改革开放一起到来的洋气之风。实习期一两个月，让乡村的孩子们知道外面有更大的世界。刚开始，师范毕业生先充实到各个中心小学的师资。没多久，之前的那些“赤脚教师”也逐渐“上岸穿鞋”了，师范在他们中间进行选拔考试，入选者去师范读1年后转公；此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也是类似的作用。当然这些基本都是我读初中之后的事了，大概我小学的10位语文数学教师中，仅有一位是正规的师范毕业生，因为这样，英语课也无法开起来，老师们都不会。现在城里的小学教师，大学生是最起码的了，研究生也到处都是，各科教师专业明确，不会出现“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现象。

反而，我们的体育往往是数学老师教的。至于其它副课，都是主课老师兼任的。还有第二课堂、兴趣班之类的，我参加过剪纸、风琴，剪纸课上曾学剪双喜字“囍”，我剪的扭扭歪歪，风琴课我只会按顺序弹“哆啦咪发索拉西哆”。现在看这些素质教育对于我们这种多动的顽皮学生也不见得全部适合。每年六一节都有文艺汇演，我只参加过一次合唱，因为讨厌打胭脂涂口红之类的，能逃则逃。

劳动可不是能逃就逃的。学校里的劳动除了教室卫生是轮流值日，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如此，还有包干区卫生，学校将校园划成若干个片区，每个班负责一块，通常一周做一次卫生。更多更重的体力活则是学校的一些生活、建筑需求。如学校要建水泥篮球场，学生去河里担沙子；学校食堂的柴火不够了，学生就要去砍柴耙松毛。最重的活还是家里的，除了平时的家务如喂猪放牛之类的，每学期的农忙假则是和大人们一起插秧收割，“赤脚教师”们这个时候也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劳动有时候虽然辛苦，不过乐趣倒也很多。

那个时候除了教材之外没其它任何教辅书、参考资料，作业也很少，通常在学校放学的时候就写完了。自然也没课外辅导班，不但没有“卷”甚至“努力”的学生几乎也没有，读大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太相关的事。在成绩相对较好的少数学生群体中，他们主要是比较守纪律、作业完成较为认真加上家长相对重视而已。寒暑假作业本则是一本书，一面是语文另外一面是数学。学校里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读的课外书，街上流行小人书，早期通常是给钱在书摊上坐着看。后来小朋友们也有自己收集就交换着看，题材主要是革命战争、古代经典演义。前几年，我买了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儿子翻了几页就不看了，我猜大概是图与文字都较小且是黑白的缘故，与现在的绘本等儿童书籍相比其形式上就没吸引力了。

小朋友玩的游戏，女生主要是跳绳、跳房子、丢沙包，男生中静的方面流行军棋，动的方面有滚铁环、打纸包、乒乓球等。在我们老家那边最受欢迎的男生游戏是杀野战，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人数也不限，武器是自己的手，攻击对方的头部或腿部，先触摸到对方有效部位则认为杀掉对方（https://www.sohu.com/a/215153230_752248，链接为同乡杀野战的回忆）。夏日，游泳是最为疯狂而又冒险的活动，也是学校和老师颇为头疼的事。学校在中午留有约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接着是午睡时间。所以多数同学都带饭，早饭后去学校的时候就用搪瓷杯先装米饭再上面放点菜，到了中午就在学校对付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胆子大的学生中午偷偷去游泳，有老师去河里抓现行，像老师把河边的衣服裤子拿走是常有的趣事；不抓现行的话，也可以在教室门口堵到那些没午睡从校外溜回来的同学，老师用指甲在同学皮肤上一刮，如果有一道明显的白痕，这就是“游泳”的罪证。适度的体罚是那个时候教师、学生、家长都能接受的方式，这些被抓到游泳的同学，被体罚最多的形式就是去太阳底下的水泥乒乓球台上罚站。

四年级开始因为其它只有初小学校的学生转入，他们的家离学校一般超过4里路，这其中多数人住校。他们从家里背来米，需要自己提前淘好米用铝制饭盒放入学校食堂的蒸锅中，和老师们的饭盒一起蒸好饭。学校食堂不提供菜，住宿生周末回家需要携带那种不易坏的下饭菜，如霉豆腐、炒萝卜之类的。宿舍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阁楼，在地上铺好席子，一个个同学的铺位连着的。也有个别路远的同学嫌弃学校的条件，得每天赶路，没有家长接送，也没交通工具。

那个年代，我们也没上过幼儿园，也没幼小衔接，也没5+4提前读初中。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路上配置资源改革开放，教育投入非常有限，基础教育硬件落后，我们的校园还是中央苏区的列宁小学；大人们则在琢磨脱贫致富，“万元户”是当时人人向往的土豪。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我的第一所母校早已搬迁至新的校园中，我们乡镇其它所有的小学却消亡了。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相比较而言，县城城里的小学由1所增至6所。人们用脚投票，选择更好的生活环境与教育资源。

如“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里的歌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国家的教育大主题一直未变。但是不同阶段国家具体目标与任务不一样，以前需要扫盲、义务教育，后来大学扩招，直至现在大学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研究生教育也相对大众化了，这些都是为匹配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不过，不管谁都只有一个童年，重要的是这段历程的教育它将开启我们对世界与知识的认识之路，“童年的回忆，就像一串珍珠，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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