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书生行》中有大量图书馆元素（见：图谋.聂震宁《书生行》中的图书馆学元素.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420829.html）,本篇文字进一步考察书中涉及的图书馆人。

    书中涉及的图书馆人有7位。书中女主角舒甄好。舒甄好的母亲，生前为东吴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舒甄好的上一任沂山一中图书馆负责人陆费祥，陆费祥1930年“专程去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习，两个学期后因为家里有变故，只好肄业离校”，大致学习时间为1930年9月至1931年6月。舒甄好的同事，图书馆干事谭壮壮。此外：有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徐家麟（书中并没有提名字）；有“图书馆学大家”沈祖荣，全书中关于沈祖荣有关的内容有许多处（舒甄好、秦子岩、陆费祥、舒甄好的父亲均有提及，或直接或间接）；有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馆长），派实习生舒甄好接待北京师范大学余教授（随从秦子岩为大三学生）。

    《书生行》讲述的事情为1959年3月到1964年上学期结束这个时间段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三月末，“舒甄好是武大图书馆学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正在武大图书馆做毕业实习。”，“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历史悠久，名师汇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摘自：骆伟《蹉跎岁月——记20世纪50年代文华、武大图书馆学系学习与生活》）据骆伟《蹉跎岁月——记20世纪50年代文华、武大图书馆学系学习与生活》（骆伟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55级），1954级，该级学生为20名，仍为二年制大专生；1955级原录取40名学生，因体检和其他原因，实际只有36名学生，初分一班、二班，后合并为一个班（该级任课教师有徐家麟《图书馆学引论》、吕绍虞《普通目录学》《专题目录学》《参考工作》、沈祖荣《俄文图书编目法》（助教傅椿徽）、皮高品《图书分类法》、吴鸿志《图书史》、程千帆《中国文学史》、陈庆中《中国通史》、孙冰炎《读书指导》），1957年反右派，班上被划“右派”五名，被迫停学派遣农村劳动改造；1956级，该级为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共有学生60名，1957年反右派，被划为“右派”者5至6名。书中提及舒甄好是1959年毕业的武大图书馆学系专科学生，实际上是有虚构成分，1958年有毕业生，1959年真没有。

    沂山一中图书馆干事，谭壮壮，毕业于沂山师范学校。书中出现“谭壮壮”192次。主管教育局的沂山县副县长冒志强的女婿，也是1959年秋季学期到沂山一中图书馆参加工作，1963年先是抽调到县委工作组，1964年春季学期期末，沂山一中新班子拟定谭壮壮为图书馆负责人（替代舒甄好）。但是，“秦子岩也料想是谭壮壮来接，可这明显违反了自治区关于中学教师任职条件的规定，他觉得有必要指出来，不把话说明白可能自己还反过来被林茂坤他们愈加瞧不起。他一字一顿地对周飞问道：‘这就是说，我们一中决定不执行自治区教育厅一九五九年下发的关于中学教师任职条件的规定了?’”周飞校长推脱说这是“县委的决定”。大致的意思到1964年，谭壮壮仍不符合“中学教师任职条件”，谭壮壮为“图书馆干事”，他在图书馆这几年确实干得不错。舒甄好为图书馆负责人、专业馆员，谭壮壮为辅助馆员，两人配合的不错。

    《书生行》说“所有人事均为虚构，唯有感情是真。”，作者创作谈中说“说是虚构的，可虚构中有想象、有经验，更有思索与愿景。”《书生行》中的图书馆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笔者作为图书馆人角度，非常认可以下评价——“聂震宁几乎以一种微观史学的方法，尽量客观、扎实地去写一个故事，透过一个小小的单元，站在新中国七十多年道路的后见之明上，重新去体认那一代人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的牺牲奉献，而这种体认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实际上也是此时此刻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大的脉络中，重新和他们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重新和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发生精神上的共鸣。”（信息来源：梁新慧.聂震宁长篇小说《书生行》出版，王蒙称赞“非常有新鲜感”.http://www.news.cn/book/20230605/8558c47ad2e346988702ef2f046d2e7f/c.html）

聂震宁《书生行》中的图书馆人相关内容及其解读

教授竟然伸出手跟这位女同学握手，一面握着手轻轻而热情地晃动，一面说：“你就是王馆长派来的小舒同学啊，好，很好啊!”不晓得教授是表扬馆长派人派得好，还是向小舒同学亲切问好，抑或是情不自禁地称赞小舒同学真好看。总之教授用一个好字概括，大有尽在不言中的意思。(P25)

图谋解读：武汉大学图书馆王馆长派实习生舒甄好接待北京师范大学余教授（随从秦子岩为大三学生）。

她一直留意把观众里值得给秦子岩介绍的人悄悄指给他看，那是校长啦，那是副校长啦，还有图书馆学系主任啦。秦子岩连忙殷勤回应着。图书馆学的系主任就坐在前面两排正中间。“我们系主任可不得了。”小舒同学轻声对秦子岩说，“主任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出身，原先在我们苏州工作过，是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的馆长。”秦子岩充满敬意地顺着舒甄好的指引看过去，只能看到系主任铺满花白头发的后脑勺。“快看快看!”小舒同学接着又紧急地用手轻轻拍打秦子岩的手。只见一位身材略高、穿着灰白色长袍布褂的老人正从过道走过，仓促间秦子岩从侧面看到花白头发老人有着飘飘长髯，颇有一派超凡脱俗的仙气。“沈祖荣教授，您听说过吗?”小舒同学不无炫耀地问道。秦子岩虽然不是图书馆学专业，但在北师大教育系还是听说过图书馆学大家沈先生的英名的。他赶紧表达敬意，当然更多是要向小舒同学发出迅捷的、满满的、亲热的共鸣。他小声说：“沈祖荣先生?如雷贯耳!”“啊啊，您也晓得呀，太棒了!”小舒同学的兴奋正中秦子岩的所愿。她满是敬意且进一步炫耀道：“沈教授是我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奠基人，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发起过‘新图书馆运动’。”她又举例道，“您晓得吗?沈教授精通英语，可是现在却给我们讲授俄文编目，俄文他可是解放后自学的，居然就能讲授俄文编目，了不起吧?唉，可惜去年他退休了……”(P35)

图谋解读：（1）书中内容：“图书馆学的系主任就坐在前面两排中间。‘我们系主任可不得了。’小舒同学轻声对秦子岩说，‘主任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出身，原先在我们苏州工作过，是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的馆长。’”这是基本属实的，图书馆学系主任指的是徐家麟先生。徐家麟(1904-1975),1926年毕业于文华图专，1935年赴美留学，首先在哈佛大学中日文图书馆半工半读，1936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学习图书馆学，1937年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41年徐家麟到位于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在汪长炳任主任的图书博物馆学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随该学院迁至苏州。1950-1955年徐家麟任武昌华中大学（后改名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1955年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系主任，教授。（2）书中内容：“她满是敬意且进一步炫耀道：’沈教授是我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奠基人，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发起过‘新图书馆运动’’她又举例道，‘您晓得吗？沈教授精通英语，可是现在却给我们讲授俄文编目，俄文他可是解放后自学的，居然能讲授俄文编目，了不起吧？唉，可惜去年他退休了……’”沈祖荣（1883～1977），1914年到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1915年取得了毕业证，1916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17年春回国，解开了以抨击传统藏书楼之陋习，倡导建立美式近代图书馆事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三年。由于各种原因，传统的美式图书馆学教学内容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过去沈先生一直讲授的“西文编目”课程亦受到限制。为培养学生坚实的基本功，沈先生在年逾花甲之时，仍以顽强的毅力自修俄语，并创造性地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俄文图书编目法讲义》（1954年武汉大学印行，其后又多次印刷）。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修科获教育部批准，由三年制专科改为四年制本科。1959年光荣退休。书中说沈祖荣1958退休，实际是1959年。上述两处“巧合”，也许不是“纯属巧合”。1959年，徐家麟先生54岁，“铺满花白头发的后脑勺”是有可能的。描写沈祖荣先生为“花白头发老人有着飘飘长髯，颇有一派超凡脱俗的仙气。”，沈祖荣先生时年已76岁高龄，也是有可能的。

他说他一九三〇年辞去广东梅州老家一家私立中学的教职，专程去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习，两个学期后因为家里有变故，只好肄业离校，解放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所以算起来他跟舒甄好算得上是校友——尽管舒甄好一再纠正说陆费老师是老学长，他还是坚持称校友——陆费老师还说他一直记得沈祖荣校长。说沈校长第一次给陆费祥他们班级上课，就当着全班同学问他：“陆费祥，你家跟陆费逵先生同族吗?”吓得年轻的陆费祥嗫嗫嚅嚅道：“陆费逵先生是浙江桐乡的陆费家，学生是广东梅州的陆费家。”沈校长微笑道：“好好，看来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学们，大家要记住了，陆费可是复姓，陆费逵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 （P71）

图谋解读：1929年9月至1930年11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暂附华中大学内），沈祖荣任代主任；1930年12月至1951年8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沈祖荣任校长。陆费祥1930年“专程去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习，两个学期后因为家里有变故，只好肄业离校”，大致学习时间为1930年9月至1931年6月。时间上比较巧。据《钱亚新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P42）1930年10月25日，上午十时，钱亚新先生及文华全体学生，教职员及其家族四十余人乘车前往东湖参观武汉大学新校舍，下午四时半乘车返回。1930年12月1日，“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印章正式启用，宣告文华图书科脱离华中大学。（1930年“6月底，武昌文华图书科本届毕业同学十余人”）。

“我姆妈以前在东吴大学图书馆做事，在那里我看到好多中华书局的书，姆妈告诉我，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说陆费逵的五世祖陆费墀还是《四库全书》的总校官。”（P70 舒甄好说的话）

舒甄好九岁时亲生母亲就病故了。母亲生前是东吴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舒甄好从记事起就喜欢跟妈妈去图书馆上班。妈妈总在忙着编书目，她就乐得自由自在地在阅览室不停地翻看《儿童教育画》《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儿童良友》《儿童世界》这些儿童杂志。她最喜欢的杂志是《儿童世界》,里面配有精美插图和漫画故事。(P79)

此番旅桂探亲，余给囡囡和贤婿捎去的不独是物质食粮，还应有宝贵精神食粮——前几日整理家中书架，寻到囡囡姆妈的两本存书，一本是沈祖荣先生编写的油印图书馆学讲义《服务道德课程》,另一本是刘国钧先生专著《图书馆学要旨》,两书上均有姆妈读书时的圈点及蝇头小楷批评，殊为珍贵。此刻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此番带去交给囡囡珍藏，堪当永久的念想。（P434 舒甄好父亲写给女儿女婿的信（节录））

图谋解读：舒甄好1956年上大学，大约18岁，舒甄好母亲病故的时间大约为1947年。抗日战争时期，沈祖荣确实将讲授过《服务道德》课程，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是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的图书。

资料1：李秉严主编. 四川高校图书馆100年[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05:186-187: 

沈祖荣(1884~1977),四川忠县人。他担任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达20余年,其中在四川长达8年。沈祖荣先生是我国赴美专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1914年,他在美籍人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资助下,留学美国,1917年学成回国。回国后,即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国情。沈祖荣先生无论在开展宣传和对中国图书馆状况的调查,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拟或是兴办图书馆学教育,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面,都强调不要照搬外国,一直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

沈祖荣先生早期致力于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继而创始性的兼顾培养档案管理人才。他作为一名教授和校长,对教学严肃认真,讲授了多门课程,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讲授《服务道德》课程。他对档案管理员的要求,是要与档案共存亡；他对图书馆员的要求,特别强调要在开放的时间上,管理图书的方式方法上,充分给予读者以方便。

 资料2：《图书馆学要旨》，刘国钧著 中华书局1934年版。刘国钧(1899—1980），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他在文献编目、文献分类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书史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本书关于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对图书馆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