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半是原湖南师范学院的所在地。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从溁湾镇老汽车西站步行到湖南师范学院的老校门，刚好2.5里。当年我第一次到师院报到读大学，就是从常德坐车到溁湾镇老西站，下车后肩挑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只装着各种杂物的脚箱，另一头则是被褥行李，然后一路讯问着找到二里半的师院所在地。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二里半就是师院，师院就是二里半。

我们78级这个班，是恢复高考后湖南师院教育系的首届，学校及系里十分重视，收拢了因“文革”被分散各处的老师，组建起了机构，建立起了课程体系。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系主任彭祖智老师面色红润，衣着整洁，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走路带风；书记田玉珍老师面带慈祥，和颜悦色，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十分亲切；学生干事陆葵秀老师才随先生调来师院，腼腆而清秀。

教育系办公和上课就在岳王亭下边隔一条小路的一座三层楼小院里，一楼是教育系，二、三楼分别是历史系和政治系。当年教我们的老师，不少是学术造诣精深的大师，颇有名气。心理学方面，陈孝禅老师乐观开朗，风趣幽默，上课时或拿自己“文革”时的牛棚经历开涮，或取笑某个心理学老师是“百分比先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陈老1950年受李达邀请，赴湖南大学文教学院教育系任教，创建了国内最早的高级神经活动实验室，在心理学界影响很大。张德琇老师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归国后生活简朴，学问专深，教学认真负责，而且极富个性，交作业时我们去过二里半村二楼她独居的那间小房子，男同学一般不进房间，需要把作业放在窗台上。杨继本老师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他本科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硕士中央大学研究院毕业，在汉字认知心理研究方面富有造诣。孙名之老师是我国心理学界“北潘南高”之高觉敷先生的高足，翻译的《梦的解释》曾产生广泛影响。胡启先老师是教育系恢复招生后从精神病院调过来的，教我们的《变态心理学》，上课时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精神病专家特有的气质。李仲涟老师教《心理统计与测量》，他关于超常儿童的实验研究在当时产生相当影响。郑和钧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毕业的研究生，“文革”时下放某中学教英语，也是教育系恢复招生后才回到学校执教的。

教育学方面，陈友端老师是老资历教授，1954年湖南师院就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教育学》（上下册），是国内教育学者建设中国教育学教材的较早尝试，担任过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名誉主委。郑其龙老师1981年版 《论教学规律》是国内较早的教学专论，他的讲座《孔子世家》让我受益匪浅，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讲座笔记。王隐雄老师教我们的《教学法》，对凯洛夫和赞科夫教学思想的研究有独到见地，读书期间我还专门到他居住的小屋，向他请教这两人教学思想的异同。尹旦侯老师学识渊博，脚穿一双平底布鞋，讲授《中国教育史》时喜欢走下讲台，边讲授边在课桌椅间缓步穿行。卢曲元老师教《教育原理》，思维活跃，擅长思考和论辩学术问题。胡资云老师教《外国教育史》，英俊潇洒，身材匀称，标准的美男子。涂光辉老师从第一师范调来师院不久，她教授的《德育原理》我听得十分认真，也颇有成效，课程考试罕见地得了一次高分。雷晋虞老师给我们上的什么课不太记得了，但上课时他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神态，我至今还清楚记得。胡淑珍老师没有给我们这届上过课，但毕业实习时她是我们宁乡师范实习组的带队老师，吃住都和我们在一起。宁乡师范实习组我年龄最小，经验严重不足，无论是上课试讲还是班级管理，胡老师都给予了我特别多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心存感激。实习结束后我一直与胡老师保持着联系，至今不曾中断。

除了专业课外，公共课老师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例如，生物系的刘英老师，胖胖的有点象俄罗斯人，教我们的《神经生理学》，她调去中山大学后，我们班还有同学去广州看过她。瘦高的李世康老师是李谷一的父亲，教我们的英语，当时我们的英语基本上是零基础，他是从许国障教材的第一册开始教起的。中文系的杨安仑老师给我们开《美学讲座》，不仅课上得很棒，一身打扮也十分得体，我们私下里都说，到底是美学老师，深谙审美之道，衣着打扮都不一样呀！还有政治系的谭双泉老师教我们的《中国革命史》等。

当年师院的学生宿舍集中在麓山路旁六栋排列整齐的三层楼房里，我们教育系的男生先是住三舍二楼，三楼住的是女生。刚入学时，我同室室友有长沙七中语文老师荣复康、邵东县民办老师申纪云、茶陵县复员军人刘建国、南县文教局干部熊川武、桂东县应届毕业生谢敏和师院附中子弟李劲。我和谢敏住靠窗边的铺位，我住上铺，谢敏住下铺。挨着我们的是熊川武和李劲，对面是荣复康、申纪云、刘建国。后来大概是觉得男女生混住不太方便，学校将三舍统一调整为女生的专用宿舍，我们就从三舍搬到二舍，宿舍里的同学也有所调整，陈民众、林有祥、张际、姚少怀、王令讯等同学也曾与我同宿舍住过。

入学时我们班45个同学，除谢敏、袁友芳、贺国庆和我是应届生外，其他都是往届生，年长的35岁，孩子已上小学。尽管年龄大小不一，社会阅历、成长背景千差万别，但同学们都是十年动乱过来的人，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都十分投入认真，最为突出的当数石同学和申同学。申同学住我斜对面的下铺，印象中大学四年他基本都是守在宿舍里忘我地读书，很少离开他床前的那张书桌。毕业分配时，省教科所需要挑选一名优秀毕业生到该所工作，因为大学四年总成绩全班第一，全无人脉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然人选。申同学后来能够成为分管高等教育的副厅长，大概率也主要靠个人努力和打拚。

当然，班上也有不怎么读书的。兰同学来自浏阳农村，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进校时说是24岁，瞧着却有42岁。我们那时吃饭，是八个人一桌坐满后开餐的那种，兰同学总是最后吃完的那个人。常常是上课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才边咀嚼着边急匆匆地跑进教室，然后在教室前面显眼的位子坐下来，上课听不到一刻钟就会酣然入睡，是鼾声很大的那种，常常把大家弄得哄堂大笑。他做的最荒唐奇葩的事，是某一天忽然心血来潮，特地步行到湖大邮局，给班上的几个女同学分别同时邮发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这些大作后来被那群愤怒的女生加上批注评语后，张贴在我们班教室后墙上公开发表了。毕业后兰同学好像是回了原籍，之后再无他的任何消息，曾有同学通过公安厅专门的人口查找系统找寻过，也不知所终。

与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功课学习是抓得不紧的，可能是自认为还年轻，来日方长吧。多余出来的时间呢？一部分花在图书馆漫无目的地阅读上。现今本人还残存的一点中外名著底子，就是当年打下的。还有一部分时间被挥霍在一些随性而为的活动上，如下象棋、拉小提琴等。毕业晚会上，笛子独奏表演时遇到突发状况脱口而出的一句家乡土语“那门搞的，吹不响？”至今还是同学聚会时，大家经常提及的趣事。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还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跟着一位廖姓师傅学拳击，早上天还未亮就起床，从学校搭乘最早过路的班车到溁湾镇，然后换乘另一趟班车赶往河东天心公园训练，风雨无阻，直到毕业离长才作罢。

通常情况下，周五的下午五点左右，学校广播里会传来一阵美妙的音乐，给正在教室或图书馆苦读的同学们带来丝丝轻快和愉悦。因为音乐告诉我们，周末到了可以好好休息了，晚饭后学校操场上会有电影看呢！当年师院操场就是今天师大图书馆所在地，那时学校没有室内体育场馆，大型活动包括看电影都是在露天大操场上进行的。为占据观影的好位置，晚饭后同学们会拎着小方凳，三三两两来到操场，找最靠近银幕的位置坐下来。票价大概是五分，若是不想花钱也行，在操场边的围绳外找一处地儿站着，虽不太清楚但也可以看到操场中央的电影图像。有时候正放着电影，天下起雨来，雨小就撑把伞，如果被前面撑伞的挡着了视线，就想法插空或者站起来，更后面的就开始站在凳子上，就看谁更高些。万一雨下得太大了，就撒丫子往宿舍跑，反正操场过马路就是宿舍，近着呢！

那个时候，读大学基本上可以不用自己掏钱，带薪学习的同学可以按月领工资，不带薪的学校也会发饭菜票，那些饭菜票是可以在学校商店兑换日用品的。那个时候，冬天似乎格外的寒冷，路两边低矮的女贞叶面上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片，下晚自习返回宿舍时，路边叫卖的馄饨摊炉子上冒出的阵阵热气，使人倍觉温暖。那个时候，每到周末长沙本地同学会各回自家，偶尔我也会去坡子街杨青云家，杨妈做得一手地道的好饭菜，特别是那碗酸菜汤呀！至今让人回味无穷，心生留念……

后记：2022年是本人大学毕业四十周年，年末偶尔翻看大学时期的照片，勾起许多的回忆。过年这几天正好有点空暇，草就上述零散文字，聊以自慰。

湘水余波

202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