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世界我们的世界

曾雄生

拙著《苏轼的知识世界：博物学与宋代士人的生活》一书，2024年3月已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758千字。以下为该书《后记》的内容。

学术生涯中，每每要提到自己的简历，在简历中总要写到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而我的专业和兴趣，除了写农学史，特别是中国稻作史之外，我还会写上另外一个兴趣，这就是中国科技通史，但与其说这是我的兴趣，还不如说这是我的使命。然而我在科技通史方面并没有做出像农史一样有份量的工作。

1988年，我从浙江农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便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当时研究所按学科划分为天数室、生地室、理化室、近现代史室、通史室等单元，我被指定到了通史室。通史室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研究所，它由具备多学科背景的同事组成，比如，数学史家杜石然、农学史家范楚玉、天文史家陈美东、物理和技术史家金秋鹏、地学史家杨文衡、医学史家廖育群等。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就是由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等共同完成的。这个室的目标就是进行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里的成员要尽量做到“一专多能”，一方面要在自己主修的学科专业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求具备其他学科的的知识，并力求做到融会贯通。我入所之后，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书编纂工作的上马，这个研究室的另外一个名号就是“大书办公室”，负责大书的日常工作，同时具体承担“大书”中“通史”的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是以原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为基础增补修订而成的，在写作中是采用纵横交错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完成的。纵向的分工是按时代分由专人负责；横向的分工是按学科分由专人撰写。我承担了其中有关农学史和生物学史内容的写作。该书在2003年出版。

“通史卷”在写作时并没有对于什么是“科技通史”进行过讨论，在具体的写作中比较注重内外史的结合，即在论述科学技术各学科及分支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就、杰出人物的同时，论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的关系，书中力求总结中国科学技术的特点、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这可能反映大家对于通史的认知。但除了年代上的前后贯通，学科上的左右排列，视角上的内外结合，通史是否还可以有别的写法呢？

新世纪之初，我还曾短暂地成为由时任所长刘钝研究员主导的科学文化小组的一员，该小组试图打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建立起科学史新的叙事方式。和小组中其他几位成员的科学背景不同，我个人的学科背景偏重于文史，我想尝试以人为中心的科技通史写作，倘若该目标得以实施的话，则距离我所认知的科技通史不远。但未及开展工作，便因为种种原因，我又回归到我的农史老本行。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科学技术各学科及分支”，即便是古人定义的所谓“农家者流”，其在不同时期的认知，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今人所谓的“科学技术”，在古代只是以文字或实物的形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民众的生活又受到其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就，杰出人物的出现，不过是人们科技知识的累积、传承和发扬的结果，人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以人为中心的科技通史写作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选项。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背景，加以历史人物的独特经历，既看到森林，也看到树木，既关注群体，也关注个体。在前人已搭起的宋代科技史框架内，注入更多人文因素，也借以考察所谓科技知识在一个个体生命中的体现。如果这一努力能让读者诸君对宋代科技史或宋代的科技与社会，甚至是苏轼本人有更多更全面一些的了解，则作者的愿望也就算是达成了。

苏轼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我个人关注苏轼已经很久了，这倒不是因为“明月几时有”，不是因为“大江东去”，不是因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赤壁，那些文学家们永恒的话题。文学虽然不是我们的专业，但苏轼似乎与我有某种缘分。我的老家是江西新干，那也是苏轼曾经经过的地方。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十六岁的苏轼北归，沿赣江，经虔州、吉州，至新淦，时方立桥，应父老之请，书“惠政桥”三字以赠。惠政桥至今犹存于新干县城南门外的金川河上。据《独醒杂志》记载：“东坡谪岭南。元符末，始北还，舟次新淦。时人方础石为桥，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东坡将登舟，谒县宰，众人填拥不容出，遂就舟中书“惠政桥”字与之，邑人始退。”^[①]可见苏轼在当时敝县就极有人气，拥有众多粉丝。然而，新干人与苏轼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作为文章高手，苏轼主张写文章要如行云流水。而“行云流水”四字，正是他对谢民师文章的评价。而谢民师正是新干人。此人“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谓民师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遂留语终日。”^[②]由此看来，新淦人与苏轼的缘分由来已久。

至于新淦所在之江西，与苏轼的关系就更深了。苏轼往返岭南都是从江西取道赣鄱水系南北出入。他的父亲在苏轼很小的时候就曾到江西虔州（今赣州）参访，结识了一众知心朋友，他的亲弟苏辙在江西筠州（今高安）工作、生活多年，苏轼也因此到过江西等许多地方。江西的许多名胜，如北面的如庐山、石钟山，南面的如崆峒山、八景台，都留下的苏轼的足迹。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石钟山记》，千古传诵的“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作，都是在江西完成的。他热爱江西山水，听说友人刘景文在江州浔阳买了房子，他也想就近“卜居庐山”，因而他幻想着“何时九江城，相对两渔父。”[③]元丰年间，苏轼长子苏迈出任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县）县尉，据说至今德兴还有苏氏后人。影响苏轼的还不止于江西的山水，更是江西的人文。江西文人与苏轼交往之深，影响之大，更无出其上。他的老师是江西庐陵人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宗师，更是发现苏轼这一伟大人物的“伯乐”，和苏家两代人的朋友。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人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更是苏轼最门生。黄庭坚的舅舅江西南康人李公择则是苏轼最好的朋友。

即便就我的专业所关心的一个小问题“秧马”而言，也与苏轼和江西有关。绍圣元年（1094），苏轼在前往岭南的路上，他取道赣江，溯江而上，到了西昌（今江西泰和），受到致仕宣德郎曾安止的迎接。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给东坡雅正，东坡看过之后，觉得该书美中不足的就是“不谱农器”[④]，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发现的经过及其形制，并作《秧马歌》，用以推广秧马。抵岭南惠州后，又继续致力于秧马的推广工作。苏轼《题秧马歌后》四首详细地记录了秧马的推广经过，是为农具推广史上重要的史料。

回到我们的问题，江西的山水人文只是苏轼知识世界的一部分。秧马也只是苏轼贬谪黄州时一个偶然的发现。但从秧马和江西这样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项却可以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是什么样的动力和机制？又是如何的机缘巧合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呢？尽管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秧马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都没有搞清楚，但都肯定它在农业上的重要贡献。但现在看来，仅仅搞清楚秧马是干什么用的，它的形制和功用如何？还是不够的。秧马作为农民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一项发明，它是如何进入到苏轼的视野，尔后又经苏轼传播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其后面的机制是什么？从农民的实践，到士人的书写，再回到农民的实践，是如何衔接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我们科学史和农学史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所需要思考的。用知识的世界，文化的整体，多元的视角，多学科的交互，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探索知识的起源和传播中寻求新的突破。

2005年3、4月间，我和我的老师浙江大学的游修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宄所的李根蟠研究员，借助刚刚兴趣的网络通讯，围绕着苏东坡《酬刘紫桑》诗中的“红薯”为何物，以及如何栽培、如何储藏、如何食用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史论坛”和“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进行公开的交流和辩难。[⑤]形成了一道罕见的学术“风景线”，引起学术界的注目。2019年8月16日，李公仙逝；2020年5月9日，游老迎来了他百岁生日。苏轼的知识世界不也是这样的吗？不同背景的士人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知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当代的士人通过文本与古代的士人发生了联系，也就有了苏轼和陶渊明之间跨越时间的唱和，同时代士人之间则通过父子、兄弟、师生、朋友、同事、君臣、官民等多重关系彼此同声共气，砥砺前行。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地了解有关苏轼研究的真知灼见和最新成果。本书的完成，我要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台北李常生先生，他以十余年的功夫写作完成了《苏轼行踪考》的巨著，提供电子版，免费下载使用。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方在庆研究员为我提供了林语堂名著《东坡传》的电子版，并就苏轼与爱因斯坦的可能联系提供了咨询意见。涉及中医药学的部分，我曾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研究员请教，并得到详尽的解答。关于海棠花的来源问题，我曾向韩国釜山大学的崔德卿教授请教。史晓雷博士帮助找到英文的爱因斯坦解释相对论时所用过的比喻。本书有关饮食章节与文化学者刘姝滢博士有过交流。我和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易华研究员在微信中建有“三人行”的聊天群，我们经常会对各种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其中也包括苏轼的话题。在为本书写作所做调研期间，作者得到了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教授、魏露苓教授、王福昌教授、王宇丰博士、龙养吾老师、罗彩萌老师、王国慧女史等的帮助和鼓励。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杜新豪博士、谢智飞博士、韩玉芬博士的帮助。陈桂权博士、罗振江博士通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名由老同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卢家明编审题写。他不仅是出版家，也是文史专家，出版《欧阳修传》《易学通论》《词林别裁》等著作，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家。有幸请他是题写书名，也为我们四十余载的同学情谊留下珍贵的纪念。也借此机会纪念江西师大历史系79级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珍贵情谊。

在本书稿即将交付出版的时候，我的父亲，一位识字不多的农民，离开了我们。倘若他生活在900多年以前，他可能成为苏轼的朋友，更有可能他是那二、三千，“闻东坡之至……聚立舟侧”迎候北归途径新淦的苏大学士的“父老儿童”之一。900多年后他的儿子作为苏轼的研究者，写作了《苏轼的知识世界》，这才与苏轼有了联系。谨以此书献给家父曾松根（1932.11.5-2021.2.16）先生。

[①]曾敏行.独醒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42.

[②]曾敏行.独醒杂志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③]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41.

[④]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51.

[⑤]游修龄,李根蟠,曾雄生.苏诗“红薯”名物考辨[J].古今农业,2010(03)：6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