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王范在沪十六年

                     作者 李永志

          王范（ 1905 —— 1967 ）

1965年摄于南京

王范原名张庭谱，曾用名张景庆、王凡，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如东的一个佃农家庭。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终身的志向。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正式成立，王范协助、配合、参与了红十四军的成立、宣传、战斗，及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任中共上、下漫乡党支部书记。 不久，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红十四军暴动失败，王范临危受命，泅水经南通，登船至上海，他举目无亲，寻找党组织无果，无法维持生活，多处打工，都因抱打不平，痛揍包工头，愤而离开。王范给如皋东乡党组织领导叶胥朝写信，诉说苦闷，心想回家，被告知家乡环境险恶并劝阻。王范只好继续留在上海，一日见巡捕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灵机一动想着如此找党组织会方便些，于是在1930年底竞选巡捕，凭着一身武功被录用。1931年1月，进入了操班，六个月毕业。分配到四马路总巡捕房(现在的公安总局地址)。操班里有党员巡捕，王范与之非正式的取得了联系，没有正式恢复党的关系，以结拜兄弟为名进行活动，团结了一部分人。到1931年“九一八”以后，十月至十一月间，经贾斌介绍，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当时巡捕房地下党组织归中央特科领导，主要为中央特科提供情报、散发传单、写标语张贴、发展组织等活动，共有有十二个支部，王范任四马路总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主要是搜集情报，完成党组织的各项任务，以及鼓动巡捕大游行罢工等。上海战争爆发后，三友实业社遭日本浪人破坏，巡捕田润生等两人被日寇杀害，王范发动全体巡捕大出丧、罢工、演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王范即用实弹威迫日本特务退回苏州河北面(因日特到苏州河南面捕人)。同时，王范积极参加了公开的抗日同盟组织活动。

据上海《虹口区志》载：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为了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及时了解掌握敌特机关的动向，从1929年起，就在英、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内建立情报关系，并逐步打入和发展了一些党员。1931年，首先在英、法租界巡捕房建立地下党组织，嘉兴路巡捕房就是党的第一个红色堡垒——中共地下党支部，贾斌任支部书记（贾斌，又名贾斌炎，1903年生人，安徽合肥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英、法租界巡捕房中共地下党组织，一共有12个支部，直接归上海特科领导，而且最少一个党员在其中担任了翻译这一核心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个体活动与单线联络属于绝密，只有周恩来和负责这条线的人知道这个秘密；巡捕房的共谍群体有贾斌、陈立年、陈彭年、王范、薛耕莘（薛曾任法国巡捕房的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了诸多帮助）等人，   

1932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范被捕了。在敌特严刑拷打中，他坚决不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口供。因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敌特没有证据，只得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判了他10年徒刑，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王范在狱中，利用做厨工（因他是“嫌犯”且个大），为狱中地下党组织做秘密工作。

至 1937年8月，因国共合作，周恩来、叶剑英至南京首都反省院。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王范被党营救出来。

      王范出狱后，在八路军驻京（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下，为组织上提供狱中人员名单，并负责随车接人，那些敌特看到王范经常乘吉普车往返接人，惊呼：“这大个子厨工原来是共产党啊。”

     1937年秋,  王范经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安排，从南京途径武汉等地，辗转到延安。不久，王范担任了边保处的侦察科长一职。并在延安结识了来自长沙的地下党交通员李仲培，共同的斗争经历、革命情操、政治观点，使他们相知相爱相结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底，王范、李仲培被派往东北，支援那里的肃匪歼敌工作，王范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冀察热辽边区行署公安局长、冀察热辽社会部副部长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初，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将王范由冀察热辽地区，调中共中央驻地，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接受了北平（现北京）解放后、为中共寻找驻地和事先做好保卫工作的临时任务，时任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大队长。

北京解放了。在西部颐和园一旁的青龙桥，一所圆通尼姑庵的门上，挂起了一个“劳动大学收发室”的招牌，王范领导社会部和原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及后来赶到的从原敌占区撤回来的同志等数人，日以继夜地展开了工作。白天四处奔走，了解敌情，搜集社会情况。入夜听取汇报，编写情况。有时还深入到公安分局、派出所，审讯国民党的党、团、特务等犯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为中央机关安排好了驻地，当时敌情十分复杂，保卫任务非常艰巨。可是，由于作了周密的工作，当四月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到北京时，王范乘第一辆汽车开路，在严密的警卫之下，安全到达香山驻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即将解放上海。王范在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保卫任务之后，考虑到自己曾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便提出前往上海开展工作，经领导批准，他带了一些公安干部出发南下。

   入城之前，王范在华东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丹阳，与李士英等同志汇合，华东局社会部全体公安保卫干部680余人，警校师生800人，及王范从中央社会部带来的干部20余人，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和行政编成6个队（大部分住农村），进行城市政策、入城纪律教育和接管经验的学习，并按单位配置接管干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李士英、王范等接受了入城后负责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的任务，着手建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

       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一方面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所在；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压榨、剥削我国人民的主要基地。工厂、码头、仓库、客座都攥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资产阶级手中。国民党的党、团、军、政、警、宪、特机关，密如蛛网，各种文化、宗教机构林立。依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上的外国侨民有几等人，买办洋奴、不计其数的各种流氓黑势力、盗匪、恶棍、妓女、暗娼、赌徒、舞女等社会渣滓，遍地皆是。这里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政客、党棍、资产阶级的天堂，又是罪恶的渊薮，劳动人民的地狱。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前夕，又有大量敌人的军、政、党、特人员、散兵游勇、地主还乡团的首要分子，逃避在这座大城市。解放前，这些敌人除了少数逃亡海外，绝大多数都残留了下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各系特务，在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了许多潜伏特务，准备解放后的从事间谍破坏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的反特、保卫任务，十分复杂和紧张。果然，入城以后，各种敌人利用革命秩序初建，便险恶地展开了情报、武装游击、破坏、造谣、暗杀等活动。敌特利用国民党部队仍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有计划地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八月十五要回来吃月饼！”等等谣言，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积极响应，利用流散、私藏的武器，组织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海外的敌特机关，又不断地从舟山群岛、香港、澳门、台湾派遣特务骨干进来，组织反革命活动。其中特别险恶的是，国民党特务还多次专门派遣一些老特务，潜入上海，专门对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进行暗杀活动。袍哥行动队特务刘全德是特务头子戴笠亲手培养，受过专门暗杀训练的老手。 他能双手在袖筒里射击，曾在重庆等地多次执行暗杀民主人士的任务，是军统特务的得力干将。逃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对刘重新加以训练，派往上海，专门计划刺杀陈毅等几位军政首长。当这个万恶的特务束手就擒时，当场搜出准备行动的两只手枪。

王范为了适应保卫任务，进城前后，使用南下带来的一些干部，经华东警卫团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又吸收了一批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迅速地组织、健全了保卫组织。首先，在华东局、市政府建立了保卫科，负责首脑机关的保卫；针对当时华东局首长公开场合的活动较多，建立了活动场所的秘密警卫任务和保卫工作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二、三个工作组，分布在首长驻地周围和复杂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筹建耳目，发现和掌握敌情动态，打击特务分子。

王范遇有华东局、上海市委首长的公开活动，他都是亲自布置警卫，亲临现场指挥。遇到复杂的情况和敌人破坏的可疑迹象，总是抓紧调查处理。他对陈毅市长特别尊重，极有感情，经常陪同陈毅到处活动。陈毅市长很少注意个人的安全，又要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他的活动经常超出警戒范围。警卫工作的同志都知道，陈毅市长的警卫工作是比较难做的，只要王范在场，大家就有了主心骨，随时可以相互调集力量，把保卫工作做好。

从进城到1949年底，也就是敌情最复杂，我们的革命秩序初建的阶段，王范领导保卫处，初步建立、健全了保卫组织、制度，培训了干部，安全地完成了保卫工作。同时，配合侦察部门，依靠耳目，发现和打击了一批敌人。侦破敌特派遣进来的“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十多起。逮捕了几十名特务分子，缴获了许多枪支、凶器、派令、关防等武器、罪证，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1950年初，建立了大区的军政组织，李士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王范任副部长，李仲培任华东局便衣队政委。后来改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他一直任常务副局长，直到1954年大区撤销。李仲培调往上海市妇联。

王范协助李士英，为建设华东地区的公安工作，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劳动改造、侦察治安和警卫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李士英在工作上是好搭档，在平时是好朋友，两家私交甚厚。

1963年夏，李士英（右）与王范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合影

王范具体分工着重抓警卫和劳改等项工作。其中，除了警卫工作，依然经常亲自组织华东机关、首长的保卫，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及工作。他积极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劳动改造罪犯，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指示，努力筹建劳改工作。

1954年，大区撤销，虽有检察机关（上海人民检察署），但只有30人左右，基本上尚未实行检察和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根据《宪法》要求，要设立人民检察院，健全法制。王范任上海人民检察院第一任党组书记、检察长。他一上任，就着手紧张地筹建工作，他亲自找房子，调干部，有时清早跑到市委书记家中，要求解决干部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很快建立起市、区、县三级人民检察机关，建立起检察、监督制度，行使了检察权。

王范始终注意培养干部，解放后到上海。为了保卫工作的需要，在华东局保卫处时，抽调干部，办保卫人员训练班，从学生、店员、职员等方面的地下党员中，吸取了几十名学员。他亲自关心、上课，这批干部结业后，派到各单位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岗位上，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骨干。

王范在华东局公安部时，他担任公安学校的校长，关心青年学员的培养教育，也培养了一批骨干。

王范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由于检察干部很缺，他又办起检察工作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检察工作骨干。

王范大胆信任和使用干部，为他的部下一致称道。他对各级干部，信任并提拔骨干，给他们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工作。遇到工作上有了差错，他总是承担责任，

给干部适当的教育，要他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放手使用，对干部从不苛责，更不推诿责任。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大多数同志，都愿意和他一起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干部在工作中，很能得到锻炼和教育，成长得很快。这也是他为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的原因之一。

             20世纪 50年代初，王范在上海华东公安部。

1956年，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指示对镇反工作进行检查。当时，经过错误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内部肃反中，开始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左”的错误。王范当时为市委清查小组副组长，对肃反工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检查中发现政府干部中，存在普遍宁左毋右的思想，把可捕可不捕的人捕了，还有少数错捕的现象；在判决上存在着轻罪重判等等问题。他对这种问题倾向十分重视，亲自向市委汇报，经常发简报、写案例、搞政策界限，力图扭转这种错误。    

王范在一次检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判错一个案子，只是一个错误，但对受冤屈的来说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一辈子，包括他的所有社会关系。办案不能像猫儿爪子，只知道抓挠。”

王范的正确做法，遭到怀有“左”倾思想的政法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经常进行激烈紧张的斗争。王范根据中央精神的正确方针政策，不信邪，不怕压，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力图纠正这种错误，维护法制和政策。随着党的“左”倾错误的抬头，在反右期间，王范的这种正确行为，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攻击，受到了“包庇反革命”、“右倾”的错误批判。在这种错误批判中，压力很大，但王范始终坚持真理，在激烈的斗争中，胸襟坦荡，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绝不屈服，王范义正言辞地说：“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血口喷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正直、无私的优秀品质，他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更被错误地认为“态度不好”、“坚持错误”，最终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被下放到七一人民公社任工业部副部长。期间，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的妻子李仲培，始终与王范观点一致，配合默契。

王范对错误处理，不闹个人情绪，骑着自行车到处奔忙，创办公社的工业，还去江西为公社搞工业材料，江西的一些老战友见到此情此景，都佩服他的革命精神。闵行建区，王范被安排当区长，他同样认真负责地工作，将闵行新区的建设搞得风生水起。

王范一方面襟怀坦荡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另方面对个人的委屈处之泰然，还对前来家里探望他的老同志诙谐地说：“我现在不还是部长吗？”对存在的错误倾向，却十分忧虑，他意味深长地说：“大权在我们手里，‘左’比‘右’更可怕，危害更大！”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浮夸、弄虚作假的现象，深恶痛绝，一再表示那些都是瞎说一气的东西。

1961年夏，李克农到上海看望老部下。从左至右：李克农、王范、李仲培、陈养山(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1980年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中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王范同志在整风反右中错受批判的复查结论》，撤销中共上海市委监委对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范的“调职、不作处分”的决定，推翻了枉加于王范的一切错误的不实之辞，给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是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员，一身正气的检察长。”

王范是党内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虽然身处领导岗位，却从不摆官架子，装腔作势的耍领导权威。加之他思想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顺境逆境，都不见他愁眉苦脸，总是说说笑笑，常和同志们谈心、聊天，上至领导干部，下至警卫员、炊事员、理发员，他都谈得来，合得拢。王范很重视文体、娱乐活动，一有休息，就和青年同志掰手腕、打牌、下棋、打球；娱乐的过程中他总是嘻嘻哈哈，完全和大家浑然一体，使同志们深感亲切，他头发白得早，大家在他五十岁时，背后就称呼他“老头”，有时当面就这样叫他，同志们这样的称呼，都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敬重和亲昵，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笑语。

 “三反”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干部被错误处理，被抓了起来。王范暗暗地指示警卫员，在这位同志的口袋里，塞了几十万元（旧币），事后当警卫员问他的时候，他怀着深厚的情感说：“老同志了，以后他的生活会遇到困难的。”多少年后谈起来，那位同志还深深地感激，知道这件事情的同志也非常感动。

王范为党的保卫、锄奸、反特、人民检察、建立和加强法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敌狠，对己和，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培养爱护同志，为人坦率、直爽的豪情，深入到众人的心里。

王范的一生坚定精干，英勇忠诚，坚持真理，不忘初心，不谋私利，勤恳敬业，认真负责，自始至终。他有辉煌的高潮，也遭坎坷的低落，无论身处何险境，他都能无畏无惧地坦荡应对，以自己满腔的热情和对信念的执着，正如他在诗中自述：“诚心流尽点滴汗，辛勤劳动书史篇”。 追忆王范的革命事迹，众人心情难以平静。他这种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作风，正是今天我党，我们国家进入新时代所必须的。

 附王范小诗：

                            离  沪

——1962年春

                          在沪共计十六年，

                          辛勤劳动书史篇；

                          三年黑暗舒壮志，

                          近三年来汗疎然；

                          今天离开因果地，

                          不久将过新的年；

                          诚心流尽点滴汗，

                          未了之志在晚年。

                                           202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