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硕博士导师遴选方法答“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

杨军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在与国家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4年后，这段交心之谈因钱学森逝世再度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引发媒体尤其是报刊宣传和研究热潮，并被普遍概括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此后，“钱学森之问”与早前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并成为拷问中国现代教育的灵魂问题。

长期以来，很多学界精英、权威及社会学家也都曾就此进行过深度思考和讨论。很多院校也在硕博士培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其力度不可谓不大，其投资不可谓不强。可以说，高等教育，钱已经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收效甚微。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

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的本科扩招，一直到近年的硕博士扩招。同时，伴随硕博士扩招和学科排名工作的推进，硕博士导师队伍的扩充和建设也成为各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工作。其原因和目的大家都懂，但其逻辑是否正确，为此所做出的各种政策调整和努力是否有意义？其结果是否有价值？似乎并不在考虑之列。

本文从硕博士导师遴选角度解读并尝试回答一下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

早前的硕博士导师的招生资格是一旦获得硕博士导师资格就可以一直招生到退休，也就是“一旦获取，终身拥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让硕博士导师能够长期专注于学术问题，并能有机会通过连续招收硕博士研究生，长期稳定开展学术问题的研究，不用为能否持续保留招生资格而分神费心。缺点是有一些获得硕博士导师资格导师并未能有很好履行导师责任和义务，甚至处于躺平、半躺平状态，很难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此外，近年来，虽然，伴随着扩招本科生的毕业以及其他重要原因，报考和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一直在持续扩招。但是，总体上仍旧处于硕博士导师总量过多，招收研究生不够用的状态。导师之间在招生名额分配中的竞争和矛盾也日益突出，甚至还发生过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学科评估和各种学科、院校排名运动的持续，盲目拔高绩效评估指标成为几乎国内所有院校提升学科和院校排名的当然抓手。因而，硕博士导师也便毫不意外地成为完成各种科研绩效指标的当然的目标群体和具体执行者。

于是，一系列以原本用于评价科研业绩或产出的KPI指标（如，项目、文章、影响因子等等）被转而用于评价博硕士导师的学术水平、带教资格和遴选硕博士导师的当然手段。

虽然，不同院校的具体KPI指标有些差异，总体上也是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无非就是要求同时段内要有在研的国科金等科研项目、足够的科研经费、一定数量的SCI论文等等可用于学科或院校排名的科研业绩。如果不能具备，新的教师就不能入选，已入选就要被停止招生资格。为此，很多院校还一本正经地郑重提出“硕博士导师不是荣誉，而是责任”，并美其名曰需要“动态管理”。

这一骚操作，初听貌似很合理。但仔细一想，既不合常识，更有悖逻辑。

虽然，这一骚操作通过给硕博士导师加码，似乎都能在短期内不同程度提升、催生科研业绩的产出。但是，当很多院校都采用这样相同的操作手段和管理办法之后，从较长时间跨度来看，人均和年均有价值的科研业绩产出量并未见显著提升。学科还是那些学科，院校还是那些院校，排名还是那个排名。唯一留下的就是学术界的内卷又卷到了新高度，终于卷到了硕博士导师层面。从此，学术圈内最后一张安静的课桌也晃起来了。那么，这种骚操作到底错在了那里？

首先，科研业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但是，这与学术水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试想一下，同时段内主持在研项目、发表一定数量论文和拥有足够资金的人与非同时段内主持过基金、发表过论文和拥有足够研究经费的人，哪一位的学术水平更高呢？显然，除了时运之外，两者之间似乎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在当下的氛围里，前者可以入选为导师，后者则毫无资格。事实上，学术水平和能力更与深耕于相关专业的时长和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学科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有关，而与是否同时段内主持在研项目、发表一定数量论文和拥有足够资金并似乎无密切关系。这与汽车司机的驾驶能力与个人驾驶技巧和行驶里程有关之外，而与能否有钱给车加油并无多大关系。显然，以能否加得起油作为是否吊销司机驾照的依据显然是可笑和滑稽的。

同时，简单的以是否同时段内主持在研项目、发表一定数量论文和拥有足够资金作为遴选硕博士导师和是否保留资格的标准也值得推敲。虽然，强化KPI考核指标可以督促催生科研产出数量。也能让一些同时段内满足条件的年轻科研人员快速获得硕博士导师招生资格，有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但是，同时也会让另一些能力和科研业绩相当，但却不那么走运（没有满足同时段内在研项目、发表文章和账上有钱）的年轻人无法获得基本的发展机会，持续从事科学研究。虽然，这样的要求会督促当下的硕博士导师通过更加深度内卷的去争取项目、资金、发表文章，以增加科研业绩的产量，满足学科和院校排名的需要。但是，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除了极少数人员之外，绝大部分科研人员都不太可能在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连续保持在研基金项目和持续的科研业绩产出。这也就是说，毫无意外，大多数的硕博士导师都会面临着因为不能满足同时段内主持在研项目、发表文章和账上有钱的条件而被随时摘牌而取消招生资格2似于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为了保证年度业绩，大多走上了虚拟泡沫经济的发展道路，烟酒公司、房地产企业等便成为股票市场的翘首，很多实体经济体不得不随时被摘牌。

如此以来，大多数科研人员，包括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硕博导师的学术生涯也必然会在退休年龄到来之前都可能会别无选择的、毫不意外的被随时终止。

试想，没有一个稳定的硕博士导师队伍，又何谈培养质量的提升和原始性创新的产生呢？

其次，如此简单粗暴又有悖常识和逻辑的硕博士导师遴选办法在执行中又打着公平公正的口号，罔顾学科特点，所有学科一个标准。这样，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那些能够经得起持续内卷、内耗的传统优势学科貌似还能继续有科研业绩产量，而那些体量较小的学科必然在这样的内卷中不可避免的日益没落。

再次，虽说，学科交叉是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一系列重大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某些学科的科研产能已明显过剩或已发展至学科天花板的大背景下。仍旧只是简单地以是否能在同时段主持在研项目、发文章，且账上有钱等KPI指标作为遴选硕博士导师资格和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过度放任某些学科表面上打着学科交叉的旗号跨学科招生，实则只是为了消化过剩的科研产能，或为原有学科技术探索新的应用场景。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小觑。其中，目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硕博士导师也许在其本专业内具有很高的学术功底，但是，却缺乏跨专业的基本专业常识。这对于很多学科壁垒很高的行业，比如，医疗行业，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目前出就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怪异现象，就是一些缺乏基本医学教育背景，没有临床医师执业资格的研究人员，凭借其在各自专业符合硕博士导师遴选条件的科研KPI产量，并在现有的迫切的学科和院校排名需求及硕博士导师遴选方法的加持下，跨专业招收临床医学（如内外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虽然，跨专业招生并不影响论文的发表。但是很难想象，缺乏学科壁垒很高的相关学科素养的导师，又怎么能做出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培养出具有相应学科素养的硕博士呢？充其量，也只是生产一些仅能满足学科和院校排名KPI指标所需的无知者无畏的虚假创新和真的无价值论文而已。

再者，在目前日益内卷的职称晋升、研究生毕业条件等一系列科研业绩KPI指标的催生下，论文工厂、专利工厂生产的大量虚假论文、虚假专利与目前科研产能过剩而产生的真的无价值研究和论文，已经鸠占鹊巢，严重污染了人类知识库。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研究进入了虚假繁荣的学术荒芜时代。

如此种种，有悖常识和底层逻辑，一手卡着脖子，一手扬着KPI鞭子的内卷的科研管理和评价方式毫不例外的掀翻了学术研究者最后一张安静的课桌。这也才是引发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的根源。

总之，要回答和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必须认识到，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到来，尤其是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科技的发展和技术创新主体早已转移至社会层面，未来的有价值重大创新更多的可能会来主要自于个体或者独角兽企业。而不可避免的是传统的科研院所的贡献可能会越来越低。

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高等院校和硕博士培养在未来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可以预见，硕博士培养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产生创新，而是通过完成对某一课题的研究，培养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和逻辑思维能力，为未来科技的发展培养产业工人而已。

由此可见，硕博士导师遴选和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内卷。而且，回顾历史，又有哪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创新和技术突破是通过如此内卷实现的呢？

因此，必须要有在学术研究者中养的起“闲人（贤人）、门客”的气魄和定力，为硕博士导师们保留一张安静的课桌，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深耕于各自的专业学术领域。只要他们中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能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那就是高等教育成功的标志性，也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的正确答案。

不过，话也说回来啦，在新的产业革命和低智商社会到来的时代，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已经被解构为各种的KPI指标，内卷也已经被演绎为管理者进行工程化管理的通用模式和常见手段。人才那么多，浪费几代，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