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笔者念中学时的母校操场上军训课的照片，我不知里边有没有我。

笔者中学时代母校的水塔，今已废弃，但仍倔强地矗立在校园边上。

笔者的中学时代，这也是笔者现存最早的照片。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来通过考试做了大队（现在叫村）的民办学校语文教师，先后教过小学语文、初中语文。也曾被学校领导赶鸭子上架，被迫教了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的英语。可是我现在的英语都很差，那时更差，大半个学期我只教了26个字母。

笔者做民办教师时与学校老师的合影(第二排右一为笔者）。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从1977年开始，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三年都冒险报考本科，而不像大部分中学同学一样报考中专，终于在1979年以超过当年湖北省高考文科重点线十几分的成绩，考入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师院是一所三四流学校。但在高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的44年前，能考上这个学校，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当时农村的孩子，更是天大的喜事。

大二时的笔者。

大学毕业前夕的笔者(1983年4月）。

笔者念大学时母校武汉师范学院的校门(1983年）。

今天的母校湖北大学一角。

由于夫人(当时的未婚妻）在当时的核工部827厂子弟中学任英语教师，她习惯了军工企业待遇好的生活，要求我大学毕业后到同在宜昌地区山区的军工企业、原航天部066基地(导弹基地）第一中学去工作。于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主动与066基地联系，报名到原航天部066基地第一中学，做了七八年的高中语文教师。我到066基地第一中学工作后不久，夫人也调到该校担任高中英语教师。

在066基地一中附小念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在校门口的照片。校牌为张爱萍上将手书。

1990年我报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虽然考研前就科研能力突出，发表教育论文近20篇，研究生招生考试专业课成绩也考了本专业第一，但外语成绩倒数第一，只考了33分，离当年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的外语最低分数线40分，还有7分的差距。7分的差距较大，因此录取受阻。最后是由于导师、著名教育学家王道俊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会议上拍了桌子，称“程少堂这个考生我迄今不认识，但这个学生不招进来，我一个也不招！”华中师大才将我报到教育部，被教育部特批“破格”录取为研究生。(详情请参阅我《头条》账号中《我被教育部特批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前前后后》等有关文章)

母校华中师大的校门。

母校华中师大的校门。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间本来应该是1993年暑假。导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让我提前半年于1992年最一天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毕了业。

导师王道俊教授、师母和他们的小外孙女、笔者在王道俊先生书房。

导师郭文安教授和笔者本人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

1992年最后一天，笔者正在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导师拍桌子才把我招进去，是觉得我比一般研究生科研能力强不少，又坐得住，是个做学问的料，把我当留校的力量来培养的。但当时适逢邓小平南巡不久，内地研究生中有南下广东潮，我也就决定到广东去找工作。

我决定要到广东找工作后就向导师报告。我跟导师直说，我家里在农村，很穷，兄弟四人中我是老大，总要有一个工资高一点。有一份像样的工资，我就可以不为稻粱谋，就可以为家族做点贡献，然后可以凭我的兴趣去做点有价值的学问。导师王道俊先生听了颇不高兴，说，你非要去广东，这边学校的位置就不给你留了。看我还是坚决要到广东找工作，王道俊先生没有强求，送我出门时说道，找不到就早点回来。

我将个人特点和时代潮流相结合进行全面分析，觉得以我的知识结构、经历、科研能力，到师范大学教育系、中文系做教师很适合，尤其是到师范大学中文系教语文教学法、到教育学院做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优势很显著。因此我计划南下找工作全都在高校找。可能由于有中文系、教育系的双重知识结构，经历独特，科研能力较强，发表的论文较多，讲课也好，我到广东找工作比较顺利。

我当时把深圳教育学院作为我找工作的首选单位。

到了深圳，我直奔深圳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办公室。在深圳教育学院行政楼，我去见中文系主任李裕教授。李裕教授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深圳教育学院马上要合并到深圳大学成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合并的报告国家教委已批准，但批复文件还没有下来，因此深圳市人事局暂时冻结了深圳教育学院的人事关系。”李裕教授可能为了安慰远道而来的我，接着又说：“要不你到中学去吧，深圳市中小学校硕士研究生不少，连博士也有。”我一听他此言，把肩上的牛仔马桶包拿下来，一边从包中拿出一大摞论文（其中有多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体育》《中学语文教与学》等转载的论文），一边对李裕教授说了一句豪言壮语：“我怎么会到中学去呢？李主任你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 李裕教授听我此言，认真看了我一眼，就仔细翻看起我的材料来。看完他说：“我们还真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啊，我专门到好几个师范大学找过，还没有找到你这个条件的，你本科学中文，研究生学教育学，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发表这么多论文，讲课也好，有理论有实践，来搞教师培训，最好了。我们要你，你能不能到深圳市人事局去一趟，跟他们谈谈给个编制让你进来？”

深圳教育学院中文系虽要我，但要我自己到深圳市人事局去要指标，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办成的事情。我在深圳举目无亲。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准备到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找工作。我相信，我是很适合做大学教师的，正常情况下，我要找的高校（都是师范院校），是不会拒绝我的。

穿插说一句，有意思的是，近20年后我现在的工作单位——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办公楼，正是当年和李裕教授见面的那栋楼——原深圳教育学院行政楼。

就是这栋楼。

我于是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去找工作。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领导看了我的材料，觉得不错，要我准备做试讲。一听要我试讲，我就知道来华南师大教育系工作没有问题。讲课吾家事啊。

研究生找工作，都至少要找一个备份的，以供自己选择。因此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确定要我试讲后，我又去了广州师范学院（现广州大学）中文系。我走进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邓应龙教授办公室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邓应龙教授，可能因应对全国各地来广州找工作的研究生已经够烦，因此头也没抬就说：“我们学校名额已满，你到广州师专去看看吧！”他话音未落，我立马回复道：“我怎么会到师专去呢？你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我觉得我教语文教学法是最好的人选。”听我此言，邓应龙教授眼睛一亮看我一眼，很快翻看完我的材料和论文，说：“我做不了主，你明天周五上午十点来，见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崔干行老师，你和他谈。”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确定的试讲时间也正好是第二天周五上午九点。周五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领导和学校人事处汪姓女处长及其他几位老师领导听完我的试讲后，当场同意接受我到教育系工作，并说我来了后，我夫人可安排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做英语教师。

因为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试讲，以及试讲后和华南师大人事处、教育系领导面谈，去广州师范学院见崔干行老师时，比约定时间晚了近40分钟（当时舍不得花钱打的，是坐公交去广州师范学院的）。当我匆匆赶往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邓应龙教授办公室，邓应龙教授一见我就责备道：“你这人啊，约好十点，你现在才到。”一会儿见到崔干行老师，崔老师说：“你的材料看了，欢迎你来。电影《雅马哈鱼档》的编剧章以武，当年从西北以作家身份调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而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只有语文教学法教研室有编制，因此他只能去教语文教学法。但章以武老师一直想去教写作或文艺理论。你来正好让他归队教写作或文艺理论。”这样我就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广州大学中文系两个单位可以选择了。

我还去了珠海教育学院。珠海教育学院领导看了我的材料，听完我的试讲，当即拍板说要我，并主动提出，如果我来珠海教育学院工作，他们在我报到前就可先行安排好我的夫人的工作和小孩上学的学校。家属调动，对刚毕业的研究生可是一件大事。因此我最后决定，去珠海教育学院这家档次最低的专科院校。

1993年4月，笔者到珠海工作后不久，偕夫人、女儿在我工作的单位珠海教育学院校门前合影。

在广东找到工作后，我去华中师大教育系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翟天山副主任（后来先后担任华中师大党委副书记、湖北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湖北省政协秘书长）家里汇报。翟天山副主任小我一岁，平时对我说话很客气。我跟翟天山主任说，王道俊老师、郭文安老师和系领导当时克服那么大困难才把我招进来，可我现在要去广东工作了，真不好意思。翟天山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事后才懂的话：“地球总是要转的。”

我确是适合做学问的。但为何导师要我留校，我当时却非要去广东工作？真实原因以上有所涉及，概括地说主要是以下两个：

首先是广东工资高。到珠海工作，第一次领工资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调到深圳工作后，第一次签领工资的印象更深，觉得研究生毕业先后到珠海到深圳工作的选择绝对正确。我在珠海工作六七年，在深圳工作20年，没有参与炒股炒房。但就凭工资，在中国可以说能过得很体面，可以不在工资以外再为稻粱谋，而能安下心来做点自己喜欢的学问。

其次是我认为做学问(我指的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学问），环境不重要。关于学问环境，当时我的导师、同学都一致认为，珠海不如深圳，深圳不如广州，广州不如武汉，而搞教育科学研究，武汉又是华中师范大学环境最好。我也基本同意这种看法。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环境不重要，至少不是太重要。因为真正的学者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创造他。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珠海教育学院在专科院校里也是层次最低的一档，学术环境当然不好。但我认为做学问也是事在人为。我1993年初到珠海教育学院工作，1994年定为讲师。不久，学院领导要我做了培训部主任。其他老师是不坐班的，我除了校内学生的课要上，还主管珠海市中小校长、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国家推行双休日后，我每周五天要到单位坐班，按说是很忙的。但就在那几年里，我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9篇研究教育规律、教育本质的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每一篇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全文复印转载，有时甚至同一期转载我两篇论文，在教育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那几年我是珠海教育学院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也是当时一直到今天，教育理论界发表研究教育规律论文最多的学者。

1997年，我破格申报副教授（当时要任讲师满5年才能正常申报副教授）。1997年年底，珠海教育学院人事部门通知我拿副教授职称证书。他们给我职称证书时，没发现广东省高评委的评审表就夹在证书中。我看到评审表上广东省高评委写的的评语(这个评审表现保存在我的人事档案中)，马上复印了一份。我以后还复印多份保存，每次想换工作递交简介时就附一份这个评审表，很管用。这是一个让我非常自豪的评语：“经评议，申报人程少堂充分具备所申报的副教授学术水平。任现职以来，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发表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令人注目。经投票，一致通过他的申报。”后来，据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广东省高评委学科主任张人杰教授说：“你这个评语用了‘充分’‘令人注目’等词，是今年广东省申报教育学副教授职称中最好的一个评语。” （有兴趣了解详情的读者，可参阅我《头条》账号中的《27年前破格申报副教授时省高评委给我的靓评》一文，文章中有评语照片）这说明，在最低等级的高校做出的学问，不一定是最低等级的。

我1999年以大学副教授的身份，以全国招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到深圳市教研室（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身之一）做中学语文教研员。众所周知，无论是过去的深圳市教研室，还是现在的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学术水准和学术环境上，都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高层次的单位。但我不管这些，我照我自己的通过“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努力去做一个“理论型的实干家”或“实践型的理论家”之既定方针办事。除了一直坚持语文味教学理论的研究，我还坚持知行合一、道器纵横的学术路径，将自己的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自己的语文味教学实践湘濡并进捆绑提升，是深圳市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教研员职业生涯的20年中坚持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的教研员，也是全国教研员队伍中唯一一个在整个教研员职业生涯的20年中自始至终都主动坚持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的教研员。我这样做，是顶着周围很大压力的，可以说明枪不常有，而暗箭常有。但我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一直坚持这样做下来。

坚持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真正的好处在于，我能经常受到教学实践的启发，切身地、深刻地感受教学实践对我的语文味理论的反馈与呼唤，促进我的理论研究，促进我的理论与实践湘濡并进捆绑提升。而且我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的每一点创新，都会无障碍地及时地迅速地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掌声和鼓励。换言之，我根本不需要再想另外的心思与办法，去提高我的职业知名度，去树立我的职业威信与威望。在1999年底通过应聘考试来到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后，我就为自己立下计划，到退休我要上12堂以上全市性大型公开课，即平均一年多一堂。为何确定上12堂以上大型公开课呢？因为我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12意味着一轮，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探索，足矣。12堂全市性大型公开课从绝对数来说不多，但我希望这12堂课，每一堂都是一块‘石头’。”（程少堂：《程少堂讲语文》，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16页）事实上到我退休，来深圳做教研员20年，我上了20堂全市性大型公开课，平均一年一堂。而且我几乎关于语文味教学理论的所有好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上公开课的过程（备课、上课、课后反思等）。

通过20年的心无旁骛、执著专注、激情浇铸的努力，我终于创立了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表现性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理论（教学法），创立了语文味教学流派，在我国语文界产生了深广影响。

语文味丛书五种。

1990年代初期我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念研究生前后好几届的研究生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们，毕业后凡是在大学工作的，都在职念了博士学位，不少人早就是博士生导师，就是我一直只是一个小硕士。我要是当年留在华中师大教育系任教，若干年后，混上一个博士生导师自然没有问题。但我今天可以毫不谦虚的说，在学问上，这些当年的同学博士、博导们，都不如我。

2012年3月初，本人念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郭文安教授（81岁）和师母（80岁），从武汉到广东旅游，由郭老师在广东各地的学生分别接待。导师和师母先在广州、肇庆玩儿了几天，3月10日到深圳，由我负责接待。我驱车载着老师和师母在深南大道兜风，聊到研究生时的同学在大学工作的后来都在职念了博士，郭老师马上道：“你要读博士干什么？你没有必要。”

好老师永远只说学生的好话。郭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郭老师在深圳玩的几天，逢人就夸我。每次会见其他学生（多半是华中师大教育系1980年代的本科生），郭老师就表扬我：“这是程少堂，在深圳教科院，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老师。”郭老师往往把“很有名”连说两次，而且他喜欢把“很”说得很强调。有时他还补充一句：“程少堂没读研究生之前就很有名。”夸得我直脸红。我驾车载着老师和师母兜风时，耳背的师母在后座高声问过好几遍：“程少堂啊，郭老师老在家里说你很有名很有名啊！”师母也是把“很有名”连说两次。我连忙说：“哪里哪里，只是在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而已，在老师面前不敢说。”

退休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挂在网上，标题为《一粒新词，两本传记，三十春秋——我的“学术生涯蒙太奇” 》。

先说一粒新词。我来深圳工作不久即提出了一个新词——语文味。2002年4月11日，我在深圳中学主讲的全市大型公开课、语文味的发轫之作《荷花淀》，非常成功，影响巨大，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流派由此而萌芽。之后又经过七八年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语文味教学法之“一语三文”（语言-文章-文学-文化）教学模式，在2007年4月28日我主讲的全市大型公开课《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成形。

随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影响日益深广，2007年5月，《程少堂讲语文》入选于漪领衔主编、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这套丛书遴选出全国语文界20位名师，我是华南片唯一入选者。

2009年前后，本人荣幸入选四川师范大学的选修课程《当代十大名师研究》。

2009年，教育部《中国教师报》《基础教育课程》杂志共同发起“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建国60周年特别纪念”活动，本人忝列其中。

2009年，我被聘请担任粤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论述文选读》分册主编(联合)。

2008年、2011年，我的作品演讲词《人生的第一个美梦》，先后两次入选为中学语文教材作为精读精讲课文。

2011年6月30，本人应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之邀，携语文味走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坛。

2015年5月8日，《南方教育时报》发表长篇报道《程少堂：他的“语文味”正在改变全国》。

2015年底，由我主编、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全体成员集体撰写的近80万字的《语文味教学法》一书，在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表现性教学法。语文味至此历经16载风雨兼程，终于从一个词长成了一本书，从一个教学理念长成了一个教学理论、一个教学流派，从一粒种子长成了一片森林。

语文味丛书五种。

再说两本传记。语文味和我本人的语文教育思想早已成为我国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热门选题之一。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我国高校研究生最早以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辽宁师范大学2003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尚莹的学位论文《语文教育的理想王国——语文味理论初探》。此后，随着语文味教学理念在中国语文界星火燎原，同类硕士学位论文层出不穷。近年，更有同一所高校同年级两位研究生均以我为研究题目的硕士学位论文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全国高校以语文味和我本人的语文教育思想为研究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国家图书馆也收藏多篇研究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中最重要的，当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张岩近30万字的长篇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张岩的论文在开题时遭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花絮：其选题被文学院最牛的教授（文艺理论专业）、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王确院长质疑道：“程少堂是个什么人？他值得写硕士学位论文吗？你为何不写叶圣陶这样的死人却写活人？”后来由于有两位评委力陈“程少堂这个人值得写”，才涉险过关。而一年后，也正是这位最牛的王确教授在答辩会上评价说：“张岩，你这篇论文很有分量，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最后，5位评委一致判定张岩的论文为优秀等级。张岩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用传记标题，但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实际上是一部《程少堂评传》。这部著作，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首部系统研究在职语文教师之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传性学术专著。该书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的学术人生从“读书—教书—写书”，飞跃进入“被别人写成书” 的境界。

第二部传记是广州名师、广州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梁青撰写的52万字的《程少堂传》，于2019年5月我退休前夕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在职语文教师的他传，也是我退休时收到的最好礼物。

最后说三十春秋。我直接与间接研究语文味的时间长达30个年头，约略接近30载光阴。“30年一觉语文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就是要朝朝暮暮”，这都是我说过的话，我也是做到了的。我在红尘滚滚的珠海、深圳工作近30年没有炒股票，没有炒房子(别人炒没有错，因为各人追求不同），坚守初心，心无旁骛，激情浇铸于语文味研究这一件事情。经过数十年漫长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我用自己现有生命近一半的时间，创立了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表现性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理论，创立了语文味教学流派，成为被语文学术界专家称为“当代中国语文界为数不多的开宗立派的人物”（语出2013年4月11日下午，《语文报》总编辑任彦钧在深圳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也有语文名师如是说：“程少堂教授凭一人之力，把语文味这个本来不是学问的东西，变成了一门学问。” 求仁得仁，此之谓也。因此在退休时，我没有丝毫按常情一般人都有的惆怅与失落，而是“回头一顾百媚生”，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人生感到无比地满足、欣慰与自豪。

在我们这个“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的时代，博士、教授、研究员并不稀罕。但我这个教授、研究员，与其他绝大多数教授、研究员有一点儿区别——别的教授、研究员大都是写文章、写著作的教授或研究员，他们当然是有贡献，有价值的；而笔者是被别人写成文章研究、写成专著研究的教授、研究员，本人的贡献与价值，不比前者小吧？

我不是什么大学者。但我的学术人生一直回荡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正式退休的头天晚上，特习作了一首有磅薄气势的古风诗《退休吟》以资纪念：

退休吟

从来绝调难为成，

偏有妙曲谱人生。

门前滚滚红尘闹，

心中翛翛神灯明。

唯有激情多奇志，

敢做语文一陈胜。

长啸一声归去也，

功过自有后人评。

谨以本文，纪念我过去30个春秋坚韧执著、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奋斗岁月和光辉岁月！

2023年4月4日

清明节头一天写于深