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追忆人生导师王书锦先生

                                          文/胡江春    

        王书锦（1931.12-2022.12）

1931年12月7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至1952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1954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攻读微生物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张宪武教授，从事共生生物固氮研究。1960年毕业留所工作，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8月起历任微生物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生导师。2000年先后被东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聘为兼职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遗传学会微生物遗传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顾问、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海洋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电影《寻梦环游记》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被遗忘才是。”

2023年3月一天的凌晨，我从梦中醒来，恍惚记得从南实验楼出来，迎面碰到王先生，正在去实验室的路上......朦胧中突然地意识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清醒后，不禁恸从中来，继而，潸然泪下。按理说先生离世几个月了，早就该写点什么，但潜意识很难接受他离去的现实，更怕触碰内心的隐痛。往事历历在目，不由思绪万千........

                          人生若只如初见

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87年咨询报考研究所，先生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信末落款：紧紧地握手！感觉到一股温暖神奇的力量。而从这以后，做先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再成为工作中的同事，甚或朋友，几十年的运命，紧紧的相连在了一起。

记得第一次照面，实际上是擦肩而过。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1988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来沈阳报到，并不知道先生的样貌。当天傍晚，在研究生宿舍的楼道里，迎面见到一个和善的小老头，老先生目光炯炯有神，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擦肩而过的那一霎，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感觉，扭头望着先生的背影，我在想，莫非这是我的导师？事后方知，老先生那次真的在找我，手中拿的是一包送我的砂糖。第一次见面，颇有点戏剧性。第二天到实验室，看见王先生和我的同届师兄弟邵军见面，一个大大的拥抱，着实吓一跳，但却一下子消除了我紧张、拘谨的情绪。后来见多了王先生和学生的“拥抱”，渐渐地习惯并喜欢了这“平常”的见面仪式。  

依然记得第一次做微生物实验，先生动作娴熟、严肃认真的样子。如今的教授亲自做实验的已不多见，但先生直到八十岁时还亲自动手；还记得1989年秋天，第一次跟先生去黑龙江寒区850农场出差。由牡丹江转车傍晚出发，凌晨两三点下车。车门一开，寒气袭来，幸好穿了先生事先送的薄毛裤。因为没有月台，天又黑咕隆咚的，我们相互搀扶摸索着下车。先生打着手电，大家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远处有人呼喊、打手电接应，感觉像在探险......时光荏苒，还记得第一次在大豆田间考察和采样，做农艺性状调查，如数豆荚、数豆子；春播时在长木条上刻等距标尺来摆豆子，憧憬着幼苗的茁壮成长，新鲜又好奇的情形；也记得1989年第一次去西安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总结刚获得的试验结果，写成一个论文摘要时的茫然。先生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几乎逐字逐句的一起斟酌修改。而我，在这中间不断成长。后来，先生也鼓励我推敲他的文稿，每每获得一点肯定，便信心大增。他常说“文章不怕改”，这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浅；犹记得先生的一句话，就将我第一次作学术报告前的忐忑不安消于无形。先生说：“自己做的工作自己最清楚。你就是专家，大家不过是在听你讲解”；至于在先生鼓励和指导下，第一次转让科研成果时的激动和兴奋，自是铭心刻骨，多年过去，却宛然如昨。

          1988年9月王书锦先生给学生们的回信          2008年王先生和张立新（右一）与笔者                     回想这一切，点点滴滴，不绝如缕......“当时只道是寻常”，而今，“谁念西风独自凉”！                                                                                                     

                                  成如容易却艰辛

我们1988级硕士毕业时，鲜有报考博士研究生。先生为我没有继续深造深感惋惜。在留所工作后的4年里，每到招生报名时，都要问询并劝导。精诚所至，终于在1995年，我决定攻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就此，也走上了新的学术道路。先生对学生的影响，可谓深远，知遇之恩，没齿不忘！  

第一次体会到先生在学术上的前瞻与洞见，与我做硕士论文有关。1989年夏天，先生给我的选题是做大豆重迎茬连作障碍。说实话，开始心里有些抵触，觉得有点不够高大上。先生看出来了，开导我说：“做科研既要讲科学，更要理论结合实际，服从国家的需要，一样可以做出好的成果”。经过到黑龙江三江平原一段时间的实际调研和文献查阅，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和意思的课题。在先生指导下，经过深入的钻研，针对微生物产生的毒素，结合大豆共生固氮植物与微生物互作的特殊性，果然取得了喜人的突破。几年后的1996年，在黑龙江省号称组织了百名专家联合攻关几年无果后，“重迎茬大豆根系及根际微生物分泌物的种类及其毒害和调控技术”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中之重”项目的难题，面向全国招标。我在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主笔起草标书。几年前的研究成果就在这次激烈的竞争中，为我所战胜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张辐锁教授团队在内的竞争者，拿到第一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生指导我做博士论文把海洋放线菌MB-97应用到克服大豆连作障碍上，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1998年技术转让公司并合作，2000年就完成了国内第一个应用在农业上的海洋微生物制剂产品，这让国内研究海洋微生物的同行刮目相看，因为他们大多数才刚刚起步。该技术项目为第一个以我为主的科研成果转让，其转化及产品成功登记、应用，都是在先生的大力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从中我学到了很多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并为后来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9912的转让，创制新微生物农药，做了有力的铺垫。

2015年的某一天，偶然发现先生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两张真菌孢子电子显微照片。我一下就认出，它们是26年前做硕士论文时，从重茬大豆根际土壤中分离到的紫青霉菌891，它产生的毒素对大豆有很强的致毒作用，是我们近二十年前赢得国家招标课题的“有功之臣”。我想，除了他老人家和我之外，怕是没有第三个人，看到它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令我非常感动！

                          任尔东西南北风

面对科研工作遇到的人为干扰因素，先生曾经对我说起他的科研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他认为植物应该和根瘤菌一视同仁，提出将提高植物光合效率与强化生物固氮联合。然而，这一学术思想却遭到权威人士（院士）的贬低，被公开的讥讽为“大豆和根瘤菌一锅煮了......”。但先生坚定地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不懈努力，最终争取到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遗传所、长春物理所等七个单位，联合开展跨单位、跨学科的“高光合高固氮根瘤菌-大豆作物共生固氮体系的研究 ”攻关项目，就是要“大豆和根瘤菌一锅煮”了。研究工作从东北到海南，真可谓“大豆根瘤菌，高光固氮齐。南北共一釜，相煎莫太急！”。联合攻关取得科技成果，于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之前，还发生过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王先生带领课题组和研究生张红樱发现快生型大豆根瘤菌是多鞭毛的，电镜照片为证。但是囿于慢生根瘤菌是一根鞭毛的成见，却被公开的质疑甚至指责，上纲上线到几乎不堪的地步。但是，先生却骨头够硬，坚不让步，继续工作。直到北京农大陈文新教授发表了中华根瘤菌是快生型的种属的定论，才结束争论。还有先生研究Vc发酵自创有点神秘色彩的SMA探针新技术，也在非议声中获得成果，技术转化给北大四通公司。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刊»发文公布重要成果称“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王书锦研究组采用大小菌发酵新技术改进了维生素C生产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古龙酸产量，使我国维生素C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将对维生素C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不少，我虽未全程亲身经历，但它们却影响到后来我工作上的态度。那就是：研究工作中认定对的就一定要坚持，不要为外界人为因素所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人生短暂，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哪怕一生悬命，还可能一事无成，更何况做墙头草？！

先生曾多次说：“不少人看上去忙忙碌碌，也很辛苦，但一辈子下来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成果。要避免这样，就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做正确的事，还要抓住关键不放，最忌讳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追热点”，学生铭记在心。我们涉足海洋微生物的研究，首先也是源于国家需要。1990年辽宁省海水养殖对虾病爆发，科技厅找到能做病原菌及其防控的研究单位，就这样我们成为国内最早进入海洋微生物研究领域的团队之一。我也逐步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生命力，坚定了信念，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最早工作的障碍是芽孢杆菌9912抗菌活性肽的分离鉴定，起步异常艰难，连研究生的毕业都受到了影响，差点不能通过答辩。后来决心引入天然产物药物化学解决问题。十余年的发展，课题组仅在这一方向上就先后发现了10种活性肽，其中珠母贝分离摩加夫芽孢杆菌产生的一个系列，由我们自主冠名为摩加夫素（Mojavensin）。目前课题组可以由基因组分析预见性的挖掘到新的化合物，以后还能够进行化学修饰改性，创造需要的结构，实现了研究深度和水平的飞跃，逐步的也打破生物和化学之间的藩篱，跨入合成生物学的门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由此我也再次体会到，在认定正确的方向上坚韧不拔的努力，终将有所斩获。

                               领异标新二月花 

上个世纪末至2010年，用芽孢杆菌做微生物农药还显得比较另类。但是，我们在做成功放线菌制剂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芽孢杆菌抗逆和保质期长的优势非常突出，为什么不做呢？特别是从成百上千的海洋微生物中优选出来的芽孢杆菌9912，更是罕见的表现出文献上都看不到的突出优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华北制药集团在2000年青岛全国土壤微生物会议上，看到我作海洋放线菌MB-97的报告后，积极联系技术转让与合作时，我们果断推出芽孢杆菌9912。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2002年确立技术转让并开始合作，前前后后竟历经十五年，可谓一波三折、九曲回转。这期间爱诺公司先后经历了三任董事长，研发部也几乎换过全班人马，合作项目几度濒临夭折；剂型研发也先后失败过两种，2008年才确定主打芽孢可湿性粉剂，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技术难题，合作项目被公开高调的质疑、嘲讽。怎么办？以先生为榜样，认定了的路就要坚决走下去！终于在2017年1月，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9912由合作公司华北制药爱诺有限公司获得了新农药品种认证，并且是该微生物种的全球首登，也是2003年-2018年间我国贡献给全球的仅有的两例细菌源新型杀菌剂之一。我们这个非农药专业的研究团队，十年磨一剑，到底还是创制成功了一个崭新的微生物杀菌剂。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9912 30亿芽孢/克可湿性粉剂投产后，广受欢迎，先后获得中国农药工业协会2018和2022年度“全国植保市场生物农药畅销品牌产品”。目前，系列产品销售总额逼近一个亿，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爱诺公司连续几年大力开展“9912土壤健康万里行”活动，新产品也已经申请在欧盟登记，持续发展的势头迅猛。科技成果不仅写在了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还将走出国门，造福更多的人。

如今，回想这一切，感慨无不得益于先生的精神滋养和坚定信仰的支撑。先生曾说“做科研要大胆，（做错了）又不能杀头！”。 是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想自己面对的是比杀头等而下的，比如被无端责难、名誉乃至职称上受损，但这又都算得了什么呢？！记得1996年夏天，有路人看到在研究所门前，与三个毕业博士合影的先生时说：“这肯定是个奇人！”。是的，先生因他特殊的身体情况，能够从容不迫地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哪怕是“画堂登猪狗，鞋拔作如意”，其内心该有多么的强大！

                              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培养人的问题上，先生不拘一格，既亲切温馨，更严格要求。他几十年先后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优秀的代表有两位国家杰青获得者，李越中博士和张立新博士。

李越中博士是先生的博士后，曾任山东大学生命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生命学院生物技术系主任，国家人事部授予“突出贡献专家”。他建立了我国最大的粘细菌资源菌库，创立了高等原核生物-粘细菌研究的基础和技术平台，完成成果鉴定2项并实现转让，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研究粘细菌的中国实验室，主编出版两部专著，《药物微生物技术》和《基因组研究与生物信息学》。

 张立新读完先生的博士，先生送他到美国埃默尔大学做博士后，现已成长为华东理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首席科学家，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英国皇家学会-罗氏青年科学家”奖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主编或参与编写八部学术专著（英文四部），获得16项国际专利发明授权，26项国内发明授权专利，目前已在Nature等杂志发表200多篇论文。2020年，他几年未见到年事已高、鲜有外出的先生，我在探望先生时视频连线，他在看到老人家的那一刻，无语凝噎，霎时泪奔。没过多久，他就专程来沈阳看望先生，在所里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恭贺先生90华诞。    

   张宪武先生年过八旬招的学生傅海安，先生为副导师。傅海安成长为科学研究成就卓著的国际知名教授，也多次回国看望先生。他现为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药理学与化学生物学系系主任，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埃默里大学Winship国家综合肿瘤研究中心药物研发部主任和Winship Partner in Research讲席教授，美国国家NIH/NCI化学生物学联盟顾问指导委员会委员, NCI肿瘤基因组学肿瘤靶标研发联盟顾问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化学生物学协会董事会主席。   

1995年6月李越中与王书锦、沈善敏所长 2020年12月张立新在生态所做报告 2001年7月王先生与傅海安在沈阳

 他们是先生培养的数十名学生中的优秀代表。受先生熏陶和培育的学生、工作人员又何止几十人。2007年课题组招到潘华奇入职，经过一段时间，先生大大的称赞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并建议将他作为学术接班人重点培养。先生时常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鼓励他继续读博士。潘博士分子生物学与天然产物化学兼通，在课题组勤奋工作，不断成长，现成为农业微生物与合成生物技术学科组组长。

跟随先生数十年的薛德林，由科研辅助系统人员培养成高级工程师，并成为发酵生物饲料和微生物发酵产业上的复合型人才，就职多家上市公司和企业，成为行业内有影响的实力派专家。作为第一发明人“一种海参用微生物发酵饲料的生产方法”专利技术，转让山东威海金牌饲料有限公司，实现了海参新型发酵生物饵料创制及万吨规模产业化，助力公司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在创业板成功上市。从十八岁开始跟随先生做了近十年科研助手的许广铭，上世纪90年代下海创业，曾任某生物制药公司、现任某建筑公司总经理。上世纪80年代末，课题组在黑龙江850农场做了“几个五”的攻关项目。农场有个科研助手王伟，也在先生的热心鼓励和引导下，逐步成长，从技术员、微生物车间主任，成为黑龙江省卫星制药厂厂长。他们都奉先生为恩师，开玩笑说是先生的“俗家弟子”。王伟曾多次专程从黑龙江来沈阳探望先生，最近的一次是2021年5月，在一起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兴奋。

                      2001年王先生和夫人与学生们的合影

历届学生们对先生感情深厚，敬重、爱戴、感激。2001年，海外的一批学子归来，共同庆贺先生从事科研工作四十八年暨七十寿诞。李忠伟、张惟才、焦鹏、戚波、邵军、侯永敏等都先后回沈阳看望先生。2014年，以王书锦先生名字命名的微生物新种被分类学国际权威期刊IJSEM授权和发表。先生的作风也影响了几代人，我的学生们对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2019年适逢先生八十八岁米寿，在国内工作的毕业生陈丽丽、李伟、李占强、牛力轩和于素雅，一起专程来沈阳看望老先生并祝寿。

                            蜡炬成灰泪始干

  2001年先生退休仍不忘科研工作，返聘还像在职时一样，早出晚归，节假日里很多时候都呆在实验室。尽管年过七旬，仍然和年轻人一样，出差到海边、田间、林区、工厂，不辞辛劳。对待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谆谆教导、诲人不倦，手把手的教做实验，学生们无不如沐春风。2008年实验室搬到新区，在通勤往返要两个小时的情况下，每周到新区两到三次。一年四季，寒暑不避，雨雪风霜，甘之如饴，直到2012年。2012年先生已是八十一岁高龄，还欣然的接受研究所的委托，认真撰写《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志》微生物研究的相关内容。作为一名老党员，先生一贯的严格要求自己，九十华诞之际，坚决反对有违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任何形式的祝寿活动，仅让外地赶来的学生去他家中一看。

2022年12月24日，至黑至暗时刻，“新冠”病毒肆虐，先生竟不幸遽然离世！张立新博士、李建中博士连夜赶来，25日，我们与潘华奇、刘丽、徐广铭及先生的亲属一道，送先生最后一程。大地冰封，寒风怒号。噩耗传出，海内外先生的晚辈弟子学生、朋辈学人，无不悲痛欲绝，又因“新冠”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不能从容作最后的告别，而扼腕叹息！

时光却如流水逝，一天一天，一月一月，昼夜不舍。

曾几何时，2022年11月23日下午，是我们最后一次与先生坐在一起聊天，还相约明年再来看望；曾几何时，看着精神矍铄、头脑清晰、身体康健的老人家，我们还一起相约，不久的将来，共同庆祝先生百岁华诞……然而，天不遂人愿，如今，阴阳成永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科学事业，也奉献给了衷心爱戴他的学生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23年9月4日

  附注：胡江春，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hujc@iae.ac.cn 13610813856(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