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情境问题因研究需要产生，情境研究要考虑情境和情境中的事物及过程。情境考量的本质是探讨作为主体的事物和过程与情境的关系。本文从管理系统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价值位出发，分析管理学框架下“中国情境”的构成要素；从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视角，论述了中国情境的本质是社会的整体转型；基于结构和过程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动态特征。

我们从事物和过程发生的时空条件视角定义了“情境”的概念，也就是说，情境不是脱离作为主体的事物和过程的孤立存在。因此，情境研究是一种关系的研究，即情境研究着眼于事物(过程)与其发生、发展的时空条件（相关因素）的关系的解析。

（一）“中国情境”研究的实践本体：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及管理子系统的生态价值位

情境研究必须明确作为主体的事物和过程是什么，并以事物、过程与情境的关系为主线，深刻阐明情境的范围、情境的结构、情境的演化和情境的功能。

管理学有关中国情境的研究，就是把管理活动置于中国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进程，阐明管理活动（社会子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其它相关子系统的关系。

社会生态系统的底层由社会经济系统、技术系统、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顶层是社会的价值系统，即人（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管理子系统位于底层子系统和价值子系统之间。

经济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也是管理活动的社会载体和基本对象。技术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发动机。技术子系统通过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为社会生态的进化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技术子系统也为管理活动开展提供强大的工具和手段。

制度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则。如果说经济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的硬件构造，那么制度子系统则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基础软件构造。同时，制度子系统提供的规则、机制等又是管理活动得以进行的体制机制保障。文化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思想基础，是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母体。文化子系统为管理活动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

管理子系统是链接各个基础子系统，并通过自身的运行集成基础子系统的各种功能，进而提升价值创造活动的效率，将社会转型中的创新红利、制度红利和文化红利转化为社会经济价值乃至精神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管理子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集成器和转换器。

（二）中国情境的本质：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转型

对中国情境的生成、结构和功能的认知不能长期停留在从静态结构视角进行研究的初级阶段，需要从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驱动和演化视角研究管理活动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其它子系统的作用机制。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植入（引进）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向纵深发展，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理论以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为载体进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现代治理模式。

一方面，中国的企业管理乃至对管理活动的学术研究都深深嵌入于中国社会的体制、文化、经济等社会母体之中，既存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基础等深刻影响企业管理的理念和行为；另一方面外部植入的体制机制因素、思想文化以及企业管理方式方法等与历史形成的传统因素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碰撞，也必须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互补、共振与融合。

因此，所谓的中国情境研究既不是对历史形成的各种情境因素的简单组合及其功能的静态分析；也不是对外部植入因素如何适应中国现实的简单求解；而是要面向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研究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情境要素与外部植入的体制机制、文化、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等如何在服务于实现中国现代化总体目标的前提下，通过要素本身的变革、创新、进化以及相互关系的持续优化，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张力。

中国情境的本质是社会转型，是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的管理方式、方法的转型，更是管理活动所依托的企业治理机制、社会的制度环境，社会整体文化，企业文化乃至国家经济运行的技术基础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推进的整体转型。

也就是说，管理学研究应立足中国社会进步和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高度，探讨中国情境的进化（转型）本质，揭示中国情境的世界意义，而不是在中国情境的概念下使中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向历史回归或放慢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

管理学的中国情境研究需要在服务于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总体目标前提下，深入探讨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转型、社会文化转型、认知模式转型等的协变关系、共演关系或互促关系。

为此，必须深刻揭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价值导向、驱动机制和过程特征，以便为管理学的解决方案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过程特征：多因素跨层交互、多过程错位叠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低起点、后发动特征，同时其又面临新技术革命提供的追赶机遇，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路径的复杂以及路径选择和动态优化的重要。

中国情境问题的复杂和求解困境在于，属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诸多因素跨层次相互缠绕交织。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挚肘。管理解决的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和发现这些相互促进或相互挚肘关系的生成机制，提出优化相互促进关系，消解相互挚肘关系的具体策略和措施。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因素跨层次交互使管理学研究中的诸多假设面临挑战，如关于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假设，企业理性决策的假设以及关于制度因素相对稳定的假设等；也使一些经验模型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失去其原有的解释力；面对这些，现代人从历史典藏中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应对秘方。

中国情境问题的复杂和求解困境还在于，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诸多子过程具有跨阶段错位叠加特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技术基础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然而， 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中国企业乃至全社会又面临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企业和全社会信息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面临从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历史任务。这样，对于相当多的企业而言，要有效应对现实的市场竞争，必须在这些过程错位叠加的情况下，尽快实现企业技术基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从企业组织形态演化角度看，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是科层式结构，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广泛应用使企业组织形态从科层式结构向扁平化、柔性化转变。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工业时代形成的刚性组织向扁平化、柔性化组织的转变。然而，由于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态正经历从单一企业组织形态向多元化组织形态的转变，从封闭型的经济组织形态向平台型、生态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的转变。对于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而言，需要同时经历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并逐步实现平台嵌入和建立生态型组织的历史任务。

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诸多子过程的跨阶段错位叠加使中国企业的成长轨迹出现难以弥合的断点和裂带，从而使管理学面向企业成长过程的演化研究、跟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数据失真、建模失范、结论失信的尴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