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其前身是1930年1月在南京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年7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5月又分建成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于1950年2月将原中央研究院动物所、植物研究所藻类部门、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合并，组建水生所，所长王家楫（字仲济），副所长伍献文，所址上海。下设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室址江苏无锡蠡园，主任伍献文；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室址山东青岛，主任童第周，副主任曾呈奎、张玺（1954年1月直属中国科学院。1957年为海洋生物研究所，1959年为海洋研究所）。1951年2月增设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1953年1月撤销），主任沈嘉瑞。水生所所本部在上海市岳阳路320号，淡水生物部分设鱼类组、浮游动物组、浮游植物组、鱼类寄生虫组、形态组、化学组，其中形态组、化学组在上海市陕西南路235号。

1954年，水生所由上海迁至湖北武汉。

水生所搬迁之事，1952年即有动议。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1928-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有《竺可桢全集》24卷，其中第6-21卷为竺可桢1936-1974年的日记。

《竺可桢日记》1952年9月5日：王仲济、伍献文来，为谈水生所移武汉事。此系农业部水产处处长高处长之意。缘中国每年产鱼量每年约为150万吨，去年仅八九十万吨，今年可望超出。明年希望得240万吨，其中淡水鱼约占1/3。因两湖多湖泊，湖北一省有湖泊一千多，均未利用，而鱼苗产在湘江、珠江，将来大批产鱼怕不够，所以要水生所搬去武汉。为此渠二人将至水产处与高（树颐）、费鸿年一谈。

1952年9月9日：下午三点约水生生物所伍献文、王仲济、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沈嘉瑞、简焯坡诸人，谈农业部希望淡水生物室去武汉，太湖室同人均主张搬，伍本人颇有疑问，以为湖泊调查是中心问题，但大多人意见主张移武汉。据伍云，去年浙江绍兴西葑堰地方以绍兴老法养鱼成功，800亩荡每亩可得300斤谷子价的收获，因此浙省府将有养鱼经验的人到各处大事推广云。其次谈青岛与中水所合并问题。曾、童二人均以农业部水产处不了解研究室性质，要我们做水产加工、渔捞等问题。决定武汉方面派人去了解，青岛事再与水产处协商。厦门暂维现状。六点散。”

1952年11月1日：十点开四十一次院长会议，讨论人民政协所提提高科学院在组织系统上地位，决定系统上不必有变更，可依照1951年三月五日政务院指示，科学院有指导全国研究之责任。谈……次谈水生所地址。

1952年12月9日：十点家楫及伍献文来谈……地点以东湖靠近武大为宜，但武大不欢迎，因怕大家效尤也。

1952年12月18日：今日与高尚荫谈搬水生所赴武昌武大事，余与武大校长李达亦当面谈过。

高树颐（1908-1963），湖北汉阳人，1932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知识，以上海法商电车售票员为职业，为党秘密工作，1941年前到延安。1950年12月，农业部下设水产处，高树颐任处长；1953年1月农业部在原水产处基础上设立水产管理总局，冯乐进任局长，高树颐、宫明山任副局长。1954年12月成立中国渔业协会，杨煜任会长，高树颐任副会长。1958年前后高树颐任农垦部计划司司长。1963年因公出差死于兰州旅途。聂绀弩曾作《挽高树颐》二首，其一：每以出差为壮游，归程万里死兰州。得年半百多三岁，入党四旬少几秋。法电风云曾叱咤，绝边林垦正筹谋。一生肝胆人间照，余力犹承为我猷。  简焯坡：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处长。  高尚荫；武汉大学理学院院长。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

2009年4月底我赴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人物传》编撰研讨会，结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老师。熊老师告知，《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印行，2008年）中有篇《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薛攀皋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专职副主任，此文作于2004年4月15日）。我回所后向所领导报告，将薛文在水生所网站转载https://ihb.cas.cn/jggk/sshg/202011/t20201106_5740908.html 薛文倒数第四自然段“1994年初，近30位当年随所西迁的研究技术人员欢聚一堂，互叙迁所40年创业的艰辛，共享成功的喜悦……”是引用我写的《无悔的追求》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708326-896391.html

关于迁所选址——2012年6月12日，我曾访问1953年来水生所工作的姚勇老师。据他回忆：关于水生所搬迁选址，有过几个候选考虑。伍献文主张迁至江苏无锡，因为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已在无锡蠡园开展工作数年，有房子和鱼塘；饶钦止主张迁至浙江杭州西湖，据说当地愿将花港观鱼附近一大块地划给水生所。当时水生所曾派蒋燮治、俞敏娟、罗迪安三人分别到武汉、无锡、杭州实地考察。在武汉围绕武昌东湖又具体考察了三个地点，一个是磨山，一个是九女墩到长天楼那一块，最后选定的是水生所现在的地点，靠近武汉大学，考虑到交通相对方便，职工子女可就近到武大附中、附小读书。

《竺可桢日记》1955年1月4日：与简焯坡谈水生研究所，知水生所内部……饶钦止对于调查湖泊及对于迁移所址统有意见。倪达书对于菱湖做门诊希望继续，因为防重于治，……伍在武昌修建房子，受各方批评，因此想辞去副所长。

此段日记引用时有省略。饶钦止、倪达书，皆为水生所研究员。水生所从上海搬迁至湖北武汉，在武昌东湖边修建实验大楼和宿舍，参见《水生所基建工作回忆》https://ihb.cas.cn/jggk/sshg/202011/t20201106_5740915.html2003年我访问负责基建的赵祯祥时，他回忆1954年初实验大楼开工，当年10月竣工。其中改建屋顶用了1亿元（老币，1955年币制改革时1亿元老币兑换1万元新人民币）。赵还说，当年伍献文得知改建屋顶用了1亿元，似乎语含批评口气对赵说“你还蛮大方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