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先生德高望重，不是一般的大师，被誉为“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中国理论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更难得的是，先生极其低调。因此，很多人不知道他。但其实先生又有很多很牛掰且很好玩的事情可以“八卦”。再次声明，对这些大师的“八卦”，不代表不尊重他们；恰恰相反，本人非常尊重这些大师。“八卦”这些大师，也尽可能地贴近事实，最多加一点点个人的理解。“八卦”这些大师，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应该比八卦各种网红强一些？

中国科学院官网对彭先生的介绍如下：网址http://casad.cas.cn/ysxx2022/ygys/200906/t20090624_1809868.html，物理学家，1915年10月6日生于吉林长春，籍贯湖北麻城，2007年2月28日逝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先后在中国开展了关于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先生籍贯湖北麻城(其父出生地，就是“麻匪”的那个麻城)。其父彭树棠(1873-1941)，晚清举人，1897年往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学校读书，回国后任湖北省师范庚壬堂监学。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急需边务工作人才，娴熟日语、精通法学的彭树棠任延吉边务公暑参事兼延吉开埠局坐办，掌管涉外事务，后任民国第三任长春县县长。据说彭桓武是个早产儿，年幼时体弱多病。

1931年彭先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本科毕业。他的同班同学有钱伟长、王遵明、熊大缜等，高一两届的学长有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翁文波等，低一两届的学弟学妹有钱三强、何泽慧、于光远、王大珩、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戴振铎等。坊间有“清华四杰”一说，指彭桓武、杨振宁、王竹溪、林家翘。

1935年本科毕业后，彭先生留校继续读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的周培源先生。据说，其本科导师也是周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先生辗转去云南大学任教，其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肄业(也可能与周培源先生此段时间赴美访学有关)。1938年，彭先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留学，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玻恩(Max Born，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0年，先生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Ph.D，Doctor of Philosophy，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博士)。1945年，先生再获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D.Sc.，Doctor of Science)。这里涉及英国的博士制度，一般认为，科学博士是“One of the Higher Doctorates”，可以直译为“一种高级的博士学位”。先生1940年的第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为：Application of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ns to the mechanical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metals(电子的量子理论对金属的力学及热学性质之应用)。论文全文，彭桓武第一个博士论文.pdf。此文收录在科睿唯安的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ProQuest全球博硕论文数据库)中，数据库中此文链接为：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301177959，数据库给出了此文的全文链接至Edinburgh Research Archive(爱丁堡大学的机构知识库)。先生1945年的第二个博士论文题目为：On the divergence difficulty of quantized field theories and the rigorous treatment of radiation reaction: with related additional papers(量子场论的发散困难及辐射反作用的严格论述和相关附加论文)。论文全文，彭桓武第二个博士论文.pdf。此文也收录在科睿唯安的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ProQuest全球博硕论文数据库)中，数据库中此文链接为：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1774181965，同样全文链接至Edinburgh Research Archive。

两个博士论文中间这段时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彭先生有两段非常牛掰的博士后(工作，不是学生身份了)经历。1941-1943年，先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DIAS，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和海特勒(Walter Heitler)等合作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发展了量子跃迁理论，主要成果为一系列关于介子的论文，被称之为HHP理论，以作者哈密顿(James Hamilton，先生的博士后同学)、海特勒、彭桓武三人姓氏缩写为代号。此时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刚刚起步，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量子力学奠基人，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孤身一人于1941年创立，海特勒随后加入任助理教授。可以说，彭先生也算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创所元老。1943年7月，彭桓武回到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和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1945年，他又回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任助理教授(独立做科研，可以带博士后了，和几年前的海特勒一样)两年，继续做场论中用生成函数方法表示波函数的研究工作。1947年底彭先生回国。

玻恩对他的这位中国学生非常满意，有说彭先生是玻恩的第1位中国学生，据考证魏嗣銮(后改名为魏时珍)、王福山等曾在哥廷根大学修过玻恩的课程，但从博士导师角度也可以说彭先生的确是其第1个中国学生(玻恩有好几位优秀的中国学生，以后再聊)。玻恩在与爱因斯坦的多封信件中，提及彭先生，赞誉有加。《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1916~1955: Friendship，Politics and Physics in Uncertain Times)中，至少有两封信明确提及彭先生：1944 年 7 月 15日 , 玻恩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我和我杰出的中国学生彭，在一起尝试改进量子场论，我相信我们的途径是正确的。”1944年10月10日，玻恩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改进场理论的量子化。……我相信我们(即我的中国合作者彭与我) 对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相当肯定地说，我们能够摒弃理论中所有令人不满意的东西(如发散积分等等)。我确信它至少像任何值得尊敬的经典理论一样漂亮。”1944年，玻恩所著的世界级经典教材《原子物理》(Atomic Physics)第3版出版。玻恩在该书中引用了HHP理论，同时感谢彭先生的帮助和核对附录证明部分，并赠送彭先生一本亲笔签名的专著。彭先生对这部专著非常珍视，虽异地几处，却一直保存完好。彭先生遗嘱中特意指出：请注意玻恩签名赠予我的一本Atomic Physics有纪念意义。此书现遵先生遗嘱，珍藏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图书馆。

图1：玻恩签名赠予彭桓武的Atomic Physics

在欧洲留学加工作9年左右，通过向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海特勒等人学习加共事，彭先生的理论修养、工作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见识与判断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共同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海特勒在写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时，曾经这样提到彭桓武：“……同事中最受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据《薛定谔传》，薛定谔也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称赞彭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图2：薛定谔(左)与彭桓武在都柏林

欧洲生活，还给先生带来了一段凄美的爱情。先生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时，与他的一个博士后(不是学生，不算师生恋)，美丽的法国女士Cecile Morette，相恋。目前已有的信息看，两人感情深厚。《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在2019年发表Cecile Morette的女儿Nicolette DeWitt的署名文章Letters For love and physics(https://doi.org/10.1063/PT.3.4215)，验证了这一点。信中披露，彭先生决定归国后，有接Cecile Morette到中国完婚的打算，但由于中国时值战乱等原因，最终Cecile没有成行。两人通信至1950年中止。1982年Cecile随美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见到了彭先生。彭先生有次谢绝了派来接送他们的车子，和Cecile一起步行了一段。Cecile后来回忆，两人走路时，他只是告诉她:“我很高兴你还穿着舒适的鞋子。”2005年，Cecile专程来中国看望彭桓武，但即便朝夕相处的同事，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段往事。唯独有一次，大家准备陪着彭先生一起坐车，彭先生说：“你们不用陪了，我们两个随便聊聊。”资料显示：彭先生43岁才结婚，应该与这段情感有关吧。

图3：左侧为Cecile Morette，右侧为彭桓武与Cecile一起骑车

先生与中国期刊界还有一段佳话。2007年1月，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59卷第1期)最后一页，刊发一封更正信：“贵刊2006年1月(58卷1期)登载我文《具有启发性的广义相对论》后，在继续研究中，我发现该文中一等式(该期42页左栏下倒数第12行)右侧第三项的系数有错，-N/2应为+N(N-3)/4。因而此后直至文尾段前的讨论皆应作废。” 这封更正信的发出时间是2006年11月16日，3个多月后(2007年2月28日)，先生仙逝。

图4：彭桓武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的勘误信

先生于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1996年，先生拿出奖金设立“彭桓武纪念赠款”，主要用于奖励和补助早期因参加核方面工作健康受到过损伤的人，包括非常基层的人。本人曾经的一个女同事，年轻时好像是ML基地的护士，不能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孩。这个特殊群体，的确需要额外的关照，不应该被忘却。

先生淡漠名利。妻儿均早于他去世，有一孙女。先生去世时，能捐的全部捐赠了，遗体器官捐献给医院进行医学研究；积蓄近50万元捐给单位(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先生是创所所长)；“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军事博物馆；藏书赠给所图书馆。先生的淡漠名利，对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对他的单位，均有不小的影响。本人听到一个据说很真实的段子，某院士(也是B级LD)的学生们，想给他办个类似寿辰或从教多少年的活动，他犹犹豫豫中。结果，机缘巧合，拜见了彭先生，直观感受到了先生的简朴和低调后，果断放弃！还有一例，工作原因，本人认识CAS理论物理研究所某任所长，也是院士，现已退休，但和先生一样退休后还参与科研，经常看到他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彭先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